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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然,一个刻意给临邛树碑立传的诗人
作者:何均  发布日期:2014-02-10 13:07:01  浏览次数: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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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诗《临邛诗抄》为例兼谈其诗歌语言
 
        地以人名,人以地传。这里,单举中国两例,一古一今。江油因唐代李白名播天下,高密因当代莫言获诺奖名扬世界。而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当今,临邛可能因诗人杨然而出名,诗人已是临邛“诗歌的坐标”(《南路》)。或者说,诗人刻意用诗给临邛树碑立传。这样的诗人,刻意写某地,专心写某地,在当今诗坛是不多见的。即使写,诗人们往往也要隐去其真实地名,潜意识以为此地名不见经传,殊不知很多名胜最初也是不出名的。临邛,不是杨然的出生地,而是他的工作地生活地,也是诗人热爱一生的地方——“永远的家”(《南路》)。
        杨然组诗《临邛诗抄》由12首组成;跨度4年,2009年4首(《爆竹》《我看见的远山必是大山》《菜花黄了》《鹤林通幽》),2010年5首(《冉义红豆》《斜江河春分》《宫王寺村道》《南路》《为朱葭画“干杯”作诗》),2011年1首(《弃井》),2012年2首(《给培培》《夜半,在花台抽了一支烟》)。我们通过对组诗文本的直接细读,从组诗文本出发,而不是通过理论去削足适履,一起走进杨然的临邛来认识临邛的杨然吧。
        一、杨然的临邛
        临邛解放前土匪出没,“出南门,那就凶多吉少了/ 白天一个人上路,也会遭抢夺/ 晚上连命也保不住”(《南路》),可见它的过去是乱世。
        临邛的远山必是大山,突出表现在《我看见的远山必是大山》。“深厚的青色千古凝重/ 虚构了隐者也成全隐者/ 养育了忠骨也埋藏忠骨”,是哲理的深刻与洞见。“平日的阴霾千里扫光,我看见了远山/ 拴在天空的腰部,一如大仙的酒壶”,“我看见的远山必是大山/ 稳稳镇住天空的座落”,是磅礴的气势与渲染。
临邛风景如画。诗人通过读赵南江摄影《邛崃田园风光》写出《菜花黄了》:“新鲜的芽苞正在酿造六月好酒/ 草木先醉,倒在湖中依恋成画”,风光醉人啊。人文景观之多:“他说,我是不去南路的/ 那个地方叫邛崃”,“南路有美山美水的天台山/ 有古香古色的平乐镇”,“两千斤古钟依然坐落鼓楼”、“最妙全国第二高砖塔,它叫迴澜塔/ 除了祛除水患,还在供奉文化”(《南路》),“清清楚楚的漏米洞”、“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还有魏了翁的读书台”、“白鹤山上鹤林寺”(《鹤林通幽》),差不多是旅游的导游图,将临邛推出去,让人流连忘返。
        临邛人杰地灵。“我读到了卓文君,这张南路最美的名片/ 文君井依然有水。隐隐还有凤求凰琴声”(《南路》)。自然,我们就会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千古文人佳话。
