二
属于澳大利亚“新华人”的文学作品较早进入英语世界的事件之一，是方浪舟的诗。方于1964年出生在福建一个道士之家，童年居于福建山区，后来成为文学教师，从中国赴澳后居于墨尔本，曾在塑料厂做工人。90年代初他的短诗陆续见于澳大利亚中文报端。其中很少容纳这个时代中国诗人所多见的激动，也没有透露出大陆80年代新诗潮的明显影响，而是在中国新诗相对守成的形式中透出对自然事物的宁静感动。1993年他以辛苦打工积聚的钱作为出版资金，通过悉尼双语教育出版社(Bilingual Education Press)出版了自己的诗集《鹰的诞生》（The Birth of An Eagle,1993），这本薄薄的诗集以中英文对照的版式印制，英语译者为张立中（Zhang Lizhong）。这件事虽然波澜不惊，但却是新华人作品第一次以较完整的诗人形象进入英语世界。根据曾任“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作家赵川（Leslie Zhao）发表在“澳洲诗人协会”一本诗刊上的文章忆述，在澳国社会较为浓烈的诗朗诵风气下，方浪舟的“这本双语诗集，不但成了他的身份证明，而且为雪梨的一些诗歌朗读场所，添加了一幅有趣风景。这幅风景是由方浪舟、他的《鹰的诞生》和诗人协会的大卫凯利组成。——由于诗人协会和一些热心人士的推介，方浪舟不时获邀出席一些朗诵会。当时小方的英语不行，他只（朗）读中文，由大卫凯利帮他读英文翻译。在台上，小方总是很拘谨严肃，而大卫总是轻松幽默，不时插进一两句笑话。他俩往那儿一站，那样子，就已经像一出喜剧小品。”[i] 方浪舟介入英语世界的诗歌朗诵，其后果之一，是带动了悉尼其他新华人作家日后参与这类直接面对英语文学受众的活动。
人们无法确切证明是不是方浪舟的“道家”诗风，使他那些并不前卫也不尽成熟的作品一时间竟被推倒华人写作面对英语世界的前台。但他的例子显示了，无论多元文化主义推动的多语言教育扩展到了何种规模，英语的翻译（无论是书面的或口头的）对非英语文学的传播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方浪舟之后，由杨舜和王一燕（Robyn & Yiyan Wang）所编辑的《纸上的脚印——澳大利亚中英文双语诗歌散文集》（Footprints on Paper：An Anthology of Australian Writing in Engilsh and Chinese,1996）出版。这是一个更具雄心的双语传播尝试，由于该书汇集了澳国30位英语和汉语作者各一个作品，每一种原文都被对译成另一种语言（中文部分并且加上了简体和繁体的对照），所以成了一次具有更广泛影响的实验，也成为新华人文学的一次小小的检阅：书中所选作者的半数，即15位华人，其中就有9位属于我所定义的大陆背景“新华人”的范围。他们是方浪舟、冯海山（Feng haishan）、西贝（Siby Jia）、李明晏（Li mingyan）、欧阳昱（Ouyang Yu）、桑晔（Sang Ye）、施国英（Shi Guoying）、曾仁军（Dominic Zeng）和赵川。这一比例显示了另一个方面的事实：新华人文学正在为为一般意义的华人文学注入前所未见的文化交流的压力和动量。
在那些直接面对英语读者的文学选本中，这一点甚至更为明显。例如，由Peter Skrzynecki所编的一本多民族作者的小说选集《影响——澳大利亚的声音》(Influence: Australian Voices,1997)，目的是通过展示在澳大利亚人口中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推介给主流社会英语读者，以促进“多元文化阅读”。其所选译的作品中，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丁晓琦（Ding Xiaoqi）的《玻璃人》(The Glass Man)、欧阳昱的《白鹦鹉花》(The White Cockatoo Flowers)和赵川的《醒梦》(Waking Up in the Morning)三个短篇小说，这使得新华人在入选作者的比例上远大于其他民族背景人士。其中，《白鹦鹉花》写了一个中国人移民家庭中父亲对其成长中的孩子日渐发展的同性恋倾向所感到的焦虑，而《醒梦》则描写了“中国留学生”在凌晨早起打工的梦游般的心理状态。它们为英语读者了解新华人在澳所经受的文化冲击和生活转变打开了一扇窗口。
某些学术性的研究也支持了人们对新华人文学迅速崛起的观感。1994年前后，澳大利亚政府委托五龙冈大学(Woolongang University)进行了一次关于少数民族传媒的研究，从各民族有影响的报刊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根据其发表各类稿件所占用的版面面积统计其内容构成。结果显示，中文报刊有关“文学和艺术类”的内容所占用的篇幅明显高于所有非英语民族报刊的平均值，而中文报刊在文学艺术篇幅的比例又主要是由那些以大陆“留学生”为主要目标读者的出版物推高的[ii]。1997年8月，梅布尔·李教授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Leiden University）召开的第15界比较文学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华人作家：崛起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新声》（Chinese Writers: Emergence of New Voic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的论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察。她比较了来自大陆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认为后者在澳大利亚的存在，更多地体现在生意的成功上，而“没有（如前者般）那么高度集中的学术性、新闻性和想象性的作者”span class="MsoEndnoteReference">[iii]。
