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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生的宗教信仰
作者:蔡田明  发布日期:2016-10-21 21:23:21  浏览次数: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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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一村和文化多元的智能网时代,宗教信仰的容忍自由变得十分重要。约翰生说过,此思想与彼思想是平衡的力量,谁也不能说服谁。只有用其他的力量才能解决它们之间的不平衡。

“其他力量”在传统历史里就是战争手段。信仰极端主义者,总是企图通过武力或高压封网诸手段,控制征服其他思想的信仰者,从而达到其政权统一于一个信仰一个主义的目的。

现代文明社会早有“其他力量”,如坚持国家“政教分离”原则,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以宪法而非某个宗教教义思想主义,定国策治民事,以此和谐社会,进而步入有国际秩序规则讲平等公正契约的大同世界。

英国文化巨人约翰生,以其坚定的基督信仰而被其同时代人称为“最伟大的道德老师和基督真理的辩护者”。根据约翰生的周期性散文,小说,诗歌,词典和传记,研究学者罗杰斯(Pat Rogers) 把“约翰生的宗教性”看作他文学创作的“核心”。

这样一个“核心”,对当今提倡多元文化有无现实意义?这要从约翰生信教一生和他信什么教以及强调什么基督思想来理解其宗教信仰的精神,进而理解其文学创作“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大智慧。走近约翰生,方能认识约翰生文章思想超越宗教信仰和同时代人的局限性,引导人们用智慧去解决多元化社会的现实问题。

一)信教一生

约翰生自觉地信教应从二十岁开始。他第一次读威廉Ÿ劳(William Law)的《唤起神圣的使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此前与其他小青年一样,他对宗教无多大兴趣,还常以不屑口吻讥讽信徒。小时候经历教堂塌顶事故,一直有恐惧阴影。因视力差,怕看不清的难堪,他不愿进教堂,宁可星期天到野外空地读书。(故事见笔者译《约翰生传》第10页)鲍斯威尔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强调宗教是他思考的重要主题。

另一位传记者霍金斯在检验约翰生在牛津的学习生活之后,发现他最喜欢的科目是“古典文学,道德和神学”。 约翰生承认,其作文特别要归因于他学习“神学和其他”。霍金斯的《约翰生传》告诉人们,他不但自撰祷告,表现出写作技巧,而且还与许多牧师有直接的交谈和探讨。

1733 年,约翰生的第一本书是翻译葡萄牙耶稣传教士的《阿比西尼亚旅行记》。这直接影响他后来创作探讨人生幸福的小说《幸福谷》(拉塞拉斯)。他曾向《绅士杂志》主编凯夫(Edward Cave) 提出建议,翻译一部更长的神学著作,萨皮(Paulo Sarpi)的《特伦特市政发展史》。仅是因为有另一个出版竞争对手,他才放弃了从事九个月译有400—800页的手稿。这部书涉及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如主张搞圣礼的神学,教会的政体,信徒的继位和信仰的公正等有争议的问题。

1744年,在整理大藏书家哈利艾纳(Harleian) 藏书目录时,他为奥尔德斯(Willian Oldys) 编写过1742--1744年书目。从其“与教皇制信奉者的争议”,“神学的苦行戒律”,“自然神论信仰者”“基督三位一体的争论”等分类上,可见他十分博学,对英国教会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在《漫步者》最后一期(1752),约翰生告诉读者,他的意图是写关于基督思想的系列文章,决不使用目前时代那种“放肆和轻浮的语调”。

       1755年,《英文词典》出版。其经常引用的神学人士有,泰勒(Jeremy Taylor),哈蒙德(Henry Hammond), 奥尔斯崔(Richard  Allestree),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索斯(Robert  South),斯蒂灵夫特(Edward Stillingfleet),蒂落森(John Tillotson),尤为重视三位重要的说教者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威廉Ÿ劳和克拉克(Samuel Clarke)。在他的词典,他因克拉克对“三位一体”有异见而没征引其语录。

