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一评判并不到位。恰恰相反，“让安娜去死”，正是《安娜·卡列尼娜》（力冈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的最成功、最有价值的主题描写之处。我并不了解所谓托翁的“心灵辩证法”的微言大义，但若说托翁有一种“心理决定论”的思想，那倒是深到其妙的。
所谓“心理决定论”，简单地说，就是主张心理的原因——不管是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决定人的外部行为。心理决定论把“Mind” 看作一种“实在”（reality）的东西。弗洛伊德和荣格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潜意识”就是实在的东西——一种属于个体的“心理实在”（psychological reality），它潜伏在心理的深处永不磨灭，随时寻求表现；“集体无意识”更是一个民族或种族永远存在的不可超越的记忆库。这正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决定论之要旨。
在这个意义上，托尔斯泰正是一位彻底的心理决定论者：安娜自杀是由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决定的。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安娜的自杀与伏伦斯基有关——而且是大大的有关！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安娜的自杀与伏伦斯基有“相关性”。可问题是，承认这种相关性，是否就意味着安娜自杀是由伏伦斯基“直接导致”的呢？
是谁说“那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来着？
如何评价伏伦斯基，特别是他的人格特征及其行为方式，对于我们理解《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心理学意义至关重要。实际上，我们已经处于非此即彼的境地：如果伏伦斯基是国人通常所说的“花花公子”，那么安娜的爱情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她的自杀就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悲剧；如果伏伦斯基不是“花花公子”（至少托尔斯泰没有把他写成一个花花公子），那么安娜的爱情就是有意义的，她的自杀也就并没有沦为一个纯粹的无谓“悲剧”。
我本人坚定地站在后一种立场上。
按照我惯常的思维方式，要解释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必得先了解他的人格特质。我始终认为，托翁对伏伦斯基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比列文更为成功（当然，二人的比较不在这里的讨论之列）。我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有两点：一是伏伦斯基不是“典型的花花公子”，二是并非伏伦斯基“直接导致”了安娜的卧轨自杀。
首先，所谓“花花公子”的提法，只是纯粹出自旁人之口，或者说，是作者借他人之口（或他人之视角）来描绘伏伦斯基的某些行为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的心中认为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或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花花公子。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花花公子”最早出自奥布朗斯基之口：“伏伦斯基是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伏伦斯基伯爵的一个儿子，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第二次出现这种说法是吉娣的父亲：“列文比他们（引者按：指莫斯科年轻人中的那些活宝贝儿）好一千倍。那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他们都是在机器上造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坏蛋。”吉娣的父亲还说过这样一句：“我虽然老了，也要跟那个花花公子决斗。”
除此之外，托翁的文本中再没有出现这样的词，连安娜也从来没有用过它，哪怕在她最愤怒的时候。
伏伦斯基爱安娜：结婚的愿望
我对《安娜·卡列尼娜》作进化心理学解读的一个中心命题是：伏伦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是爱情；安娜的自杀不是伏伦斯基“直接导致”的。这两个命题的合理性，我首先引入的一个论证角度是，为了和安娜结婚，伏伦斯基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
在邂逅安娜之前，伏伦斯基确实未曾有过结婚的想法。但自从与安娜有过性接触关系后，为了结束因约会而不得不说谎、作假的情形，他最先劝安娜：“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一生结合在一起。”安娜基于对卡列宁的了解，认为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行动的举措上不是很有力。但伏伦斯基一直没有放弃。在他俩从国外旅行回到彼得堡之后，伏伦斯基要他哥哥转告母亲和嫂子，他把他和安娜的关系看得“像结过婚一样”；他希望办理离婚，那时他就可以和她结婚，而他一直也就是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的，就和任何人的妻子一样。他还说，“社会上赞成不赞成，我都无所谓。但家里的人如果想同我保持亲属关系，那也应该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在乡下居住期间，伏伦斯基确信：他和安娜“这一辈子就捆在一起了。我们是用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绳索捆在一起的。”但令他忧虑的是，他的女儿，在法律上却不是他的女儿，而是卡列宁的女儿；“就是明天再生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可是按照法律，也是卡列宁的，既不能用我的姓，也不能继承我的财产”。伏伦斯基想通过结婚使他的女儿合法化。甚至到了他俩发生冲突的白热化阶段，伏伦斯基仍然希望他们将来再生孩子（只是此时安娜已经出现偏执心理，误以为“他希望再生孩子，就是不珍惜她的美貌”）。
伏伦斯基为安娜所付出的代价
