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于死者，特别是名人死者，大多会言过其实，褒奖有加。在讲求中庸与礼节的旧时代更是如此。所以，当我读到周作人的《再说林琴南》，有些吃惊。

林琴南，本名林纾，林琴南是他的字。百度百科上说他是“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曾在北京大学讲席。后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笛福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因此，在林1924年10月初去世之后，众多名人名家为其写了大量的追思文字，也是自然。但在铺天盖地的颂扬声中，周作人却写了不同的文字。

文章第一句话就很不客气，说，“林琴南死后大家对于他渐有恕词”，用了“渐”与“恕”两个字。接着说，“我在《语丝》第三期上也做有一篇小文，说他介绍外国文学的功绩。”点明自己并非看不到林的成就。但话锋一转，说，“不过他的功绩止此而已，再要说出叙好处来，我绝对不赞成。”

因此，第二段直接总结说，虽然林琴南的译本有“一百五十六种之多”，但主要是因为林从翻译中得到了比一般翻译人多五倍的价格。“如我们忘记了这个特别情形，只是叹美他成绩之多，未免有点不大的当”。周作人爱财，所以周从“财”去分析林的成绩似乎也顺理成章。（注：周爱财有一个小的证据，即中共将周从监狱放出来后，让他写其兄鲁迅的资料，周总能将掌握的信息进行稀释拉长，苟延残喘，以度时日）

紧接第三段，再点“林琴南的作品我总以为没有价值，无论它如何的风行一时，在现今尊重国粹的青年心目中有如何要紧的位置。” 这主要指的是林自己的著作的价值问题。周作人认为，译作还有点神气，但林的著作“却没有性格，都是门房传话似的表现古人的思想文章”。

最后一段周作人直接指出林著作无价值的根源，是因为林“始终拥护他所尊重的中国旧礼教”，是“在许多人看来是他的最可敬仰的地方”，这样含蓄地指出他所以受当时欢迎的背景，说是“轻视了群众的保守”。周作人直接指责说，“凭了帝王鬼神国家礼教的名，为传统而奋斗，不能称为勇敢，实在可以说是卑怯。” 到此还不尽兴，周继续穷追猛打，说“预计公众的后援在他这边，这才大胆地站出来，成功了固然是他得赏，失败了他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倘若他知道这样做了一定要明正典刑，他就一定不敢了”。

现在国内似乎有一种崇拜民国的风气，因为印象中那个时代有所谓中国传统的精髓在里面，还没文化革命来挫骨扬灰。而周作人在我印象中更是一幅温文尔雅，没有脾气的北大教授，所以，我看到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时有点吃惊。周作人最后的话也是让我很是一惊，他说，“殉道是难能可贵，但信恃死后即能升天，而殉道便没什么可贵的了；知道死了一定落地狱而不以为意，这才是可景仰的英雄。” 再转到林琴南的问题上，最后更是暴打，“林琴南的确要比我们大几十岁，但年老不能勒索我们的尊敬。倘若别无可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

我先以为周作人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冲动青年，其实不然，1925年时周作人已经四十岁了。那个年代的四十岁年纪人的成熟度应该抵得上今天的五十岁以上的人的成熟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应该是周作人的成熟之作。

自此，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周作人。在一个人云亦云的国度，能这样敢于发声，并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无独有偶，我读到了闻一多谈一位日本友人用英文翻译唐诗的文章。一位热爱中国唐诗的外国人，愿意用英文来将中国的唐诗推向世界，照理说，中国的评论家应该客气些，但是闻一多丝毫不留情面，从那位译者对唐诗的意境，到翻译的技巧都是通篇批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原文去看一下。

于是，我联想到当今海内外的文学评论的格调，只感觉到处都是一阵吹捧之风。更让我不舒服的是，明明是中国的文学作品，硬是要外国大学的所谓汉学家去评论去站台，仿佛外国大学的汉学家才是拿着神笔的人。我相信某些汉学家独到的眼光，但是，并不是说他们的眼光就是唯一的标准，毕竟菜好不好吃，归根结底是要食客说了算，某些美食家肚中有食，味觉麻木，不一定真的对咱们食客的胃口。

2024年5月20日于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