这些神学人士及语录的广泛征引,让当代研究专家德马利(Robert DeMaria)判断,“宗教在约翰生课程里是最重要的科目。” 约翰生重新修订第四版词典时(1773年),增加了许多有争议的来自英国国教的传统宗教诗歌和其他材料,导致另一位研究者雷迪克(Allen Reddick)注意到,约翰生晚年依然关注神学思想资料在新修订版本中的体现。

约翰生曾写信给鲍斯威尔(1763年),回答推荐书目时说,学习神学理所当然,根本就不是一个值不值得介绍去读的问题。其后,鲍斯威尔希望他写一本支持基督精神的文章。约翰生回答说,他希望他能做到(1773年)。

1773年,当约翰生和鲍斯威尔到苏格兰旅行时,他们设想文学俱乐部应构建一个新学院。教师全部由其成员担任。约翰生自报家门说,“我认为神学只有我能教。”当意识到珀西(Thomas Percy) 是神职人员时,他改口给他“应用神学”课,而他自己担任“理论神学”(Scholastic Divinity,关于中世纪神学的理论体系)。

在1775—1781年,约翰生在日记中,写过许多表示自己心愿的文字,强调要研究神学和上帝。有20次表示要读《圣经》。

约翰生倾注神学思考集中表现在他写祷告词。在至少三十二年的生活期间里,约翰生写过40篇布道祈祷词。其中27篇现存的祷告词,表明他熟悉古今世纪的神学家。

由于约翰生的基督道德和宣传宗教的声望,伦敦一家有名望出版商提供资金出版其“祷告礼仪”书。霍金斯说,约翰生自己有打算出版一本小型实用的祷告语录书,专收精辟格言,对哲学家和基督道德家的文句进行比较。

从上述简历,可见鲍斯威尔断言,“宗教支配他的思想”,对约翰生不是个虚伪的夸耀。约翰生的基督信仰和神学思考,比目前读者所了解的一般印象远为丰富和复杂。

现当代许多批评研究,集中在约翰生的内心心理或宗教的实践,远不能给与足够的评价,因为他们自己缺乏神学的知识。因此,研究者苏尔兹(Michael Suarez)认为,没有认真地探讨约翰生的基督信仰和神学思考,人们是无法充分地了解和欣赏约翰生的。如果我们要了解“约翰生的宗教性”,不仅要辨认他是“严肃的基督信仰者”,还要认可他是“认真的基督思想家”。

从“宗教的权威”“有条件的拯救”和“基督道德”三个方面,人们能对约翰生的生活和写作的重要方面有清晰的了解。下面对这些方面作些介绍。

二)信仰什么(宗教的权威和有条件的拯救)

宗教信仰多教岐出,常与教义争端有关。尤其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同一源,却各持教义不同。基督教本身也分门别派。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

自16世纪宗教改革后,许多宗派从罗马天主教分离出,不再属于天主教(Catholic),统称“新教”(Protestant)。英国国教(Anglican, 圣公会)和循道宗(Methodist,卫理公会派) 原则上属于“新教”。

与天主教比较,新教否定教皇的绝对权威,更强调布道和《圣经》的权威性。当今“政教分离”的民主政治,始于宗教改革,是经历过一系列流血斗争才达成共识的,尽管一些国家依然坚持政教不分包括主义治国。

英国自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后,建立以英王为首的国教会。因其保留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和仪式,一批不满国教保守改革的信徒,主张清洗圣公会内部天主教残余的影响,故被命名为“清教徒”(Puritans,公理会)。

这些清教徒接受加尔文教教义,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忍,反对奢华纵欲。他们坚持“政教分离”,否认教皇权。由于坚守信仰,他们受到英国王主导的英国教迫害,先后移民到荷兰美国避难。之后,美国成新教信仰中心。

