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组诗《临邛诗抄》为例兼谈其诗歌语言
地以人名，人以地传。这里，单举中国两例，一古一今。江油因唐代李白名播天下，高密因当代莫言获诺奖名扬世界。而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当今，临邛可能因诗人杨然而出名，诗人已是临邛“诗歌的坐标”（《南路》）。或者说，诗人刻意用诗给临邛树碑立传。这样的诗人，刻意写某地，专心写某地，在当今诗坛是不多见的。即使写，诗人们往往也要隐去其真实地名，潜意识以为此地名不见经传，殊不知很多名胜最初也是不出名的。临邛，不是杨然的出生地，而是他的工作地生活地，也是诗人热爱一生的地方——“永远的家”（《南路》）。
杨然组诗《临邛诗抄》由12首组成；跨度4年，2009年4首（《爆竹》《我看见的远山必是大山》《菜花黄了》《鹤林通幽》），2010年5首（《冉义红豆》《斜江河春分》《宫王寺村道》《南路》《为朱葭画“干杯”作诗》），2011年1首（《弃井》），2012年2首（《给培培》《夜半，在花台抽了一支烟》）。我们通过对组诗文本的直接细读，从组诗文本出发，而不是通过理论去削足适履，一起走进杨然的临邛来认识临邛的杨然吧。
一、杨然的临邛
临邛解放前土匪出没，“出南门，那就凶多吉少了/ 白天一个人上路，也会遭抢夺/ 晚上连命也保不住”（《南路》），可见它的过去是乱世。
临邛的远山必是大山，突出表现在《我看见的远山必是大山》。“深厚的青色千古凝重/ 虚构了隐者也成全隐者/ 养育了忠骨也埋藏忠骨”，是哲理的深刻与洞见。“平日的阴霾千里扫光，我看见了远山/ 拴在天空的腰部，一如大仙的酒壶”，“我看见的远山必是大山/ 稳稳镇住天空的座落”，是磅礴的气势与渲染。
临邛风景如画。诗人通过读赵南江摄影《邛崃田园风光》写出《菜花黄了》：“新鲜的芽苞正在酿造六月好酒/ 草木先醉，倒在湖中依恋成画”，风光醉人啊。人文景观之多：“他说，我是不去南路的/ 那个地方叫邛崃”，“南路有美山美水的天台山/ 有古香古色的平乐镇”，“两千斤古钟依然坐落鼓楼”、“最妙全国第二高砖塔，它叫迴澜塔/ 除了祛除水患，还在供奉文化”（《南路》），“清清楚楚的漏米洞”、“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还有魏了翁的读书台”、“白鹤山上鹤林寺”（《鹤林通幽》），差不多是旅游的导游图，将临邛推出去，让人流连忘返。
临邛人杰地灵。“我读到了卓文君，这张南路最美的名片/ 文君井依然有水。隐隐还有凤求凰琴声”（《南路》）。自然，我们就会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千古文人佳话。
临邛的风土人情也很美。跟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临邛红白二事都要燃放爆竹。“情绪酝酿一年了，该点燃的都点燃/ 该放飞的都放飞，该炸的，都炸/ 这就是爆竹，我们中国的爆竹/ 用于喜庆，也用于悲切/ 用于迎接，也用于送别”（《爆竹》），而且人们生性达观，总是盼望来年，相信来年会更好。“一年的生活烟消云散，天空完好无损/ 留下满地的碎片，那是洒落的记忆/ 足够我们拼凑新的一年又一年/ 喂饱我们新的眼睛和耳朵”（《爆竹》）。这是诗人纯中国经验的诗意表达。民风淳朴。“山民都朴素/ 粗俗是粗俗的天性。容忍是容忍的传统/ 社员都勤劳。乐观。善良和友好”（《南路》）。冉义的红豆很独特。“据说，川西坝子像她这样的雌树/ 仅存两棵，雄树也不会超过为五/ 鲜红滴落，往往四年才一轮回/ 一个人送给另一个人，只能一颗”，“一辈子就有一个扎根的承诺/ 开花结果的承诺，再也不要飞走”（《冉义红豆》）。春分是节气。“老妈说：‘今天要吃汤圆呵’”（《斜江河春分》），这是很多地方没有的现象。
