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已在香港“三联书店”上市，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写了篇评论曾发在澳华文学网上，惜因数据丢失不能恢复，现在祝贺澳华文学网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际重发一遍。
復興中華文化的思維之綱
——《文化憂思與生死奧秘》中的憂思奧秘
朱 壽 桐
一、引言
我一向以爲：文化話題是時髦的，但也是永遠的。我們面臨的困難就在於如何使得這個時髦的話題透析出永恆的內涵。不過看了汪應果教授的《文化憂思與生死奧秘》一書，又悲哀地感到：涉及中華文化的憂思最好永遠是時髦的話題，如果讓這樣的話題永恆或長久，那就太悲哀了。
汪應果教授的《文化憂思與生死奧秘》是一本文化雜文，篇幅不大，但誠如題目所示，意氣宏博，取思深邃，誠為中華文化復興的認知之要和思維之綱。
初次閱讀的印象就是由一系列思維的衝撞構成，你能感受到書中有許多新鮮的觀點、新穎的視角，它們撲面而來，令你產生許多感觸甚至慨歎；讀罷掩卷，又覺其意未盡。以汪應果教授大半生在國內歷經日偽、民國、中共政權三代的經歷，以他中年之後在國外訪學、教學、講學最後晚年移居澳洲的生命歷程，難道在他赴澳後發表的諸多文章僅僅從中抽取二十餘篇收集成冊，目的就單單是為了讓讀者發出一聲歎息嗎？這樣往深處一想，頓感作者深意之所在：他是以一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人生體驗向整個中華民族提交了一份如何復興中華文化的綱領性的作品。
二、文化的核心問題是靈魂
作品的第一篇即是點睛之作。為什麼汪應果要把靈魂問題放在篇首？因為它是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偏偏是中華民族久已喪失殆盡因而導致道德崩塌的總病根。
今天的中國，上下是一片“文化熱”，即使胸無點墨之人出口也必談“文化”，大至廟堂、廣場，小至包二奶、過馬路、上廁所、抽煙、喝酒、排隊、吐痰，性交、車廂大小便，幾乎無一不冠以“博大精深”之美名，但是偏偏眾多“大師”“叫獸”很少談及靈魂，豈非咄咄怪事！然而縱觀世界，凡先進民族文化必談靈魂，中華文化古代的輝煌必談靈魂。眼前的實例就是西方文明的總體活力四射是源自于全民的基督教信仰；被稱之為“碎片文化”的人數稀少的猶太人能在被滅國了兩千年後重新立國且強勢不減，原因在於他們有引以為傲的祖先創造《聖經》。這兩者都是源自對靈魂的終極追求。反觀中國，從民間崇奉的福祿壽星，到求神拜佛的賄賂型宗教風行於世，從當年解放大西南作進軍動員時提出的“到南方去娶漂亮姑娘”口號，到今天“一心一意奔小康”的“宏大理想”，無一不以金錢利益優先。這樣的“文化盛世”到底是在振興民族文化呢，還是在摧殘甚至徹底摧毀中華民族文化？我想這正是汪應果書名所說的“憂思”之所在。
汪應果從靈魂談起，這樣的話題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已十分陌生。這樣“抽象”的、“基本”的話題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嗎？它們有任何價值嗎？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質問：“它值幾個錢？它有什麼用？”這方面中國的央視記者往往能代表主流話語的知識水準問出高品質的問題。2011年丁肇中領導的太空搜索反粒子的實驗，央視進行了全球轉播，在試驗現場，記者當著全球數億觀眾之面問出了“實驗有什麼用？”的典型“中國式”問題，當場令丁肇中“花容失色”。
我在這裏要告訴諸位的，這恰恰是中國人認識的盲區、蠢區：西方科學的突飛猛進恰恰就是得益於對這些“抽象”、“基本”甚至是“無用”概念的思考；中國人近代自然科學的缺席恰恰是因為中國人眼光太重實利。僅舉一例，西方自然科學就是建立在對兩個最“基本”最“抽象”的概念“時間”、“空間”思考的基礎之上的：從亞里斯多德到牛頓再到愛因斯坦，就是對這兩個概念認識深化發展的三個里程碑。同樣“靈魂”也是一個具有無限創新潛力的思索領域，它將最終決定人類的價值觀及未來發展的走向。這個問題中國至今無人思考是全民族陷入愚昧的表現，汪應果來思考恰恰是填補了民族思維的一大空白。