除此清洗“清教派”之外,英国国内围绕恢复“旧教”天主教与新“国教”圣公会之间发生过血腥斗争。直到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才把宗教信仰自由和“君主立宪”的体制确立下来。

除上述几个大教外,基督信仰分派尚有四百多家,基督可比佛有千千手。这类教义争端说到底,既是宗教本身问题,也是教主维权控制政治与思想的问题。这点约翰生早就看得很清楚。他对鲍斯威尔说过,“所有基督教,无论天主教或新教都在重要问题上一致,他们的区别很小,分歧主要在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这点到权力之争这个阿克琉斯之踵。

约翰生在罗马天主教和英国“新教”之间,选择了彻底信奉他时代的英国国教。他认为,罗马天主教过分迷信和维信仰论,而新教或清教徒太个性化,破坏传统。两者不可取。

早年他在1738年写的“萨皮评传”和他翻译的《阿比西尼亚旅行记》,多少有些“仇视”罗马天主教的想法。中年编撰《英文词典》,对“宗教改革”“圣餐变体论”“教皇”的定义,也留下他敌意罗马天主教的情绪。

可是,比起他的英国教的同伴们,约翰生却很少激烈地反对罗马天主教,甚至说过,“如果可能,他会是个天主教”。因为鉴于把信徒的原始宗教和神父的权威看得很重要,比较其他的异教徒反权威来说,约翰生无疑会同情天主教。在他看来,异教徒的现代革新缺少与过去合法的联系。他相信“炼狱”,认为祈祷死亡是有效的。这个祈祷信念又与天主教是直接相联系的。

然而,基于英国教教父的教导,成为一个彻底的英国国教信徒,除相信宗教的权威外,他还赞同“有条件的拯救”,如为其妻子的死亡做祈祷。这个“有条件的拯救 ”似乎成为英国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之一。

不同天主教忽视《圣经》字句,约翰生对《圣经》教义极为重视。这也是“新教”与天主教重大区别之一。他认为,《圣经》“神圣和完美,使所有知识都相形见绌”。作为国教徒,他相信,为拯救人类,“每件必要的事,每个灵魂需要知道的事”,《圣经》都已揭示出来了。同时,他也争议地说,“《圣经》是世上最难读的书。”他提倡用神学的思维方式,咨询最早的圣经版本,所谓原始宗教(Primitive church ),认为只有这样做,后来人才能了解神的意愿。

约翰生对英国国教的等级制,上帝权威和秩序十分敬仰。这能解释他为什么对提倡“政教分离”的清教徒特别蔑视。从十七世纪(1620年)起,大批清教徒不满宗教压迫,从英国先到荷兰后到美国避难。约翰生在“巴特勒评传”(Samuel Butler)里,批评这些清教徒“酸腐的严肃,忧郁的迷信,沮丧的乖僻和固执的犹豫”,责备他们在十七世纪中期干扰社会和个人安宁,制造“荒谬的动乱”。

最糟糕的是,“顺从被破坏、敬畏不存在”,权威丧失。因为清教徒破坏顺从,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教士,没大没小。“秩序的破坏,国家规则的废除,会让这个世界不稳定,分离和令人忧虑。”这些“维稳”想法,无疑也是他晚年对美国人反感和反对他们独立战争的原因。

乘便提到,时代可以谴责约翰生思想的落伍,世人却无法容忍没有规则不讲秩序的社会。至于体制“秩序”有专制有民主,在约翰生时期,到乔治一世开始执政,国王已虚位,把王权下放给国会内阁,开始“虚君共和”的民主国家体制。

约翰生所要维护的是这样一个需要继续完善的体制,其捍卫态度有余,而改革精神不足,恰好可比拟,我们民国时期文化人鲁迅对其制度传统文化攻击有余而捍卫民国民主建设不足。同是本国文化巨人,一个高举捍卫旗帜,一个高举批判大旗,一个貌似“反革命”,一个真成思想革命家。我们曾经一直拒绝约翰生,没想到,巨变的社会现在可以抛弃鲁迅,可是还是难以接受以自由思想精神或基督宗教信仰来捍卫顺从和谐社会的约翰生。这些显然与约翰生思想的错对早已无关了。