临邛也在经历时代的变迁，在诗人的诗中烙下深刻的伤痕，而诗人总是怀旧的，《弃井》表现最充分。弃井曾经“养育一代又一代冉义乡情乡音/ 伴随煮饭、淘菜、洗衣、冲凉细节/ 井边成为最有人情味的社交圈子/ 成为老街最美最亮的宇宙之瞳”，“遂想起童年、少年和青年，好多往事/ 都是靠这井水长大的，每天玩耍和作业/ 以井为家，井是河坝街最管用的家长/ 所有衣服、扁担、水桶、碗筷都认识它/ 所有人爱它如同眼睛，一日三餐情同手足”，温馨而温暖。“现在，随着斜江河床沙石开采/ 地下水位日复一日下沉，下沉/ 好井日渐干涸，血脉凸起空壳”，井被人为地整衰竭了。“最大悲哀在于，由它抚养过的乡人/ 现在竟用垃圾喂它，倾倒塑料玻璃/ 就像四周遍布的农药，荡尽田间昆虫/ 它的喉咙再也发不出清妙琴音/ 从耳根至脐部早已填满腐烂骨头/ 现在，它只剩下最后一箍井圈了”，无语，终于变成弃井。诗人还抓住一个细节，“这口冉义最后乡音的居所，日渐风化/ 本土用语、老家土话以及所有方言/ 已被标准发音一网打尽”，一切在标准化，原有的个性与特色也在标准化的旗帜下消亡殆尽，除了标准化的千人一面，我们还有什么呢？因此，诗人只能“再望它一眼，唉，它是啥也听不见的啦”，让人唏嘘惋惜。《宫王寺村道》也记录了它的变迁：“宫王寺跟延贡镇一样/ 是冉义的又一个空名”，不言而喻，毁“四旧”毁了吧；“宫王寺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 是冉义可歌可曲的平民通途”，但人们“散步成了这里最有趣的景象”，被迫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杨然田园化的临邛，正在被城市化的临邛代替，谁也不能阻止。诗人只能给她唱一首首挽歌，让后人在他的诗中品咂那份心酸与无奈。
二、临邛的杨然
要了解临邛的杨然，就应该读《南路》。《南路》是临邛的变迁史和人文史，更是杨然的个人史。杨然先当知青后当教师：“所以，当我接到去邛崃当知青通知”，“嘀的一声，我的户口就从成都消失”，“就这样我成了五大队五中队知青/ 第二天就喊我们上山挣工分”，“这样过去一年半。我跳出农门/ 进了师范。后来自然是教师”。认同生活地，融入生活地：“教书后居住在平原。日子依然在乡村/ 小镇居民都平和。安闲。生生不息/ 生命不止。我也一年比一年理解南路/ 懂得南路。走进南路。深入南路/ 我现在是南路的一员。我已经是南路的一员”。从事写作，成为诗人作家校长，且娶妻生子：“渐渐地，我开始一点一滴消化于南路/ 融会于南路。甚至，成为南路的一坐标/ 诗歌的坐标。成为南路的一方向/ 扎根的方向。懒得挪动或者安贫乐道/成为斜江村林大爷幺女儿的夫君/‘民族用品第一镇’一校长/‘中国最大白酒原酒基地’一作家/ 我在这里安家落户。安居乐业/ 我使冉义二字在诗友中小有名气”。父亲安葬这里，自己也扎根这里：“也许父亲一辈子也没想到，许多年后/ 我们会葬他在南路。在斜江村”，“这里有世俗乐土。也有风水宝地/ 这里是老四永远的家。哦。南路”，且安老终身。
其实，杨然写了很多诗给妻子。《给培培》不过是其中之一。盼妻子，“我在冉义是很安静的，因为后花园/ 等你归来，一起散步”，因为暑期了“总的感觉校园人空/ 空就空在你在别处/ 我在空空之外静静等你”。很有趣，诗人也像孩子会赌气，“如果你再不回来/‘不吃你做的饭，衣服不拿给你洗’”，气死你！“习惯了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去走，比登天还难/ 回来吧，雨后的黄桷兰/ 淡淡闻来，香味是很浓烈的”，想念妻子，老伴老伴，老来是伴。结尾含蓄隽永，韵味无穷。