        临邛的风土人情也很美。跟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临邛红白二事都要燃放爆竹。“情绪酝酿一年了,该点燃的都点燃/ 该放飞的都放飞,该炸的,都炸/ 这就是爆竹,我们中国的爆竹/ 用于喜庆,也用于悲切/ 用于迎接,也用于送别”(《爆竹》),而且人们生性达观,总是盼望来年,相信来年会更好。“一年的生活烟消云散,天空完好无损/ 留下满地的碎片,那是洒落的记忆/ 足够我们拼凑新的一年又一年/ 喂饱我们新的眼睛和耳朵”(《爆竹》)。这是诗人纯中国经验的诗意表达。民风淳朴。“山民都朴素/ 粗俗是粗俗的天性。容忍是容忍的传统/ 社员都勤劳。乐观。善良和友好”(《南路》)。冉义的红豆很独特。“据说,川西坝子像她这样的雌树/ 仅存两棵,雄树也不会超过为五/ 鲜红滴落,往往四年才一轮回/ 一个人送给另一个人,只能一颗”,“一辈子就有一个扎根的承诺/ 开花结果的承诺,再也不要飞走”(《冉义红豆》)。春分是节气。“老妈说:‘今天要吃汤圆呵’”(《斜江河春分》),这是很多地方没有的现象。
        临邛也在经历时代的变迁,在诗人的诗中烙下深刻的伤痕,而诗人总是怀旧的,《弃井》表现最充分。弃井曾经“养育一代又一代冉义乡情乡音/ 伴随煮饭、淘菜、洗衣、冲凉细节/ 井边成为最有人情味的社交圈子/ 成为老街最美最亮的宇宙之瞳”,“遂想起童年、少年和青年,好多往事/ 都是靠这井水长大的,每天玩耍和作业/ 以井为家,井是河坝街最管用的家长/ 所有衣服、扁担、水桶、碗筷都认识它/ 所有人爱它如同眼睛,一日三餐情同手足”,温馨而温暖。“现在,随着斜江河床沙石开采/ 地下水位日复一日下沉,下沉/ 好井日渐干涸,血脉凸起空壳”,井被人为地整衰竭了。“最大悲哀在于,由它抚养过的乡人/ 现在竟用垃圾喂它,倾倒塑料玻璃/ 就像四周遍布的农药,荡尽田间昆虫/ 它的喉咙再也发不出清妙琴音/ 从耳根至脐部早已填满腐烂骨头/ 现在,它只剩下最后一箍井圈了”,无语,终于变成弃井。诗人还抓住一个细节,“这口冉义最后乡音的居所,日渐风化/ 本土用语、老家土话以及所有方言/ 已被标准发音一网打尽”,一切在标准化,原有的个性与特色也在标准化的旗帜下消亡殆尽,除了标准化的千人一面,我们还有什么呢?因此,诗人只能“再望它一眼,唉,它是啥也听不见的啦”,让人唏嘘惋惜。《宫王寺村道》也记录了它的变迁:“宫王寺跟延贡镇一样/ 是冉义的又一个空名”,不言而喻,毁“四旧”毁了吧;“宫王寺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 是冉义可歌可曲的平民通途”,但人们“散步成了这里最有趣的景象”,被迫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杨然田园化的临邛,正在被城市化的临邛代替,谁也不能阻止。诗人只能给她唱一首首挽歌,让后人在他的诗中品咂那份心酸与无奈。
        二、临邛的杨然
        要了解临邛的杨然,就应该读《南路》。《南路》是临邛的变迁史和人文史,更是杨然的个人史。杨然先当知青后当教师:“所以,当我接到去邛崃当知青通知”,“嘀的一声,我的户口就从成都消失”,“就这样我成了五大队五中队知青/ 第二天就喊我们上山挣工分”,“这样过去一年半。我跳出农门/ 进了师范。后来自然是教师”。认同生活地,融入生活地:“教书后居住在平原。日子依然在乡村/ 小镇居民都平和。安闲。生生不息/ 生命不止。我也一年比一年理解南路/ 懂得南路。走进南路。深入南路/ 我现在是南路的一员。我已经是南路的一员”。从事写作,成为诗人作家校长,且娶妻生子:“渐渐地,我开始一点一滴消化于南路/ 融会于南路。甚至,成为南路的一坐标/ 诗歌的坐标。成为南路的一方向/ 扎根的方向。懒得挪动或者安贫乐道/成为斜江村林大爷幺女儿的夫君/‘民族用品第一镇’一校长/‘中国最大白酒原酒基地’一作家/ 我在这里安家落户。安居乐业/ 我使冉义二字在诗友中小有名气”。父亲安葬这里,自己也扎根这里:“也许父亲一辈子也没想到,许多年后/ 我们会葬他在南路。在斜江村”,“这里有世俗乐土。也有风水宝地/ 这里是老四永远的家。哦。南路”,且安老终身。