在同样的血管里,约翰生写“弥尔顿传”时,也充满一种蔑视清教徒的情绪,指责他们颠覆王室和主教制的稳定。在弥尔顿的个案里,他叙述表明,他讨厌这类蔑视权威的自由。他认为,以这样态度信基督的弥尔顿有非宗教的危险。

持着英国教的宗教价值观,约翰生不赞同法国加尔文(1509—1564)主义(Calvinism)。因为清教徒正是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约翰生对其提倡“选举制”和“宿命论”的教条加以反对。他认为,这些教义原则很成问题,不能接受。他坚持不能仅因为“时代的动荡”就把“宿命论”包括在“39条款”里。

由于不相信个人凭本事能自我启示,自我拯救,如其主张“一次得救便永远得救”,约翰生在《漫步者》反复强调,人类的幻想和人类自以为拥有巨大的能力,是自欺欺人,不可靠。

他对未与英国教完全分离的“卫理公会派”,有诚恳的评论。他认为他们过于简朴的祈祷风格,不利于把福音书的信息传给大众。他很不满与“卫理公会派”联系的“感情主义”。他积极帮助宣传国教神职人员特拉普(Dr. Joseph Trapp)的布道词。于1739年把它在《绅士杂志》作摘要介绍,以便抵制宗教情感的狂热主义。

由于坚定信奉主教制的政府,认为它与“原始宗教”的实践能够保持和谐一致,约翰生反对任何其他教会政体的形式。

在对待苏格兰的长老会(Presbyterian)上,尽管他愿意接受长老会是苏格兰的国教,可他与鲍斯威尔旅行苏格兰时,却拒绝进入长老会教堂。这主要原因是,他不认可长老会的崇拜方式。因为其“没有教堂,没有神职授任,没有公众的祈祷仪式”,太随便敷衍了事。

在给长老会有争议人物切尼(Francis Cheynell) 写小传时,他坦承其厌恶憎恨。这也许是他最尖酸讽刺的作品。他说,长老会的祈祷“吵闹而无意义”。又说“这个守护其命名的捍卫者,却被一伙无知的士兵给挫败了”。

对权威的维护,约翰生主张“国家全能论”(Erastianism)的适当形式,建立国家教会的权力,管理公民的信教生活。他认为,国家不仅要保护私有财产,还要教育人民有道德。政府主管的首要任务是向社团灌输宗教精神。现代文明社会“政教分离”,不提倡“国家教会”,但其国家的主流教会信仰依然存在,起到约翰生所主张维稳的精神作用。因此,所谓多元化社会还是一元化的多元化社会,未能完全超出约翰生辩护其作用的范围。尤其当今多元文化社会面临严峻现实问题。

由于强调教父(英国国教称教父,罗马天主教称神父)应有其权威,约翰生不满任何剥夺教会权利和特权的行为。在他的布道词,约翰生认为,“目前时代占优势的精神似乎是怀疑主义,吹毛求痴,犹豫不信任,蔑视所有的权威,对自我判断的过分自信。不喜欢已建立的形式,仅是因为它已建立;不喜欢旧的方式,仅是因为它是旧的。”他解释所以会导致这种情形,这是因为人们过分看重“新奇”,过分“忽视祈求的帮助”。要改变,“最好的道路就是走进里面去。”

“走进里面”,在约翰生看来就是“寻找古义”,“向教父学习”。他对休姆(David Hume )说,为恢复教主议会的全面功能,他愿站在大炮面前,挺身而出。他希望教主在国会占有席位,发挥其精神作用,尽管当时许多议员本身也是区教会的神职人员。英国会讨论“异议法案”,寻求解除对其所有政府职员强制性接受“39条款”(1563年有宣誓效忠教会的法律条文),约翰生对这个法案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不愿支持任何他认为是破坏那些已建立的教会的行为。因此,正如鲍斯威尔说,“约翰生是个真诚热心的基督教徒。他无法容忍人们对英国教和君主原则的质疑。”

