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自号为放翁，并以此写下“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蛩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的诗句。

老实交代，这首诗比较难记，其中的七句我并不太在意，感兴趣的也只是“贺我今年号放翁”这七个字。

有那么一天，我念叨了几遍之后思绪连绵：

一想这“放翁”该作何解？

二想陆游为啥要范成大大人贺他这么一个号？

三想陆游是否人号相符？

四想“放翁”之号该不该贺？

五想我能仿效此号吗？

何为“放翁”？翁者老也易解。“放翁”者也就解释为“一个放老头子”。至于“放”字，我懒没有去查资料考证陆老先生到底要表达啥意思，只是从他的作品中揣摩。应该是释放、解放，包含着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含意。不知这揣摩对还是不对，在这里就苟且按此意来解。这样，陆游的“放翁”应该解释为心已放、貌似翁。

其实，稍为留意的朋友会发现此“心已放、貌似翁。”解释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陆游以放翁为号时，他的心远未进入“放”的境界；

二是当时他的年龄远未进入翁的行列，外貌也非翁相。

陆游是古代一位著名爱国诗人，一生为着满目疮痍家园报国无门而耿耿于怀，在九十五岁高龄临终时候还写下《病中示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样一位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的老人，在中年时期如何能“放”？

还有，陆游自称放翁的时候年仅53岁，这样的年龄远未应称翁。一位寿长近百的人，那个年龄绝对是一壮汉。

那么，陆游为啥要欺人和自欺呢？这不是他的错，这都是“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君王和权臣冷落了这位爱国者的心，让他政治不得意所造成的。

陆游一生有二大不幸，婚姻上的不如意和仕途上的不得意。

话虽这么说，但塞翁失马焉知不是他人生的福分？假如他跟唐婉白头偕老，又如何有脍炙人口的《钗头凤》存世？假如他跟岳飞一样得以施展“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抱负，一定会同样落下“莫须有”的罪名。

再来闲聊这“放翁”二字该不该祝贺？这是本篇的中心内容。

假如人人都得以“放”，那“放”就不值得一提。事实恰恰相反，世人都会有约束，世人都会有牵挂，世人都会去追求功名利禄。也就是说，世人很难达到放的境界，所以，如果真的成为放翁，陆游有理由让范成大为自己祝贺，也确实值得祝贺。

放为啥难？自由为啥可贵？因为存在约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首先，人是有思想的高等动物，有了思想，其行为就要受到所处地域的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的约束，这是约束的普遍性。

其次，名人还要受到“名”的制约。越是有功名心、有功名身的人，所受到的约束就越多、越强烈。举例子说明：

叫花子所受到的约束就比出家的和尚少许多，白道的君子就要比黑道的强盗负重。

人民公仆在大会主席台上的坐姿要比台下听众笔挺，更不敢随意在台上挖鼻孔、打哈欠。相反，在夜总会里，同样是这些人，面对娇艳的小姐就比那些满腹经纶的书生要潇洒自然得多。这是因为他们在阳光下受到大盖帽的约束，而在那个特殊场所，他们一甩掉制服顾虑就比别人少，优越感比别人强。

这种“名”的约束，是约束的特殊性。

有了约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可以这么说：除少数不想名留青史的皇帝和不可一世的官员外，正常人都不可能有十足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自由而已。而且，这个自由的度也因人而异。

既然世人都要受到约束，那么约束会给人造成什么影响？这也因人而异。总的来说，约束让人失去全部或部分自由，自由度一旦被削弱，就会降低“名”对人的吸引度。

把自由看得比功名重的人会辞官、会别舍去寻求“放”。如徐霞客的浪迹、白居易的辞官、陶渊明的种菊、范蠡的泛舟等等。

把功名看得比自由重的人，会“忍辱负重”继续在约束之下寻求“奋发图强”。当今公务员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录取比例就是一个印证。

相比于此，白居易的《辞官诗》反映出来的心态确实跟当今公务员有极大的反差。诗人借诗感叹：“五年两郡也堪嗟，偷出游山与观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床上悠闲散坐衙；睡到午前欢到夜，回看官职似泥沙。”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官场的厌倦和对自由身的向往。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还年轻，还休会不到自由比名利可贵，曾经自言自语：白居易这个部级（刺史）干部根本就不懂得搂钱，也不懂得如何巧用“倨”和“恭”，您老的口袋远远比不上当今一个基层干部鼓胀，这样的官当然跟泥沙没啥区别。

