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自号为放翁,并以此写下“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蛩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的诗句。
老实交代,这首诗比较难记,其中的七句我并不太在意,感兴趣的也只是“贺我今年号放翁”这七个字。
有那么一天,我念叨了几遍之后思绪连绵:
一想这“放翁”该作何解?
二想陆游为啥要范成大大人贺他这么一个号?
三想陆游是否人号相符?
四想“放翁”之号该不该贺?
五想我能仿效此号吗?
何为“放翁”?翁者老也易解。“放翁”者也就解释为“一个放老头子”。至于“放”字,我懒没有去查资料考证陆老先生到底要表达啥意思,只是从他的作品中揣摩。应该是释放、解放,包含着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含意。不知这揣摩对还是不对,在这里就苟且按此意来解。这样,陆游的“放翁”应该解释为心已放、貌似翁。
其实,稍为留意的朋友会发现此“心已放、貌似翁。”解释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陆游以放翁为号时,他的心远未进入“放”的境界;
二是当时他的年龄远未进入翁的行列,外貌也非翁相。
陆游是古代一位著名爱国诗人,一生为着满目疮痍家园报国无门而耿耿于怀,在九十五岁高龄临终时候还写下《病中示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样一位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的老人,在中年时期如何能“放”?
还有,陆游自称放翁的时候年仅53岁,这样的年龄远未应称翁。一位寿长近百的人,那个年龄绝对是一壮汉。
那么,陆游为啥要欺人和自欺呢?这不是他的错,这都是“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君王和权臣冷落了这位爱国者的心,让他政治不得意所造成的。
陆游一生有二大不幸,婚姻上的不如意和仕途上的不得意。
话虽这么说,但塞翁失马焉知不是他人生的福分?假如他跟唐婉白头偕老,又如何有脍炙人口的《钗头凤》存世?假如他跟岳飞一样得以施展“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抱负,一定会同样落下“莫须有”的罪名。
再来闲聊这“放翁”二字该不该祝贺?这是本篇的中心内容。
假如人人都得以“放”,那“放”就不值得一提。事实恰恰相反,世人都会有约束,世人都会有牵挂,世人都会去追求功名利禄。也就是说,世人很难达到放的境界,所以,如果真的成为放翁,陆游有理由让范成大为自己祝贺,也确实值得祝贺。
放为啥难?自由为啥可贵?因为存在约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首先,人是有思想的高等动物,有了思想,其行为就要受到所处地域的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的约束,这是约束的普遍性。
其次,名人还要受到“名”的制约。越是有功名心、有功名身的人,所受到的约束就越多、越强烈。举例子说明:
叫花子所受到的约束就比出家的和尚少许多,白道的君子就要比黑道的强盗负重。
人民公仆在大会主席台上的坐姿要比台下听众笔挺,更不敢随意在台上挖鼻孔、打哈欠。相反,在夜总会里,同样是这些人,面对娇艳的小姐就比那些满腹经纶的书生要潇洒自然得多。这是因为他们在阳光下受到大盖帽的约束,而在那个特殊场所,他们一甩掉制服顾虑就比别人少,优越感比别人强。
这种“名”的约束,是约束的特殊性。
有了约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可以这么说:除少数不想名留青史的皇帝和不可一世的官员外,正常人都不可能有十足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自由而已。而且,这个自由的度也因人而异。
既然世人都要受到约束,那么约束会给人造成什么影响?这也因人而异。总的来说,约束让人失去全部或部分自由,自由度一旦被削弱,就会降低“名”对人的吸引度。
把自由看得比功名重的人会辞官、会别舍去寻求“放”。如徐霞客的浪迹、白居易的辞官、陶渊明的种菊、范蠡的泛舟等等。
把功名看得比自由重的人,会“忍辱负重”继续在约束之下寻求“奋发图强”。当今公务员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录取比例就是一个印证。
相比于此,白居易的《辞官诗》反映出来的心态确实跟当今公务员有极大的反差。诗人借诗感叹:“五年两郡也堪嗟,偷出游山与观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床上悠闲散坐衙;睡到午前欢到夜,回看官职似泥沙。”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官场的厌倦和对自由身的向往。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还年轻,还休会不到自由比名利可贵,曾经自言自语:白居易这个部级(刺史)干部根本就不懂得搂钱,也不懂得如何巧用“倨”和“恭”,您老的口袋远远比不上当今一个基层干部鼓胀,这样的官当然跟泥沙没啥区别。