“走进里面”为了寻求安慰。当约翰生自己遇到个人烦恼时,或有人失去亲人时,他会从祈祷书找安慰,或自己写祷告词慰问人,如他给他继女波特的姑妈、为思罗尔先生死去的儿子、为自己的妻子的埋葬,都写过祈祷词。这些写作反映他阅读广泛,尤其熟悉《英国国教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约翰生常从这部为英国教祈祷服务的用书里得到慰藉。这部布道书不仅因为它有“崇高的真实”,以“最道德最精华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在他看来是“英国国家的象征”。

他对“原始教会”的特别尊敬,能帮助人们理解他为什么喜欢这部书和他为什么崇拜那些特别的权威。因为从斯帕罗(Anthony Sparrow)的《基本原理》(1655)到库默(Thomas Comber)的《教会指南》(1734),甚至其他重要的神学家,都强调这部祈祷书的“真实”,它与《圣经》和教父,特别希腊的教父保持一致,奠定英国国教和礼仪的基础。同样,约翰生也珍视纳尔森(Robert Nelson)的《英国国教的节日斋戒指南》(1704),以此帮助自己确立虔诚信教。

约翰生不仅对英国教“祈祷书”崇拜,而且把它与权威的祈祷模式联系,这个基督传统不仅为克兰默(Thomas Cranmer)和他的同时代人尊奉,而且可以上溯早几个世纪的教会实践。

关于“拯救”赎罪,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理念。约翰生是典型的“阿米纽派教义”(Arminianism)信奉者。这个以荷兰神学家命名的教义,有一套完整的神学和基督拯救的原则,在十八世纪广受欢迎。

为反对法国的加尔文宿命论神学,阿米纽派坚持三个原则:一)神学与人的自由意志相符合;二)所有神学的宿命论都没有圣经文字作基础;三)基督上帝为所有人死而不仅是一种选择。比较一下,如果加尔文看拯救是上帝不可避免的行为,阿米纽派则视拯救为“有条件”,取决于人类是否接受上帝赋予的天惠。它反对宿命及其含义,强调个人道德的自由和有条件的拯救的性质。既然是“有条件”的,原罪者接受拯救,就不是一次性赎罪,而是要不断地自我检讨,从内心到外在都要努力悔过,积极做慈善工作。当加尔文派检讨自己,发现上帝的偏爱和对原罪的选择时,阿米纽派却极为严格认真地发掘自己基督生活的品质,以便决定他们是否尽了自己的责任,去让自己的生活接受上帝。两者区别似乎可一言蔽之,一被动,宿命;一主动,积极。

约翰生是个外表上彻底的“阿米纽派”。他敬佩荷兰神学家格罗西(Hugo Grotius),因为他是欧洲最强有力鼓吹阿米纽派者。约翰生坚决反对宿命论,强调自由意志。他在私下和公开的写作里都强调“自我检查““自我悔过”“做慈善工作”的重要。这是他所信奉宗教的重要原则。

在百家争鸣的基督教义世界里,约翰生独取“阿米纽派”的积极入世而摒弃加尔文宿命论神学,还应有其他理由。如他从小身体素质差,应于此相关。否则,他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天生不幸的命运和逆来顺受的审判。信仰让他一生时时监督自己,有事干,不消极怠工。因而,若遇自我感觉特别“懒散”时,便在日记里一再写检讨反复悔过,提醒自己勤奋。他那句“人经常需要提醒而不是教诲”的格言可为此注解。