汪應果的思考是從中華古代的老莊哲學有關“生死”之悟開始的，他做出了創新的解釋，但他並不止於悟。他以此為出發點繼續借助西方實證科學的手段去力圖解釋現實中出現的問題，他舉了不久前發生在英國的六歲男孩卡梅倫尋找到自己“前世”所住之房屋的實例，這一事件震動了西方世界，並由英國電視五台拍成紀錄片在世界廣為放映。只要看過這一紀錄片的，都會同意這一紀錄片的嚴肅性和真實性。
這就說明了汪應果對靈魂的思考是一種嚴肅的科學、邏輯思考，既不屬於國內學界的魏晉風格式空談，也不屬於遍佈國內的“大士”們的偽科學。
有人可能會問，一個卡梅倫能說明什麼？這又是中國人的盲點或思想懶惰。因為科學的重大發現都是從這些被人們忽視的個別例子裏取得突破的。如果不是牛頓從蘋果掉腦袋上的事進行思考，就不會有萬有引力的發現。事實上，卡梅倫的紀錄片告訴人們，在英國當地檔案館裏，至少已搜集到了類似卡梅倫的一千五百多份資料。同樣這一類的事情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也早有記載，只是中國人覺得“無用”而被輕視忽略罷了。這就說明了汪應果的思索是接觸到了一個極其重大而又極具科學前瞻性價值的命題，它理應受到國人的普遍重視和關注。
汪應果的思索提出了一個極具價值的理論框架，其中運用到了哲學、宗教學、量子物理學及宇宙學等方面的知識。這裏有心的讀者可能會問，汪應果是文學教授，怎麼能夠涉及自然科學的話題呢？他的話能令人信服嗎？在這裏，作為與汪應果共事多年的好友，我願意對他的知識背景做點趣味性補白。據我所知，汪應果自小的特長是自然科學和畫畫，只是因為色盲選擇了文學。以後他對科學興趣始終不減，有幾件事可以窺見一斑：許多年前，方舟子關於真偽科學標準的見解曾遭到汪應果的駁斥，汪舉出量子論的理論來證明科學的真偽不是憑藉人們的經驗，因為量子論是跟人們的經驗完全相悖的。方舟子不服氣，爭起來了，最後由一位量子學家寫了一段話說汪應果所舉量子論觀點完全正確，他十分驚訝于一個文學教授居然能夠如此準確地理解量子論，結果是方舟子認錯了，他承認自己有些科學知識不具備。後來又有一些趣事，有一次汪應果向南大某物理教授請教“虛時間”的問題，被問的教授張口結舌，連問“你一個文學教授問這個問題幹什麼？”還有一次南京大學的教授們搬新居，汪應果的書籍及讀書筆記都堆在地上，其中有許多是高等數學及電子學的筆記，一位數學教授走過來看見問是誰的，汪應果說是自己的，數學教授輕蔑地說，“開什麼玩笑，你一個文學教授懂這個？別吹了。”然而當他看見筆記本上的簽名和筆跡，立刻不說話了。之所以汪應果在他過往的一些專著及文章裏每每出現自然科學的話題，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哥哥和好同學都是物理學家和院士，據我所知，這開篇的靈魂論文章，就得到了他物理學家同學的首肯，其中的觀點層層相扣，具有極強的邏輯性，每一思想的飛躍都引用了國際權威科學家的觀點。
汪應果的學術力作之一，便是《科學與繆斯》，這正好表明這位傑出學人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興趣的框架。
說了上面一大堆話，就是告訴人們這是一篇極有思考價值的文章。至於裏面層出不窮富有新意的見解，只要讀者用心就可以自己去領略了。也許有人會說，汪應果的文章是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但更多的還是在哲學層面上，有些還只停留在領悟和假想上，並沒有得到數學的證明，這有科學價值嗎？這是很好的問題。我想，這固然表明這一領域人類涉足還不深，因而還需人們去探索，同時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價值。還是回到前面提到的牛頓頭上掉蘋果的話題。人們往往不知道，萬有引力僅僅是牛頓當時挨了蘋果後產生的悟想和假設，他猜出蘋果掉到頭上的力正是月球圍繞地球轉的同一個力——萬有引力，而真正被證明是由另一位數學家羅伯特 胡克完成的。在西方科學史上，常常是哲學思考開啟了科學重大發現之門：牛頓的絕對時間空間概念是被馬赫從哲學層面上所否定的，而愛因斯坦正是接受了馬赫的哲學觀點創造了相對論。這說明只要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同樣是極有價值的，它往往開闢了一條供人們探索的正確思路。
汪應果寫此文，當然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夯實中華文化的基礎。人們只要看看有關卡梅倫紀錄片的觀者相關評論就可明白個中道理。正像有人所說，如果宇宙真的能夠主宰人生轉世，那麼我們真得認真思考該對自己的人生負有什麼樣的責任了。