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经历的复杂,才慢慢体会到白居易的心思。不但把《辞官诗》写下挂在墙上,还东施效颦的把那个芝麻官给辞了。
再从人性上来说,孟子的性本善也好,荀子的性本恶也好,除好赌、好色这两大本能之外,人性还离不开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包括自闭症患者在内,几乎没有愿意失去自由的人。
追求自由是人的共性,不同的只是把自由放到什么样的高度而已。
记得以前读过柔石所翻译的裴多菲诗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从诗中看出裴多菲把自由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比爱情、生命都高。
再看战争年代洪常青式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们,他们的境界更高了,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其精神是多么可歌可泣。
我虽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舍不得为了自己和别人的解放而放弃自己的爱情、生命,但也很在乎自己的自由,也把自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记得很久以前,在自己还是处在“八、九点钟太阳”时候,曾经跟朋友一起上菜市买卤肉聚餐。
在那个年代,卤肉算是高档的食物了,买肉的人一个接一个。只见卖肉人围着围裙、手提厚背刀不停的剁、不停的收钱。虽说整个人跟他手里的抹布一样油腻腻的,但卖肉的收入让他的肥脸焕发出比我们还晚了三个钟头的光芒----就如十二点钟的太阳一般灿烂。
在提着肉回家的路上,我曾问朋友:“卖肉是一个高回报的职业,如果让你一辈子剁卤味,这样会赚许多钱,你要不要?”
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人家是怎么答复的,但还记得自己是持否定的态度。为啥?不是为着那个油腻腻的围裙会围在自己身上,而是为着那个“一辈子”的假设。不管能赚多少钱,只要想到一辈子都是这样度过就觉得心颤。
说到底,这个“一辈子”就是一种约束,约束让人淡化了对获取丰厚利润的欲望。
还记得很早看过一篇小说,小说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公认的“纯女孩”,一个是公认的“坏女人”。
所谓好也就是循规蹈矩,所谓坏也就比较洒脱前卫。好女孩因为循规蹈矩而赢得一片称赞声,而坏女人则遭受非议。两人在一次舌头交锋时,坏女人一言戳痛了好女孩:“你表面上看不起我,其实你内心在羡慕我的大胆,我的自在,你巴不得有机会让自己也堕落一番!”为着这几句话,好女孩一夜未眠。
坏女人之所以能戳痛对方,就是因为好女孩确实有这种欲望。多年来的循规蹈矩已经让她压抑,称赞声已经变成了她的负担、约束。她只能去做公众认可的事、穿公众认可的服饰、说公众认可的话,她的循规蹈矩已经让自己失去了自己。
我认为人有两个枷锁:一个是身枷,一个是心枷。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如此,人生何处不江湖?所以人总会碰到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这就是身枷。
人大都有追求名利的欲望,人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为攫取名利而自我约束不敢放纵,这是心枷。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枷,形式和重量会不同。
在众多的名人之中,范蠡是一个值得崇拜的偶像,崇拜他的才能,崇拜他的洒脱:
他在越国复国的伟业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在功成之日潇洒的抛弃名利飘然而去;
他不忘旧情化名鸱皮偕西施放舟太湖(传说);
他化名陶朱公在齐鲁经商成为首富;
他为救儿潇洒挥金的大家风范。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范蠡在未称“翁”时的“放”性。所以,他比陆游更堪称放翁。
陆游自号放翁,应该是一种良好的意愿,是一种追求。从他晚年还念念不忘收复河山可以看出他并未真正达到“放”的境界。虽说如此,他能在53岁的时候就拥有对“放”的追求,虽比不是范蠡的洒脱,但也值得祝贺,应知孔圣人自认到了五十岁方知天命。
放能让人抛却枷锁,放能使人轻松,放的追寻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俗辈必将“上下而求索”。
所以,逃禅(唐伯虎号)不该,易安(李清照号)应怜;幽栖(朱淑真号)不该责,放翁则当贺!
宣言是俗人,虽羡慕得以放者,然一直思放而不得放,为着放不下名利而镇日碌碌,时时为此而惭愧。应该在这求放的漫漫路上不停求索,期盼有朝一日得以实现“贺我今年号放翁”的理想。
2008年夏写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