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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上海印象 (上)
作者:苏北  发布日期:2020-05-07 11:33:32  浏览次数: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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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尝紫雪糕:感觉上海

初次去上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初秋。抵达上海的傍晚,朋友便带我去淮海路一家熙熙攘攘的冷饮店品尝了“大光明”牌紫雪糕,一层薄薄的巧克力包裹着绵软甜香的内瓤,果然名不虚传,比北京街头叫卖的包装简陋清汤寡水的“奶油冰棍儿”好吃多了。驻留上海的那些日子,我喜欢吃物美价廉的“生煎馒头”、“阳春面”和“酒酿圆子”,它们与北京的“豆汁儿”、“焦圈儿”、“豆腐脑儿”和“炒肝儿”一样都是属于市民的基本早餐。当然还有著名的“大白兔”奶糖和城隍庙的“五香豆”,通常是北京人去上海出差后送与同事的一点小意思。

记得那时候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叙述十里洋场上西方冒险家们所干的种种勾当:黄浦江上是横冲直撞的外国兵舰、“跑马场”中是耀武扬威的洋人大兵,最有名的据说是租界里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成为国人屈辱的写照。

由此联想到一些时过境迁但很有意思的事情。

六十年代初,上演了红极一时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随后名声鹤起了被誉为艰苦朴素、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它们的出现像是一股旋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成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最瞩目的文艺作品和政治风向标。

我对六十年代的电影情有独钟,儿童电影“没头脑和不高兴”中的顽皮影音让我怀念天天向上的岁月,至今收藏有“海燕”和“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女篮五号”、“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女理发师”、“年轻的一代”和“51号兵站”等DVD影片,这些故事的人文情怀和精神面貌反映了当年这个大都市里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是社会现实的缩影。

我还看过上海歌舞剧院的“小刀会”,读过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和矛盾的“子夜”,也喜欢技艺高超的乒乓球运动员张燮林、李富荣和郑敏之,慕名翻看了徐寅生写的小册子“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名人一度让我对上海产生过小小的推崇。

浏览旧上海的图片资料,民国初期烟榻上猥琐的鸦片烟鬼、目光呆滞的青楼女子和留着辫子的商贩以及黄包车夫,记录着上海早期丑陋不堪的史实,二、三十年代“大世界”、“先施”和“永安”公司以及“兰心”影院开业的海报则反映了步入繁华时期的商业盛景,然而四十年代末一张市民自行车上挂着废纸般的“金圆券”和人们惶惶不安的神情,无疑显示了时局的动荡和颓败的窘境。这让我想起了马铁丁的打油诗:“踏进茅房去拉屎,忽然忘记带草纸,摸出袋里百元钞,擦擦屁股满合适。”

1949年,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和工人学生市民们欢天喜地打着腰鼓唱起了“解放区的天”的醒目照片,明白无误划出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

至此,扬眉吐气、当家作主,公私合营、建造新村、生产万吨水压机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派欣欣向荣,万紫千红总是春。黄浦江水与海关大楼的钟声连带不夜城的霓虹闪烁,都因此流光溢彩、声情并茂、蒸蒸日上。

然而几年后,这一切却变得荒腔走板、沉郁和滑稽。

二、文化观瞻:外滩风情

张乐平的名作“三毛流浪记”,画面风趣且辛酸苦辣,夸张的三根头发充满着童心的智慧,是我当年爱不释手的画册。还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丛书《十万个为什么》则增长了我的见识,在那个年代里真是一本难得的科普好书。

八十年代初张爱玲的作品开始重新问世流行,我喜欢她的散文集“私语”。在她的笔下,商店橱窗和梧桐林荫道、清晨的烟霞和傍晚军营的号角乃至交际场上女郎们身穿耀眼的服装和剪裁的式样,都洋溢着林林总总的风情和声色大观,是她绝妙的调侃揶揄他人的基调。

她与胡兰成的情感世界,一句“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满山遍野都是今天”的比喻成为了张式文字的经典。她身着满清服装连同明澈却睥睨一切的高扬目光和姿态,折射出她内心的孤傲和冷艳。

在美术领域,我欣赏著名画家陈丹青的成名作“西藏组画”。他以写实的手法描画出生活在高原的藏人粗犷的原始美,用大块的暗色调去表现带着腥膻味儿的毡房和藏袍,细腻的笔触和色彩准确地勾勒出藏人笔直的鼻梁、古铜般的肤色和眉宇神情的凝重。在他的画里,藏人收割青稞的喜悦、在寺庙里朝拜时的虔诚和佩戴藏刀如同武士般的英武,让我看到了一个雪域民族古老的传统与宗教的神秘。他的作品,专家们说是摆脱了前苏联经院式的画法而呈现出对西方古典油画语言的深刻理解和出色的借鉴。

