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思文化，关怀终极

——评汪应果《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

吕周聚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汪应果先生退休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作家。前几年，他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众所周知，澳洲是一个目前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本以为退休之后他不再受原有体制的拘限，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充分享受澳洲明媚的阳光、美丽的沙滩和新鲜的空气，享受中国人所向往追求的天伦之乐，没想到，他到了那儿根本没闲住，甚至比在国内时还要更忙——办学校推广中华文化，学英语了解澳洲文化，同时他也没忘了自己的老本行，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关注国内的事情，并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写下来，很快积成了一个集子，由香港奔马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便是他这一时期勤奋思考的结晶。

一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汪应果先生对中国文化非常熟悉，自觉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优秀因子。在他身上，儒家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如《灵魂之门》、《海殇》等）早就有所表现。现在，虽然身处遥远的澳洲，但他依然像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时刻关注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其关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往。

作者早年就曾到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访学、教学，对海外华人的生活有着较多的了解。现在自己正式移居澳洲，成了海外华人的一个分子，对海外华人的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中国人移居到西方国家，面临着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原来秉持的中华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必然产生矛盾冲突。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文化环境，就成了每一个海外华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人们采取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尽量抛弃原有的中华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使自己尽快融入西方文化之中；二是坚持中华文化，协调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实现文化的和谐相处。可以说，这两种态度都有一定的道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选择哪一种都无可厚非，但不同选择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换言之，海外华人的命运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文化选择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很多海外华人抱怨华人之间不团结，各自为战，如同一盘散沙；更有人将海外华人比作螃蟹，前面的上去了，后面的非要扯前面的后腿将之拉下来。海外华人为何会这样？作者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其深层的根源，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和宗法制社会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作者主张向犹太人学习。在作者看来，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团结精神方面二者之间则有本质区别。向犹太人学习什么？作者认为应该学习犹太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学习他们的团结互助精神，学习他们的求异思维，这样，方可有望改变海外华人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

在《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中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但这种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而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探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之争日益突出。作者早就关注中国的领海问题，其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海殇》就以历史上中、日之间在南海上所发生的战争为题材写作而成，表现出超前的历史眼光和炽热的爱国情操。今天，面对愈益白热化的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作者提出了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主张，即走文武兼备的道路。“文”,只剩下了最后一条出路，这就是国共两党联合，两岸联合，共保中华民族的祖宗留下的生存立身之地，舍此别无他法。“武”，则应从和平的角度出发，坚持爱因斯坦的“战斗的和平主义”，别人的土地一分一寸我们都不能要，但是祖宗留下的海疆，不能因为一群“天津泼皮”的胡搅蛮缠大肆哄抢加上背后山姆大叔的蛮横撑腰，就拱手让人予取予夺（《崛起,还是衰亡?决战在南中国海》）。这虽是个人己见，但却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经济的繁荣昌盛之外，还要有文化的繁荣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继承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来吸收外来文化，使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这种观点虽然早已有之，但作者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呼吁，更加具有感召力。

二

汪应果先生退休后到澳洲与家人团聚，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金钱、物质、名利对他而言都成了过眼烟云。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生活环境，他不再花费时间精力关注形而下的问题，而是开始关注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人的灵魂问题。

有人说，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民族，这话有一定道理。儒家文化强调积极入世，因此关注当下的现实成为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加关注形而下的现实，而较少关注形而上的彼岸；中国人注重物质层面的享受，而缺少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西方是一个宗教化的社会，其国民大多是教徒，具有宗教意识，他们不仅强调现实世界的修行，而且关注未来世界的命处境，关心人死了之后的问题。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圣经》等宗教典籍中，而且也表现在《神曲》等大量的文学经典之中。身处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之中，作者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对灵魂这一复杂的宗教问题、哲学问题充满了好奇。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声称：“这本书我想解答一个千古以来人们苦苦求索的终极问题，即宇宙从何而来？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我力求用简短明瞭通俗易懂的语言，运用中国古代哲学与二十世纪量子论的知识，运用东方“悟”性思维与西方实证逻辑思维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解释，并做出许多令您臆想不到的全新的结论，使您阅读后产生一种大彻大悟大解脱的惊喜。”（《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序言）这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出发点，也是他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目的。作者由此出发，对这些问题行了深入思考，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人究竟是否有灵魂？人死了之后是否有灵魂？灵魂是一个什么东西？具有什么作用？这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甚至成了一个科学问题。作者虽然是文学教授，但他对科学素有兴趣，他关注当代科学的发展，并试图运用科学理论来探讨、分析、解决复杂的灵魂问题。对于灵魂问题，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中国多年来奉行唯物主义思想，因此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灵魂是不存在的，但在作者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作者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来反思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自秦汉隋唐以下，中华文化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以后封建专制统治者‘与时俱进’，并伴随着科技的精进，使其统治术日臻完善严密，最终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和个性的张扬，中华文化从此振兴乏力，到了现在已是危机重重了。”作者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并进一步探讨问题存在的根源，“文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没有抓住振兴民族文化的关键即铸造民族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唤起一个民族对终极真理孜孜以求的追索精神。历史证明，民族的盛衰总是跟此相连的。”（《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可以说，这是作者探讨灵魂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目的。由此来看，作者对灵魂问题的探讨，并非是纯粹的宗教、哲学研究，而是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影子。