在信仰与自我拯救行动关系上,约翰生主张行动必要。若拿知行问题比喻,他强调行才知。因为”上帝是根据每个人的行为来奖惩人的。”他相信,死亡之后,上帝就立即作出判决。那些“天才的寓言”导引出的诚实,总是支配约翰生的宗教思想。约翰生的上帝要知道约翰生接受到什么而又实际去做了些什么,在比较能力与实践后作出正义的判断。

信仰是拯救的条件,可对约翰生来说,光有信仰没有行动是不充分的。慈善和虔诚不可分离。阿米纽派信仰者确实面临巨大的心理困难,“拯救是有条件”的,可到死亡之前,一个人都无法确定自己的条件是否达到。因此,他必须生活在一种基本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状态中,恰如其一生处在难以控制的反复发作抑郁症的病态中,为永生要么遭受折磨,要么得到福佑。这又多少“宿命论”成分,或许这可归纳为某种积极宿命论,而不同于加尔文主义消极宿命论。

约翰生对自己死亡和拯救自己所表现出的内心痛苦、矛盾纠结,在研究者苏尔兹看来,被一些既不了解他宗教神学内容又不熟悉他私人日记的评论家所严重歪曲。

在许多忏悔的日记里,约翰生引用拉丁文诗,“寻找神灵的人总是会想到什么将会出现”,以此来安慰自己,所以他想到“死亡”最多。在大家热议的约翰生“怕死”的主题里,他怕死主要是怕最后的判决。这个担忧不能与“正义的神能掌握拯救命运”这一形式相符合。因此,有时他无论多么精神谨慎,努力从业,还会使有价值的“尝试”令人“失望”,“变得无用”,成为“不必要的顾忌”。他在散文里反复说一个人的生活与写作不一致,似乎从神学方面也可找到原因。

在他的日记和祈祷词,约翰生表现出很奇特的以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克己精神,因为他认为自己总是在上帝面前做一切事情。因为上帝时刻都在关注自己,所以自己不能有一刻松懈懒散。这种固执信念,在他死前的四个月,还写在日记里。他还要求自己“反对探究”,解除“困惑的思想”,无条件地服从上帝。

约翰生的日记记录个人的“缺陷”,是为了提醒自己去面对它们,表明他要努力让自己精神生活进步,用恐惧和颤栗去解决拯救自己的问题。麦克尔-杰克逊有首歌名“颤栗”。若此“颤栗“与其另一首“拯救世界”相比较,似乎也有约翰生这个意思。

生活中,约翰生不是常去教堂者。要找出他不信任神学,思索神学有很多证据,如他的日常谈话,或他批评詹尼斯(Soame Jenyns)的《自由探索》。他爱争议,有探索的愿望和思辩的能力。这些习惯使他思想自然转向寻求更大精神的意义。因此,苏尔兹认为,人们应把他对宗教的怀疑和困惑,也看作是他导向真正的基督生活的内心斗争的一部份。这好比说,怀疑是为了相信,打是亲骂是爱。

约翰生知道,一个人要坚持基督信仰很不容易。他的祈祷词说:

“把心交给上帝,把全部心都交给上帝是非常困难的。最终,要长时间的伟大努力,要热情的祈祷,要勤奋的苦思冥想,要做许多的决定,要悲叹许多反复发生的堕落。大多数来自我们自己欲望的冲突,与这个世界的权力的冲突,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都会持续下去,直到人类的意愿全部顺从上帝的意愿才能止息。”

三) 强调什么(美德,道德,理性,死亡)

约翰生基督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强调人类人性的基本适用价值观。根据约翰生看法,几乎所有不幸的生活,都来自我们没有接近宗教和美德,“忽视那些谨慎和宗教同样要求我们的责任”。“美德是愉快的父母。”宗教是“幸福的基础”。反之,“苦恼是邪恶的结果,邪恶是苦恼的原因。”上帝对我们的磨难不负任何责任。“我们若受难,也是受我们自己犯错的难”。“我们不能幸福,因为我们决定得到的愉快与上帝指定的不同,不能在理性和反思基础上发现幸福。”如同他的前辈哲学家洛克,约翰生从不探问在人类幸福中的愉快和它的作用的合法性,尽管美德的愉快和宗教的奖励看起来就像是日蚀彼此互现遮掩。