除了想结婚的愿望和行动之外，伏伦斯基爱安娜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为安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真正的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否付出重大的、甚至惨痛的代价，是衡量日常所说的“真正的爱情”——真诚的、无私的爱情——的一个标准，因为“代价”总是与幸福相关，或者说，代价的付出与幸福的获得，这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既然付出代价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又是我们爱情的唯一目的，那么为爱情而付出代价，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托尔斯泰正是把“幸福”的意蕴归属于爱情——这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随处可见。例如，伏伦斯基在向安娜求爱时这样说：“您本来什么也没有说；就算我也没有要求什么。不过，您也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我这一生只能有一种幸福，就是您很不喜欢的那个词儿……是的，就是爱情……”他还经常自我认定：有了安娜的爱情就是幸福！
如果从付出代价的观点看伏伦斯基，就必然得出他对安娜的感情是爱情。这是因为，伏伦斯基为安娜付出了重大的、甚至惨痛的代价。
价之一：他为爱情牺牲了“功名”。
这不仅仅是我这样看。我认为主要是托尔斯泰这样看！例如，他写道：
既然伏伦斯基自己认定有了她的爱情就是幸福，为爱情牺牲了功名，——至少他担当了这样的角色，——他就不能对谢普霍夫斯科依有什么嫉妒心，也不能因为他来团里不先来看他而生什么气。
“至少他担当了这样的角色”，这句话是托翁对伏伦斯基为爱情付出了代价的客观评价。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破除长期以来对伏伦斯基的偏见——特别是动不动就对他作道德评判——至关重要。这同时也说明，托翁并不是简单地把伏伦斯基作为一个所谓的“花花公子”来写——如果这样的话，托翁惮精竭虑刻画的安娜形象就毫无意义了。
从进化心理学观点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牺牲“功名”，是他所有代价中的最致命的代价——弄不好他的基因就会被淘汰！至少从生存与繁衍的角度看是这样。这是因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使得女人进化了一种对男性的经济资源和高社会地位的偏好。一个手中没钱、没有掌握任何经济资源、社会地位极低的男人，是不会得到女性的青睐的——没有女人会嫁给这样的男人。因此，为了爱情而放弃功名，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同时这也就客观上成为一种感情是不是“爱情”的一个指标。
伏伦斯基本来有着辉煌的前程，但为了爱情，他一直不过就是一个骑兵大尉，后虽升任上校，却不久就拒绝了赴塔什干的任命，并立刻退伍了。退伍后，就连他过去的好友谢普霍夫斯科依，也对他的前程早已不抱什么希望。
代价之二：得罪母亲
为了爱情而危急和损害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伏伦斯基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进化心理学观点看，这是伏伦斯基的一个重大的代价。就连小孩子都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你长大成年、特别是你自己也为人父母之后，你就会更深刻地体验到：母亲为子女提供的照顾和关爱比父亲要多。可这是为什么呢？
进化心理学原理，可以使我们理解伏伦斯基得罪母亲为什么会是他的一个代价了。他母亲对待他与安娜的关系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她知道儿子的“艳事”之后，起初感到很得意，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她这个漂亮的儿子增彩添色的了；而且她也认为，像安娜这样的美貌而高贵的女子——她非常喜欢安娜，曾在火车上跟安娜谈过不少她儿子的事情——就应该占染这样的风流韵事。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她改变了态度：一是听说儿子不肯担任委派给他的一个很有前程的职务，只是为了留在团里，好经常同卡列宁 夫人约会，还听说有些上层人士因此对他很不满；二是儿子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她所赞赏的那种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狂恋”，如别人对她说的，这种狂恋有可能使他丧失理智。
伏伦斯基的母亲自己有一份产业，每年给他两万卢布，再加上他从父亲产业中得到的那两万五千卢布，他年年都要把这些钱花个精光。因为他与安娜的恋情，他离开莫斯科并与母亲发生争执后，母亲不再给他寄钱了。这样，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母亲还来信暗示，她乐意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官场上取得成就，但不乐意帮助他去过“那种生活”——整个上流社会所不齿的生活。
和安娜从国外旅行回到彼得堡的第一天，伏伦斯基就去看望哥哥，在那里碰到了因事从莫斯科来的母亲。母亲和嫂子像往常一样迎接他，问他在国外旅行的情形，谈了大家都认识的一些熟人，可是只字不提他和安娜的关系。伏伦斯基在自己的家庭里作了多次尝试，希望家人能够接纳安娜，但他最终对母亲不作指望了。因为他知道，在初次相识时那样喜欢安娜的母亲，现在对她就不会客气了，因为是“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
代价之三：赴战场“献出我的生命”
安娜死后六个星期的一天，在库尔斯克车站，伏伦斯基作为赴塞尔维亚战争的一名志愿兵，在站台上，“像笼中野兽似的走来走去”。他那苍老了的流露着痛苦神情的脸，好像变成了石头似的。安娜死后的伏伦斯基，正如她母亲说的那样，
那情形真是难以想象呀！他有六个星期，跟谁也不说一句话，要不是我求他，什么东西也不吃。而且时时刻刻都要守着他。我们把他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拿走了；我们都住在楼下，但还是不能担保不出什么事儿。您也知道，他因为她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
处于痛苦和绝望中的伏伦斯基，只求一死。他对列文的哥哥柯兹尼雪夫说：“我今生今世，没有什么愉快的事了。”“死是用不着推荐的。除非是写信给土耳其人。”“我这个人，好就好在我把生命看得一钱不值。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献出我的生命，这生命我不仅不需要，而且厌恶了。”“作为一件工具，我也许有些用处。但作为一个人，我已经完了。”
于是他竭力回忆第一次，也是在车站上，相遇时安娜那种神秘、妩媚、含情脉脉、寻找幸福也使人幸福的模样，而不是最后分手时她留在他脑海中的那种恶狠狠的复仇模样。他竭力回忆他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刻；但是那些美好时刻已经永远被“毒化”了。他只记得她胜利了，实现了使他抱恨终生的威胁。他不再觉得牙痛，就想痛哭一场，一张脸都变了模样。……
托尔斯泰对伏伦斯基的结局的安排，并不是要从道德上谴责和惩罚他，而是从心理发展的逻辑上表明：伏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是真诚的、无私的——如果这两个词用在这里不至于太俗气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