同樣，如果中華民族開始關注起自己的靈魂純潔，那麼就將極大地抑制中國人的貪欲和權利欲，整個民族將經歷靈魂的洗禮，我們的民族將登上新的道德高地。我們就不需要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政工幹部隊伍，他們就可以轉行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更不會整天就靠著學雷鋒、靠著找幾個好人甚至很一般的人來感動感動大家，或者靠著引出人們的眼淚來維穩了。
任何民族文化的中心圈都是“理念”，他們組成人類知識的核心即人文科學，而人文科學研究的終極就是靈魂。本書的開篇抓住了振興中華文化的根本，其意義將極其深遠。
三、文化憂思涉及方方面面關鍵領域
汪應果的文化憂思在書中更多表現為一種憂憤深廣的文化批判。正像封底的內容簡介所言批判涉及“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海疆等領域”，其“理論言之有據，見解獨到精闢”。對於破什麼的問題，再一次體現出綱領性的性質。
細讀之下就能發現，這本書的文章大多不長，話題往往點到為止，但內涵卻極為豐富，每一篇都是可以做博士論文選題的。作者這樣處理，我以為正像他在“前言”中所言，未“盡言”但“盡心”了。之所以如此，估計是他考慮到國內的受眾。比方說，知識份子的“逆淘汰”機制，社會的“逆運行”系統，“文革”與“法西斯主義”的內在關係、中國海權意識的喪失、宗教與文化、中華文化復興的內涵、海外華人的文化建設等等，全都是文學、社會學、宗教學、哲學等領域的十分有理論深度又有現實意義的論題。即使看似不經意的一篇有關溫家寶的文章，在今天似乎已有點過時了，作者也仍然不經修改收了進來，難道他不知道此題目業已“過氣”了嗎？但細細一想，不儘然。作者是在宣導一種特殊內涵的價值標準，而這是完全被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說白了，就是在中國極為扭曲的體制下，官員乃至官員親屬因權力而擁有巨額財產已成共性的情況下，官場到底還有沒有好人？是非有沒有標準？特權利益階級之所以集中力量發起人身攻擊，就為的是攪混水，你黑我黑大家都黑，你還有臉提倡改革嗎？
汪應果認為，即使是在扭曲到極致的官場體制性潛規則下，也有正義和邪惡之分，他採用了司馬遷的標準，認為中國人應該為封建體制下的悲劇人物鳴不平，否則中國的歷史就毫無價值可言。
作爲道中之人，汪應果教授的文化憂思更多地著墨於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他一輩子從事教育，在教育領域有著太多的體驗，也有著非常深刻的悟解。他早在1980年代初就在學術界脫穎而出，出版了學術名著《巴金論》，並在《文學評論》等重要期刊發表了一系列份量很重的學術論文，即便是按照今天的各種CI指標，也毫無疑問會作爲最傑出的學人而受到各種獎勵與提拔。事實上，學校已經啓動了對他破格提拔（越過副教授直接由講師提為教授）的程式，但偏偏就是潛隱的“文化”作祟，使得他的職稱問題一拖再拖，直拖了近十年才勉強解決。等到他獲得教授職稱的時候，原來尚處在潛隱狀態的“文化”已經上升為主流文化，他已經被這種莫名其妙的“主流文化”邊緣化，博士生導師的排名居然莫名其妙地排在莫名其妙地獲得教授資格的人員之後。這種從潛隱狀態進入主流狀態的文化就是官場文化的學術化，也是以裙帶關係以及拉幫結派為根底的庸俗的社會文化的“知識化”。現在，這樣的文化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爲主流文化，這怎能不引起所有關心民族教育的人士憂憤思之？汪應果在他的文化憂思中大量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並將這樣的憂思放在民族教育的“生死”攸關的層面上展開。
總之，這本書所破所立無一不涉及中華文化大的戰略層面，它必將引發真正愛國的中國人內心的思考，只要中華民族還想真正而不是流於口號式的振興文化，書中的議題就必將不停地被後人所提起，而這正是此書的價值所在。
2013.3.28
作者简介：朱寿桐：博士、原南京大学教授、现为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