约翰生强调“美德”,强调“道德”优秀对幸福的影响同时,主张“受难”“忏悔”的重要,即“有条件的拯救”。约翰生认为,罪恶不是偶然的,这恰是人们要直接去做慈善事业,让所有道德美德达到最杰出的原因。

对约翰生来说,身体上的罪恶应耐心忍受,因为它是产生好道德的原因。这本来与詹尼斯的 “邪恶是顺从的,因此也是不完美的结果,是造物主有必要为了全面地创造幸福的必要结果” 的看法近似,可约翰生就詹尼斯《对罪恶本质和原始的自由探讨》过分强调其“必然结果”,大为光火,表示非常反感。在这篇书评长文里,约翰生对神正论质疑思考,不赞同詹尼斯强调“必需”或“必然结果”的神学宿命论。(参看笔者《约翰生的哲学观念》)约翰生坚持宣传“谦逊”的美德作用,把具有美德的“忍受”看作蔑视邪恶的唯一理由。

在约翰生看来,“哲学教人执着,宗教才能给人耐心。”“基督信徒给生命和不死带来光明,这是他们最杰出的成就。”约翰生反复强调《圣经》给人类拯救思想。 它“用浅显和权威的术语,指明生活之路,死亡之路。”因此,人们借此书可以“免除自己辛苦探索的劳累”。人们从宗教启示里能学习两个基本的真实:一是人类要依靠上帝,这个造物主,这个统治者,这个教父;二是人类这个变化不确定的生活,只能过渡到一个永恒的状态,一个无止境的幸福或痛苦的状态。

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约翰生相信道德的生活。道德的公正,就像能导致他坚信神学“末世学”(Eschatology) 的四件大事:“死亡,审判,天堂,地狱”。他希望所有精神的价值能在来生得到平衡。上帝最终会胜利。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永恒的奖赏惩罚能使他解释一些人的行为。这些自然本性不比恶狼好的人,他们所以能在原罪和欲望的包围中生存,从不接受基督为人类争取赢得的拯救,因为他们没有基督信仰。

约翰生在日记里,不断地做“精神上的练习”功课,把“减少狂热,规范欲望”作为一个道德人的伟大任务。这些任务,若不靠宗教帮助,无人能做到。

思考“死亡”的箴言,没有人能比约翰生说得更矛盾而深刻了。如他不但这样说,“每天都想到死亡,你就真实存在了。”“人终其一生,无非是想回避死亡。”可他还那样说,“如果人经常想到死亡,生命就会变得静止。”约翰生所以特别关注和重视“死亡”,这与他一生所患的抑郁病症和他的博学多识及心智发达有密切关系。两者相互表里,相反相成。

约翰生晚年对“死亡”恐惧,和他早年总是提醒人们关注“死亡”,这个观念似乎只有从基督精神这个角度来理解才更为透彻。怀疑探索质疑,都可归属于信仰坚定的一部份行为。这类“潜台词”的逆向思维分析,便是凡事都是相反相成的,如同强调团结时就是说不团结,多说和谐时就是言难于和谐那样,表不是里,里才是表。

如果说约翰生过分地强调“死亡”,那么他也是企图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末世学”的展望,能让原罪的非理性和道德善良的优势,更明显地放大凸现出来。如他所说,“宗教是最高的理性练习”。

约翰生是宗教思想的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用他自己对他妻子说的话,“他有自己不同的理由,只希望实践而不是争执”(见祷告词)。他坚信,每个人都有宣传、承认和捍卫任何重要的真理,特别宗教的真实的责任。“我们不能创造真理”。“我们的任务是发现真理”。所以他告诉鲍斯威尔“学习神学”是“尽力知道上帝的意愿”。