诗人爱吸烟，但不是瘾君子。“烟是轻轻地抽，细细地品/ 吸入肺部是不道德的/ 仅从口腔入，鼻腔出/ 稍稍染一点烟气就行了”，“我抽了一支烟，如愿以偿/ 期待一个奇妙的好梦/ 迎接我繁忙的明天”（《夜半，在花台抽了一支烟》），诗人是热爱生活的。
诗人爱饮酒，还很豪爽。《为朱葭画“干杯”作诗》写道：“一看，就是满眼红彤彤/ 永远是酒桌席上的红公鸡/ 大红大红的红公鸡/ 除了老赵，谁也不是/ 从额头到脖子，红他个呼儿嗨哟/ 喝，你敢不喝，满上满上/ 红公鸡把眼一鼓/ 谁的杯子也不敢回收/ 多少年了，我们以酒相识”。且好客，“他们一波又一波来到这里/ 分享这里的河流、油菜花、卤鸭子/ 走时还说：明年还会再来”（《南路》），当然，来了少不了酒。
差不多一个阅历丰富、爱妻子朋友、诗酒人生、率性而为的临邛杨然活脱而出了。
杨然写临邛，临邛也在写杨然。那么，杨然“写”的技巧在哪里？杨然的诗朴实无华，自然流露。几乎没有玩什么现代派技巧，或许就是诗人最大的技巧，大巧若拙嘛。但他的诗歌语言值得探究。
三、语言的魔棒
语言不是情感的被动的载体，不是死的，而是主动的，活的。正如诗人洛夫在《雨想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企图把语言从街坊市场等公共场所的流行语境中提升一个层次，使诗的声音还原为生命的原音，在诗里，语言不是一种符号，一种载体，而是生命的呼吸与脉搏。”语言有着自己的鲜活的生命，有着自身的运动的轨迹。语言不是被诗人牵着走，而是带着诗人顺着语言的闪光走，有时诗人被驱赶得很忙碌，笔都写不赢。这就是语言的魔力。杨然写有两篇谈诗歌语言的文章，收在杨然编著的《诗缘》第2集里。杨然在《关于诗歌语言》说：“首先，我认为诗歌的语言是美的语言。”“自由的语言，内心的语言，流动的语言，变幻的语言，是现代诗语言优美的几大特征。”“诗歌语言的另一大特点是自我的语言，这跟内心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这是诗人对诗歌语言的深刻洞察。在《再谈诗歌的语言》说：“诗歌的语言是抒情的语言，意象的语言，此外，诗歌的语言还有它天然的音韵美感，即是过目不忘，也过耳不忘。”强调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那么，杨然的语言魔棒是怎样的呢？
地方化。杨然的诗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用了很多四川口语和方言。口语如：“要不然这世界哪有那么多相思”（《冉义红豆》）中的“要不然”，“初恋信不信由你，爱情成不成由我”（《冉义红豆》）中“信不信由你”“成不成由我”，很亲切。方言如：“吃啥子汤圆哦，又不是过年”、“培培自然到河坝街扯谎/ 她把哥老倌的家当成避风港/ 平时懒得煮饭时，往往就去打光子”（《斜江河春分》）中的“啥子”即“什么”，“扯谎”即“撒谎”，“哥老倌”即“哥哥”，“打光子”即“蹭饭”，很亲近；“家家户户都是棒客”、“那是南路呵。他说/ 贼娃子。青红帮。棒老二/ 那时候每个路口都要路条呵”、“上山走得歪巴咧嘴/ 直到饿得背脊骨贴着肚郎皮”（《南路》）中“棒客”“棒老二”即“土匪”，“歪巴咧嘴”即“张着嘴”，“肚郎皮”即“肚子”，很形象；“红他个呼儿嗨哟”、“火上浇油，好巴适哟，好安逸”（《为朱葭画“干杯”作诗》）中的“呼儿嗨哟”即“够”，“好巴适”即“好自由”，“好安逸”即“好舒服”，很畅快；“这口老井坚守到自己完全被土巴填平”（《弃井》）中的“土巴”即“泥巴”，很朴实。这些地方特色的语言，为杨然的诗歌贴上了独特的标签，一读就知道，这是杨然的，不是别人的，也即“这一个”，充分表现了杨然诗歌语言的自在。