另一位已逝的画家陈逸飞,他的组画“浔阳遗韵”、“黄金岁月”、“丽人行”和“上海旧梦”,完全是表现清末民初的仕女风情,无论是吹箫抚琴或是手持纨扇的伶俐女子都身着华丽的丝绸裙装,她们纤巧的身段和妩媚的眼波恰到好处的点睛出东方女子的神韵。组画“旧上海”中的爵士乐手和慵懒的妇人,也正是昔日“百乐门”舞厅里灯红酒绿的写实。这些画幅颇能引发老上海人对早已逝去的历史的缅怀和记忆。也正像西方美术评论家们所说,陈的画“充满了强烈的怀旧情绪”,是什么情绪?是指1949年以前的历史情绪吗?

作家和画家同为瞩目的社会名人,他们的才华和文化素养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润应视为今天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张爱玲的身世背景除了前朝贵族们骄奢颓败的生活给与她特殊经历和写作视野成就了她的文学盛名外,不可否认她的长期游历欧洲的开明西化的母亲也给予了她潜在的影响。

对陈丹青和陈逸飞而言,我相信是上海街边优雅的法国梧桐树、玫瑰花园以及海关钟楼“威斯敏斯特”的曲调和迷离的霓虹色彩灵动了他们手中的画笔,将东方绘画的古韵和神奇注入了作品。他们留学国外并成功的引领西方大亨进入中国的美术界和商界,开启了美术作品商业化的大门。难怪旧时代的上海人普遍会讲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和擅长做“法式红菜汤”,恐怕也是心理上对西方文化下意识的推崇和倾斜。

文革前夕,我常和伙伴儿们在狭小的房间里聆听上海音乐学院何占豪与陈刚作曲、由俞丽拿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它可谓是有着至深的迷恋,是我的启蒙旋律。记得那张1/33转的密纹唱片封面画的是花丛中双飞的彩蝶。我非常喜欢第一乐章中清淡的竖琴和双簧管引出的主旋律,那分明就是一幅水墨江南的图画,青山浅黛、湖泊迤逦,不愧是一部上乘的传世佳作。

也是那年的秋夜在上海,我第一次聆听由吴祖强重新演绎改编的弦乐曲“二泉映月”,它完全改变了原作二胡单调微弱的气息,用西洋弦乐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原作品的感染力,令人信服的感悟到深邃的“泉清月冷”的境界,这或许就是阿炳心中向往的光明,一首飘泊江湖的宿命旋律。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今天北京东西长安街上的政府机关大楼都是一副现代衙门儿的品相,个个高大壮观、气宇轩昂。五、六十年代的居民区里貌如火柴盒般的建筑楼群无疑都是出自一个设计图纸的孪生物,显示严整规范下的集中布局,明显是苏式建筑的翻版。反观上海街头梧桐树旁的那些闲散错落的西式小楼诸如淮海中路歌特式的城堡民居、思南路上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楼宇、常熟路的法式乡村别墅,都充满欧陆风情的格调。

但绝不能因此就小看了四九城门的老北京。旧时的京城是“东富西贵南穷北贱”,星罗棋布着三教九流和五行八作。不起眼的胡同里有江湖有王府,阔绰的四合院雕廊影壁,娴静的雅舍石榴枣花,清贫的小院通铺杂陈,破落的门脸里或许就住着败家的皇亲国戚。形形色色的居民如是老舍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和“茶馆”里呈现的众生相,十分精彩。

上海人讲一口外地人听不懂但确实好听的吴侬软语,尤其是听过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戏剧与方言”中所学说的上海话,更感到它柔和的声调比直白的北京话和怪味的天津话以及晦涩的粤语更有一种听觉享受的美感。在上海人娓娓的话语中,内含着烟雨朦胧的缠绵和小桥流水的婉约,还有一分昆曲唱腔的清雅。

上海服装的别出心裁和发型的简约明朗,曾经引领着人们审美意识的潮流而纷纷效仿。五十年代由上海迁至北京的“红都”、“蓝天”和“造寸”服装店的裁缝手艺享誉京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中国照相馆”、八面槽的“四联”理发馆、“浦五房”的南味儿食品和“雷蒙”西装店,都贴着海派商业的标签。

“海派”商务的北上,让传统保守的北京人欣赏和认定了大上海的先锋时尚地位。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台词“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的确,当这股香风刮到了北京,着实给古老的京城平添了一点“小布尔乔亚”的色彩,人们因此都喜爱上海货,难怪尼克松访华时候总理送给美国客人的礼物竟是上海牌奶糖,甚至咱们领袖的服装都出自于上海裁缝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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