十八世纪是启蒙思想家充满对理性主义顶礼膜拜的时代。约翰生是理性的践行者,也是质疑者。这包括对“神定论”(运定论)一类绝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在这被黑格尔称为“壮丽日出”的年代,他的质疑理性精神,不仅不能成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先锋,反倒被讥讽为思想日落者。现在公正的评价是,那个时候他便敏锐地看出期待理性支配世界的无奈,看到提倡理性主义者的局限和负面影响。其归根到底还是人生的无奈。最能体现其质疑理性的作品是小说《幸福谷》。 从其积极介入生活而言,《幸福谷》不妨理解为一个宗教主题。如作品接近结尾时,他们一行人与老人讨论生活给年轻人留下生命短促的印象, 访问埃及古墓时时反响着人类想象饥渴的回音,诗人因列关于灵魂的本质和不死永生的展望放大的前景,这些永恒“前景”“回音”“印象”与神学不无联系,如同约翰生在给思罗尔夫人的女儿的信中所说,“最高的荣耀,最愉快的生活,只能从关注,依附永恒才能获得”。只要他“努力工作,承认缺陷,把眼睛看着上帝”(见约翰生祷告词), 王子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其实,这部多主题甚至反理性主题书,有比宗教信仰更多的内涵意义。(参看笔者《幸福谷》序)

综上所述,基督信仰和基督思想一直影响约翰生,而他也自觉应用基督思想指导生活,规范自我行为。无可否认,他是虔诚基督信仰者和道德捍卫者。可是,约翰生不是文学的牧师布道者。其作品即使道德文章很少引用《圣经》(见笔者《约翰生作品集》序第15页),或者说约翰生“外在”(相对上面提到内心“内在”)没有太多教父之言,处处怀疑质问神学,都表明其于宗教信仰有大胸怀,既能“走进里面”也能“走出外面”,直接面对人类生存实际,面对自己身体虚弱采取“有条件”的选择,不为一宗一教一义所束缚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理智思考。

同其理,他在“巴特勒评传”主张诗人要“观察人类本性”,去“了解观念、幽默、兴趣和热情的效果”,又如他为莎士比亚作品敢于脱离“三一律”教条进行辩护,而不是以观念或信仰或主义印证解释一切。

应当说,宗教信仰不是约翰生生活全部,如同他说过文学仅仅是生活一部分,不会大于生活。(参看笔者《约翰生的诗学观》)这部分与全体关系,与其文学职业(非神职人员)和广见博学相关。活跃的思想和宽广的视觉,难免不让他时常对神学思索和对它不确定性进行考究,同时难免不让人对他宗教生活甚至信仰本身产生某些困惑不解。

他那些涉及宗教思想互为矛盾或不尽一致处言行,恰好说明他能“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对人类人性有更直接了解认识,使作品常透出生活的智慧而非狭隘的宗教倾向。他有信仰又不局限信仰,终让其作品成为智慧世界大观园的奇葩。

评论约翰生是个“基督思想家”还是个“文人作家”,如同我们“现代文学”争论一个人是革命者先还是作家先那样,不容易得出同一结论,又好比以“立场”还是“是非”谁更重要来判断一个作者那样,不容易得出一致结果。若把约翰生仅看作是宗教思想的发言者,我以为太小看约翰生给我们留下广大的睿智深刻、意境无疆的精神遗产,尽管神学家总是认为没有能比宗教更大的世界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一部《圣经》足以囊括一切,何论他书。

6/7/2009   12/7/2009             2016,10,10

参考书目:

Clingham and Smallwood (eds) (2009) Samuel Johnson after 300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Suarez,“Johnson’s Christian Thought” in Clingham(ed) (1997)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

Fred Parker,  “ We are perpetually moralists”: Johnson and moral philosophy in Clingham and Smallwood(eds) (2009) Samuel Johnson after 300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笔者《走近约翰生 -文论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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