与以往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灵魂问题不同，作者试图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来探讨灵魂问题，对“宇宙是什么？人死了还能生吗？”“灵魂是怎样产生的？”“生命是什么？每个人生命的出现都是必然的”等复杂问题做出了富有新意的阐释。诚如作者所言，“我的文章可以说是第一次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灵魂，可说是开创性的，而且第一次依照物理学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灵魂学的哲学理论框架，今后的任务就是需要寻找实证来证伪并由科学家来设计各种实验来证明就可以了，为此我还提供了最新的科学实证的例子来加以证明（在爱本的例子里，我在正式出版时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他在完全失去生命体征的十天中，他跟一位女子的交流是完全没有语言媒介的直接灵魂交流，这个细节很有科学价值）。可以说我的文章是把人们从古代的哲学、宗教学的悟想，西方人的猜测和竭力寻找事例来莫衷一是的证明中带到了一个建立科学思维框架的基础之上，为今后灵魂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而它对重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的意义也将极其深远。”（作者给笔者的来信）至于作者那些复杂的、不乏新意的理论观点，我就不再赘述了，相信读者读了后定会有所收获。

三

汪应果先生是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与一般的研究专家不同，他不仅从理论上来研究巴金，而且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巴金的思想主张。读了《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之后，不难发现这本书在某些方面与巴金的《随想录》具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不仅表现在朴实无华的文风上，更表现在作者独立思考、说真话的思想言行上。可以说，作者继承了巴金的精神，并将之加以发扬光大。

巴金的《随想录》中的早期作品写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极左思想在当时大陆文化界依然大有市场，这些作品无法在大陆发表，而是首先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后来渐渐地传入大陆。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倡说真话，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来反思文革，主动承担自己对文革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与后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不同的，因为伤痕文学也好，反思文学也罢，都把文革的责任推到了林彪、“四人帮”头上，很少有人像巴金这样从自身来寻找文革产生的原因。正因如此，《随想录》被誉为“民族的良心”。巴金为当代作家、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也为作家、知识分子继续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深受巴金《随想录》的影响，秉持说真话的原则，对当下国内的某些不正常现象进行思考与批判。身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知识分子，作者自然对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现状了如指掌，在看到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成绩的同时，作者也看到了其中所存在的某些严重问题。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站在文化的高度，从文化的角度来探寻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作者看来，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不仅与目前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而且与知识分子的道德滑坡有着内在关联。何谓知识分子？是否有知识的人就都是知识分子？“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在拥有知识并作为知识从业者的同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他们始终是社会的批判者。也就是说，批判是他的职责，因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在“逆淘汰”中堕落》）由于各种原因，许多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这一权利，同时也放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放逐了自己的社会良心。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不仅需要有知识的人，更需要既有知识又有良心、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的脊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载体。文化是一个大杂烩，几乎无所不包，什么都在文化的范畴之内。正因如此，不同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正能量，有的是负能量。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发扬具有正能量的文化，驱除负能量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价值之一就在于解构了传统的封建专制文化，使民主、平等、科学等理念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文革之后，巴金在其《随想录》中进一步反思文革，发现了文革中隐藏的封建主义思想，并对之进行批判，可以说，巴金在新时期发展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汪应果先生在巴金的基础上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富有新意的观点。在一般人看来，民主是西方的泊来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的基因存在，但作者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具有封建专制的基因，也具有民主平等的基因，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清除封建专制的文化基因，弘扬民主平等的优良传统，“我以为中华文化复兴的目标和任务，就应该是：高扬三皇五帝的民主文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高扬古代神祗的牺牲奉献精神，反对‘精致的利己主义’；高扬屈原的清流独立人格，反对权钱收编的浊流文化。高扬敬畏探索“天道”的终极价值，反对功利的食槽文化。”（《也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既是作者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美好远景。

汪应果先生移民澳洲，一方面是固然是为了与家人团圆，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自我放逐。他要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换一个新的地方、用一种新的方式生活，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忧国忧民。作者从当下的社会问题出发，探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命题，体现出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来探讨灵魂问题，对这一古老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充满了终极关怀精神；作者敏捷的思维能够抓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透过表面现象抓住其内在的本质，对问题的分析透彻深入。由于作者知识渊博，能够运用通俗的语言、简洁的手法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清楚明白地表述出来，作品充满了生动性与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