上述 两方面的事实（即新华人文学主要作为一种汉语创作的崛起，和它依靠英语的译介被主流社会所察知），在提示一种交流态势的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普遍存在于海外华人文学处境中的紧张，即英语世界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新华人文学的想象世界，或者，新华人文学究竟能够从中获得怎样的证明？
如果说以上所提到的还仅仅涉及一些形制相对短小的作品翻译，而其展示的文学对象又显得比较零碎的话，那么，1995年蒙纳殊大学（Monash University）亚洲研究所出版《苦桃李》（Bitter Peaches and Plums,1995）一书，则在对新华人作品的译介上，算得上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通过两个较为大型的作品——刘观德的著名长篇《我的财富在澳洲》和皇甫君的中篇小说《澳洲，美丽的谎言》的完整英译，这本书使英语读者有可能深入详尽地了解“中国学生”——一个来自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对其早期在澳大利亚谋生的困苦经验的理解和想象方式。由于书中合编的这两部作品都以名义上的“留学”生活为主题，而又着眼于对“底层苦难”的把握（刘观德有一句名言“吃不着苦的苦比吃得着苦的苦还要苦”），该书便题名为“苦桃李”，似乎是借用了汉语中用“桃李”比喻“学生”的说法，这样，当代的“苦桃李”命运，和我国本世纪初出现过的《苦学生》之类的作品，就产生了一种不期而遇、引人注目的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对这两部小说的介绍和分析。它通过两部小说中的描写提示了：新华人的赴澳留学，与其说是出于对澳大利亚社会和自己将可能得到的社会定位的明确认识，不如说是出于面对“西方”的不顾一切的出国冲动，“出国热”（“澳洲热“）的背后包含着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所产生的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这一点可以说在认识新华人文学的价值上提供了极有潜力的启示。我认为，正是和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冲突的有机联系，才使新华人文学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上的“中国性”，而大大区别于早年海外劳工的“怀乡”与“还乡”倾向。然而，这篇译介的重点并不在于研究中国问题或全球化带来文化效应问题，所以并没有在这方面作理论上的深入。它的重点转向了探讨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学生”的行政失误：80年代澳国政府把中国当作其“教育出口”（即广招海外留学生以牟利）政策的市场，才造成了双向的“痛苦”：既使澳大利亚因为数万中国学生的滞留而导致了久拖不决、引人注目的社会矛盾，也使中国人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我们看到，该书的翻译旨趣是为探讨澳大利亚的政治问题提供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学例证，然而，这种“重心偏至”的推介事实上又促进了澳大利亚读者对新华人文学的深入一步的接触。
[i] Five Bells，Sydney, January, 2000
[ii] 相关统计结果可以简化为下表：
报刊样本 “文学艺术类” 内容所占篇幅比例
“华联时报” （大陆新华人当时的代表性媒介，悉尼） 7·32％
“华声报” （由台湾人主办，主要职员由大陆新华人担任，悉尼） 4·48％
“新海潮报” （大陆新华人主办，墨尔本） 4·07％
“星岛日报” （香港背景，以非大陆移民为目标读者，悉尼） 1·61％
“新报” （香港背景，主要以非大陆移民为目标读者，悉尼） 0·08％
“布里斯本华人社区报”（以非大陆移民为目标读者） 0·57％
6份中文报刊样本合计平均值 3·02％
中文以外其他非英语民族报刊平均值 2·93％
英语类日报平均值（未考虑英语的专门文学刊物） 0·85％
资料来源: Rogelia Pe-pua & Michael Morrissey, Content Analysis of Australian Non-English Newspapers,(Stage 1), Centre for Multiculture Studies ,
[iii]一个改写的版本见 Mabel Lee, Chinese Writers in Australia, Meanjin Vol.57, No,3, 1998, p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