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经历的复杂，才慢慢体会到白居易的心思。不但把《辞官诗》写下挂在墙上，还东施效颦的把那个芝麻官给辞了。

再从人性上来说，孟子的性本善也好，荀子的性本恶也好，除好赌、好色这两大本能之外，人性还离不开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包括自闭症患者在内，几乎没有愿意失去自由的人。

追求自由是人的共性，不同的只是把自由放到什么样的高度而已。

记得以前读过柔石所翻译的裴多菲诗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从诗中看出裴多菲把自由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比爱情、生命都高。

再看战争年代洪常青式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们，他们的境界更高了，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其精神是多么可歌可泣。

我虽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舍不得为了自己和别人的解放而放弃自己的爱情、生命，但也很在乎自己的自由，也把自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记得很久以前，在自己还是处在“八、九点钟太阳”时候，曾经跟朋友一起上菜市买卤肉聚餐。

在那个年代，卤肉算是高档的食物了，买肉的人一个接一个。只见卖肉人围着围裙、手提厚背刀不停的剁、不停的收钱。虽说整个人跟他手里的抹布一样油腻腻的，但卖肉的收入让他的肥脸焕发出比我们还晚了三个钟头的光芒----就如十二点钟的太阳一般灿烂。

在提着肉回家的路上，我曾问朋友：“卖肉是一个高回报的职业，如果让你一辈子剁卤味，这样会赚许多钱，你要不要？”

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人家是怎么答复的，但还记得自己是持否定的态度。为啥？不是为着那个油腻腻的围裙会围在自己身上，而是为着那个“一辈子”的假设。不管能赚多少钱，只要想到一辈子都是这样度过就觉得心颤。

说到底，这个“一辈子”就是一种约束，约束让人淡化了对获取丰厚利润的欲望。

还记得很早看过一篇小说，小说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公认的“纯女孩”，一个是公认的“坏女人”。

所谓好也就是循规蹈矩，所谓坏也就比较洒脱前卫。好女孩因为循规蹈矩而赢得一片称赞声，而坏女人则遭受非议。两人在一次舌头交锋时，坏女人一言戳痛了好女孩：“你表面上看不起我，其实你内心在羡慕我的大胆，我的自在，你巴不得有机会让自己也堕落一番！”为着这几句话，好女孩一夜未眠。

坏女人之所以能戳痛对方，就是因为好女孩确实有这种欲望。多年来的循规蹈矩已经让她压抑，称赞声已经变成了她的负担、约束。她只能去做公众认可的事、穿公众认可的服饰、说公众认可的话，她的循规蹈矩已经让自己失去了自己。

我认为人有两个枷锁：一个是身枷，一个是心枷。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如此，人生何处不江湖？所以人总会碰到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这就是身枷。

人大都有追求名利的欲望，人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为攫取名利而自我约束不敢放纵，这是心枷。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枷，形式和重量会不同。

在众多的名人之中，范蠡是一个值得崇拜的偶像，崇拜他的才能，崇拜他的洒脱：

他在越国复国的伟业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在功成之日潇洒的抛弃名利飘然而去；

他不忘旧情化名鸱皮偕西施放舟太湖（传说）；

他化名陶朱公在齐鲁经商成为首富；

他为救儿潇洒挥金的大家风范。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范蠡在未称“翁”时的“放”性。所以，他比陆游更堪称放翁。

陆游自号放翁，应该是一种良好的意愿，是一种追求。从他晚年还念念不忘收复河山可以看出他并未真正达到“放”的境界。虽说如此，他能在53岁的时候就拥有对“放”的追求，虽比不是范蠡的洒脱，但也值得祝贺，应知孔圣人自认到了五十岁方知天命。

放能让人抛却枷锁，放能使人轻松，放的追寻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俗辈必将“上下而求索”。

所以，逃禅（唐伯虎号）不该，易安（李清照号）应怜；幽栖（朱淑真号）不该责，放翁则当贺！

宣言是俗人，虽羡慕得以放者，然一直思放而不得放，为着放不下名利而镇日碌碌，时时为此而惭愧。应该在这求放的漫漫路上不停求索，期盼有朝一日得以实现“贺我今年号放翁”的理想。

2008年夏写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