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那年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唐山大地震。
这年已是我在农场插队的第三年，因为我的出色表现，先后被评为公社级和县级模范知青标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公社副书记曾找我谈话，要我表态扎根农村，我没同意。我对他说，我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法，只是暂时在这里锻炼，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如果因此不批准我入党，我没有意见，我相信我在哪里都可以入党。但最终还是批了。
那阵子闹痢疾，又是脓又是血，让赤脚医生给治总不好，一周下来，人已经脱像了。再挺下去，要出问题，只好请假回京看病。刚在家里没住几天，一阵地动山摇，唐山地震了。我家那时住在南池子街的一棟日式小楼里。这一震，楼被震出裂缝，不敢住了，就在大街上搭起了临时地震棚。后来大概是因为影响交通和有碍观瞻，就让把地震棚迁到附近的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去了。在皇家园林里安营扎寨，每天吃饱了就打打牌下下棋，玩腻了就打打羽毛球或散散步，过的满滋润的。可是老干部不干了，说的是我爸爸，他16岁入党,19岁当了区委书记，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他对我说：你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躲在这里混日子算什么麽？赶紧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
那时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三个的安排是这样的: 老大去西藏(我哥)，老二扎根(我)，老三去唐山（我弟弟）。总之，都是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时代变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也变了，我们兄弟三人没有一个遵循父命。现在老大金卫东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老二我是个半途而废大学老师，老三金小鹏是律师，人大毕业的法学博士。他们的名字都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是后话。
在父亲的鞭策下我当天就赶回了农村。一回到村里，就发现党和人民还真的很需要我。村党支部书记见我回来就像见到救星似的，一把拉住我，立刻委以了重任。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唐山的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北京地区的震级有五六级，虽然没有屋倒房塌造成严重伤亡，但是墙倒房裂还是有的。据说，把京北山区的密云水库大坝已经震出了裂缝。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还震不震？如果再有强震，一旦把密云水库大坝给震垮，整个密云水库的水就会顺着京东大运河的故道倾泻而下，沿河两岸必遭灭顶之灾。当时告诉我们，水到我们村的高度是八米。对于这种灾难，无法防范，只能逃亡。如何有效的组织人民群众逃亡，建立有效的报警机制就至关重要。但是在地震期间，电话，交通等通讯手段都是靠不住的，只能用最原始的手段：烽火台。当时国家制定的报警机制比烽火台高级一点，每隔几公里设置一个炮点，以炮声传递的方法来报警。我村是一个炮站，当时下的死命令是:炮站必须由队里最精悍的基干民兵管理，听到上风的炮响后，必须把炮打响，如果没打响炮或擅离职守就“军法从事”，那就是杀头啊。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上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下面又无牵无挂，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管理负责此炮站的任务就自然交到我身上了。
我带着村里精选出的三名基干民兵，到公社去参加了操炮培训，然后领回四门迫击炮。是那种一米多高，碗口粗的迫击炮。
其实没什么好培训的，让我们打的炮弹是礼花弹，见高见响有烟雾那种，把柚子大小的礼花球往炮筒里一丢，立刻蹲下把耳朵捂紧就得。所谓培训，关键是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觉悟。让我们每个人写了决心书，其实就是立了生死状，一切后果都是自愿的，与其他任何组织个人无关。然后犒劳了我们一顿大酒大肉的功劳饭，临了，培训结束时还封我做了个民兵副营长，是负责培训的公社书记当众宣布的。这下我知道了，共产党对赴死之徒也是许给高官厚禄的。虽然我这个副营长是无薪无权，甚至连个书面的委任状都没有，只管俩半人和四门炮，属于临危受命吧，但这是我此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官了。本来我还嘀咕，对我等土农民军法管得到吗？怎么个军法从事啊？现在好了，属于在职的军事干部了，再军法从事起来就便当多了。
回到村里，我们在村口小学的操场上支起了炮阵，因为这里靠近公路便于逃跑。炮阵旁搭起了窝棚，我领着三个基干民兵日夜在窝棚里守候，三顿饭有人送，吃饱了没事干。因为属于战备值班，打牌下棋都不行，只能臭聊，轮流讲些七荤八素的黄色故事。那几个农民头两天还正经事似的守些纪律，三天后就没正型了，纷纷请假说是回去跟老婆干那事，说再不抓紧干以后也许就没机会了。那我就一人盯着吧，谁让你是副营长呢？等他们都跑了我就一个人在窝棚里想入非非：干那事有那么好吗？如果连那事还没干过就为革命牺牲了还真有些遗憾啊------
好在有惊无险，地震没再发生，警戒在十几天后解除，我算是经受住了一次党和人民对我的生死考验，以后再干那些想干的好事也都没有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