        其实,杨然写了很多诗给妻子。《给培培》不过是其中之一。盼妻子,“我在冉义是很安静的,因为后花园/ 等你归来,一起散步”,因为暑期了“总的感觉校园人空/ 空就空在你在别处/ 我在空空之外静静等你”。很有趣,诗人也像孩子会赌气,“如果你再不回来/‘不吃你做的饭,衣服不拿给你洗’”,气死你!“习惯了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去走,比登天还难/ 回来吧,雨后的黄桷兰/ 淡淡闻来,香味是很浓烈的”,想念妻子,老伴老伴,老来是伴。结尾含蓄隽永,韵味无穷。
        诗人爱吸烟,但不是瘾君子。“烟是轻轻地抽,细细地品/ 吸入肺部是不道德的/ 仅从口腔入,鼻腔出/ 稍稍染一点烟气就行了”,“我抽了一支烟,如愿以偿/ 期待一个奇妙的好梦/ 迎接我繁忙的明天”(《夜半,在花台抽了一支烟》),诗人是热爱生活的。
        诗人爱饮酒,还很豪爽。《为朱葭画“干杯”作诗》写道:“一看,就是满眼红彤彤/ 永远是酒桌席上的红公鸡/ 大红大红的红公鸡/ 除了老赵,谁也不是/ 从额头到脖子,红他个呼儿嗨哟/ 喝,你敢不喝,满上满上/ 红公鸡把眼一鼓/ 谁的杯子也不敢回收/ 多少年了,我们以酒相识”。且好客,“他们一波又一波来到这里/ 分享这里的河流、油菜花、卤鸭子/ 走时还说:明年还会再来”(《南路》),当然,来了少不了酒。
        差不多一个阅历丰富、爱妻子朋友、诗酒人生、率性而为的临邛杨然活脱而出了。
        杨然写临邛,临邛也在写杨然。那么,杨然“写”的技巧在哪里?杨然的诗朴实无华,自然流露。几乎没有玩什么现代派技巧,或许就是诗人最大的技巧,大巧若拙嘛。但他的诗歌语言值得探究。
         三、语言的魔棒
        语言不是情感的被动的载体,不是死的,而是主动的,活的。正如诗人洛夫在《雨想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企图把语言从街坊市场等公共场所的流行语境中提升一个层次,使诗的声音还原为生命的原音,在诗里,语言不是一种符号,一种载体,而是生命的呼吸与脉搏。”语言有着自己的鲜活的生命,有着自身的运动的轨迹。语言不是被诗人牵着走,而是带着诗人顺着语言的闪光走,有时诗人被驱赶得很忙碌,笔都写不赢。这就是语言的魔力。杨然写有两篇谈诗歌语言的文章,收在杨然编著的《诗缘》第2集里。杨然在《关于诗歌语言》说:“首先,我认为诗歌的语言是美的语言。”“自由的语言,内心的语言,流动的语言,变幻的语言,是现代诗语言优美的几大特征。”“诗歌语言的另一大特点是自我的语言,这跟内心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这是诗人对诗歌语言的深刻洞察。在《再谈诗歌的语言》说:“诗歌的语言是抒情的语言,意象的语言,此外,诗歌的语言还有它天然的音韵美感,即是过目不忘,也过耳不忘。”强调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那么,杨然的语言魔棒是怎样的呢?
