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可见，从新华人文学和英语世界的关系来考察这种文学是一种有效的角度，而且可以引发出一些对文化传播、比较文学和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都有意义的问题。本文的考察虽然提示了主要的现象，但并没有涉及其全部。要而言之，澳大利亚的新华人文学在如下几个方面介入了英语世界，并证实了自己的存在：第一，原以中文为表达媒介的作品已有部分被译为英语；第二，涌现了一些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或者其作品主要以英语传播的作家；第三，在英语世界引发了接受性反应（推介、批评和研究）的同时，英语世界中也出现了以新华人作家作品（无论出以中文或英语的作品）为关注对象的批评家或研究者。一些大学的文学教育部门，还出现了以此为选题的博士论文。
这样一种情况，无疑使澳大利亚华人文学获得了社会传播和学术理解上的有力支撑。但是，就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华人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存在有如下问题。必须稍微归结一下这些问题才能使人对真实的态势有较为平衡的认识。
首先，和总量甚大并普遍以汉语媒介的新华人文学现象相比，英语世界已经察知和探索的华人作家作品数量极少。在那些最富于才能并提供了深度的艺术审美价值或文化分析价值的作家作品中，有不少并没有进入英语世界的视野。例如，朱大可的文化批评，随着他于90年代初从中国延伸到澳大利亚，他的那些涉及到唐人街文化、顾城之死和“中国流氓精神”等命题的文化散文，以感应的锐利和表达风格的隐喻力量而引人注目；而来自来自广州的女小说家林达的短中篇小说，其对人类生活的哲理领悟和高度风格化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澳大利亚华人作品中是罕见的，她的作品除了在悉尼中文报纸连载外，也在《收获》杂志接连发表。这些新华人文学中最具创意的部分文本，尚无法在英语世界找到任何传播的痕迹。
随之，第二，如前所述，英语世界对新华人文学的译介和注意，其选择具有明显的偏狭性，它有时着意于为某些和华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寻找文学例证，有时着意于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调研而描绘一些由少数族群文学现象来构筑的文化风景，有时仅仅出于翻译者或研究者个人的偶然兴趣。从总的社会文化格局来说，华人文学，乃至一般意义的“少数族群文学”，无论它们包含了多少可以丰富人类精神生态的奥秘，可能都难以改变其边缘性的处境。深入地说，这可以视作第三世界背景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一般处境的反映。
第三，亦如前所述，在和英语世界的关系中，华人文学存在着被作“东方主义化”处理的倾向。这除了表现在前述那种鼓励对中国或华人进行奇异化定型的可能以巩固文化偏见外，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即英语世界通常不对华人（华人作者或其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华人精神）作背景上和性质上的过细区分。“华人文学”其实包含了相当混杂的内容，在老一代移民的朴素绵长的口述体表达，和当代港台移民文学较为飘逸写意的品格，以及新华人文学的沉重而不安、猛烈和繁富的文采之间，有着不同社会时代不同移民经历和不同现实处境的差异，英语世界在历史理解的层面上并非对这些“族群断层”毫无意识，但通常难以或不去深入这种差异和各种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无形中对“华人文学”维持一种普泛化总体鸟瞰的言说姿态。
最后，这个案例也提示了：华人文学在英语主流社会中被接受、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经受主流文化选择、过滤和重新模塑的复杂过程。那些成功地穿越了英语这种“介质”的作品，连同那些被鼓励直接用英语写出的华人作品，最终在英语受众那里创造了一个关于华人文学想象世界不无特色的欣赏、理解空间。通过一系列文化代理机构和文学代理人的居间调停，华人文学在经验和表达上的陌生性，经过审慎的提炼和“熟化”，开始以比较受落的样态端上了多元文化共处、繁花似锦的文艺盛宴（连同来自其他语言的其他经过类似处理的少数族裔作品一起），以满足万方会聚的社会想象，虽然这种满足——作为“艺术的”代价——不时会被辛辣的讽刺和反抗的嚎叫所惊动。美食也可以带刺。另一方面，大面积地沉默于英语“介质”以外的“原生的”华人文学想象活动已经被区别了开来，作为比前者次一等级并且更为边缘的存在。在这种默然而成的文学传播秩序中，有一种权力，控制着属于它“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华人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公正地说，这并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机制，而是一个不断遭遇和吸纳外部挑战的过程。以我前面陈述的情况为例，如果说，桑烨已经不是英语文学的“外人”，那么桑烨的写作除了有能力满足大部分他的读者的“东方主义”想象，他也有能力挑战这种想象，而欧阳昱的挑战意图常常更为外露。这样的挑战，甚至常常成为一些已经进入英语世界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主题。但是，我要指出，这种挑战，只要仍然发生这种传播秩序的语境下，就不会根本动摇这种控制性的权力，甚至这种挑战就是这种权力的证明——它使控制和逾越成为动态的风景，成为一种延伸着的文学想象的旅程，和一种关于文学交流价值的社会想象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