儿语化。“虫虫在近处数点碎银”（《给培培》）中的“虫虫”，唤醒了读者的童心。“数点碎银”也很有诗意的美，让人从纷繁喧嚣的滚滚红尘抽身而出，见到自己的一片真心，这是何等的惬意。
雅俗化。大雅，才能大俗。大俗，才能大雅。最后，雅俗共赏。“这才是‘我之所思在玉门’”（《斜江河春分》），诗人巧妙化用张衡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让诗含蓄隽永。“《蜀志》曰：临邛有火井。取井火煮之/ 一斛水得五斗盐”、“南路古称‘天府南来第一州’”、“没讲过‘临邛自古称繁庶’”（《南路》），引用典籍，说明此地历史悠远，引发思古之幽情。“只留春颜凝固”（《冉义红豆》）中的“春颜”，乃宋词语，让诗典雅。引用俗语。“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给培培》）中“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让诗亲切，打通常人心理。“她们都是这桌酒客的第一夫人/ 当然也是唯一夫人”（《为朱葭画“干杯”作诗》），睿智而充满言外之意，都守着传统美德，没有“二奶”“三奶”。
场景化。人物活动在特定的场景，呼之欲出，同时，也增强诗意的画面感，仿佛身临其境。《为朱葭画“干杯”作诗》几乎全是场景化的语言写成，略举一二：“苦了我这个饮酒的弱势群体/ 能躲就躲，能避就避/ 实在不行就苦抿苦吞/ 老朱倒是一言不发/ 横竖总把杯中酒拿下/ 吴闷墩踩假水踩得认真/ 满上满上，因为他用别人的杯/ 自己的杯却永远零线”，喝酒场景每个人的情状栩栩如生。“王总可不胜酒力/ 但是打牌很江湖，爱整清一色/ 老赵却在牌桌上打瞌睡/ 该你了，老朱免不了一催/ 一催，他也是个清一色/ 或者，斗地主斗进庄周花园/ 谁若是把他喊醒/ 他肯定有两个炸弹”，打牌场景个个都是高手，很生活化。杨然说：“为了自己的作品达到‘诗意’和‘诗美’，我宁愿达不到‘精练’，甚至‘有点散文化’也不要紧。”（《关于诗歌语言》）其实，这是诗人语言的自觉。
叙事化。叙事在诗歌中运用，是根据表达的需要。诗歌重在抒情，但叙事也是抒情，是冷抒情，诗人的情隐藏在叙事背后。这种冷抒情的叙事在《南路》中用得最多。再举《斜江河春分》一例：“娟子刚刚读初中，她跟汤武同学/ 谁也没有想到，将来他们发家致富/ 静波当上飞行员，杨灿出国/ 林江比她妈妈还行，在教高中英语”，惊讶变化都在不言中。这种叙事化的语言在很多诗中出现。
杨然的诗歌语言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粗粝汪洋而百无禁忌，明白晓畅而不惮直白，幽默睿智而亦庄亦谐。这是杨然胸怀大自在的境界，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套句四川话说，啷个巴适，啷个安逸，就啷个写哟。杨然说：“自由的语言首先是诗人的自在。在台湾诗人中，郑愁予是个写诗写得很自在的诗人。”（《关于诗歌语言》）那么，我要说，杨然也是一个写诗写得很自在的诗人。
2013年1月16—17日于普明村；2月6日寒假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