       地方化。杨然的诗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用了很多四川口语和方言。口语如:“要不然这世界哪有那么多相思”(《冉义红豆》)中的“要不然”,“初恋信不信由你,爱情成不成由我”(《冉义红豆》)中“信不信由你”“成不成由我”,很亲切。方言如:“吃啥子汤圆哦,又不是过年”、“培培自然到河坝街扯谎/ 她把哥老倌的家当成避风港/ 平时懒得煮饭时,往往就去打光子”(《斜江河春分》)中的“啥子”即“什么”,“扯谎”即“撒谎”,“哥老倌”即“哥哥”,“打光子”即“蹭饭”,很亲近;“家家户户都是棒客”、“那是南路呵。他说/ 贼娃子。青红帮。棒老二/ 那时候每个路口都要路条呵”、“上山走得歪巴咧嘴/ 直到饿得背脊骨贴着肚郎皮”(《南路》)中“棒客”“棒老二”即“土匪”,“歪巴咧嘴”即“张着嘴”,“肚郎皮”即“肚子”,很形象;“红他个呼儿嗨哟”、“火上浇油,好巴适哟,好安逸”(《为朱葭画“干杯”作诗》)中的“呼儿嗨哟”即“够”,“好巴适”即“好自由”,“好安逸”即“好舒服”,很畅快;“这口老井坚守到自己完全被土巴填平”(《弃井》)中的“土巴”即“泥巴”,很朴实。这些地方特色的语言,为杨然的诗歌贴上了独特的标签,一读就知道,这是杨然的,不是别人的,也即“这一个”,充分表现了杨然诗歌语言的自在。
        儿语化。“虫虫在近处数点碎银”(《给培培》)中的“虫虫”,唤醒了读者的童心。“数点碎银”也很有诗意的美,让人从纷繁喧嚣的滚滚红尘抽身而出,见到自己的一片真心,这是何等的惬意。
       雅俗化。大雅,才能大俗。大俗,才能大雅。最后,雅俗共赏。“这才是‘我之所思在玉门’”(《斜江河春分》),诗人巧妙化用张衡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让诗含蓄隽永。“《蜀志》曰:临邛有火井。取井火煮之/ 一斛水得五斗盐”、“南路古称‘天府南来第一州’”、“没讲过‘临邛自古称繁庶’”(《南路》),引用典籍,说明此地历史悠远,引发思古之幽情。“只留春颜凝固”(《冉义红豆》)中的“春颜”,乃宋词语,让诗典雅。引用俗语。“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给培培》)中“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让诗亲切,打通常人心理。“她们都是这桌酒客的第一夫人/ 当然也是唯一夫人”(《为朱葭画“干杯”作诗》),睿智而充满言外之意,都守着传统美德,没有“二奶”“三奶”。
       场景化。人物活动在特定的场景,呼之欲出,同时,也增强诗意的画面感,仿佛身临其境。《为朱葭画“干杯”作诗》几乎全是场景化的语言写成,略举一二:“苦了我这个饮酒的弱势群体/ 能躲就躲,能避就避/ 实在不行就苦抿苦吞/ 老朱倒是一言不发/ 横竖总把杯中酒拿下/ 吴闷墩踩假水踩得认真/ 满上满上,因为他用别人的杯/ 自己的杯却永远零线”,喝酒场景每个人的情状栩栩如生。“王总可不胜酒力/ 但是打牌很江湖,爱整清一色/ 老赵却在牌桌上打瞌睡/ 该你了,老朱免不了一催/ 一催,他也是个清一色/ 或者,斗地主斗进庄周花园/ 谁若是把他喊醒/ 他肯定有两个炸弹”,打牌场景个个都是高手,很生活化。杨然说:“为了自己的作品达到‘诗意’和‘诗美’,我宁愿达不到‘精练’,甚至‘有点散文化’也不要紧。”(《关于诗歌语言》)其实,这是诗人语言的自觉。
       叙事化。叙事在诗歌中运用,是根据表达的需要。诗歌重在抒情,但叙事也是抒情,是冷抒情,诗人的情隐藏在叙事背后。这种冷抒情的叙事在《南路》中用得最多。再举《斜江河春分》一例:“娟子刚刚读初中,她跟汤武同学/ 谁也没有想到,将来他们发家致富/ 静波当上飞行员,杨灿出国/ 林江比她妈妈还行,在教高中英语”,惊讶变化都在不言中。这种叙事化的语言在很多诗中出现。
        杨然的诗歌语言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粗粝汪洋而百无禁忌,明白晓畅而不惮直白,幽默睿智而亦庄亦谐。这是杨然胸怀大自在的境界,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套句四川话说,啷个巴适,啷个安逸,就啷个写哟。杨然说:“自由的语言首先是诗人的自在。在台湾诗人中,郑愁予是个写诗写得很自在的诗人。”(《关于诗歌语言》)那么,我要说,杨然也是一个写诗写得很自在的诗人。
 
2013年1月16—17日于普明村;2月6日寒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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