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谱牒学无疑可算得上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了。尽管不可避免地有部分族谱存在附会与攀扯的现象，但其中也不乏许多精品，其考据之深入，其资料之翔实，使其成为人们研究历史问题时可以借鉴与参考的有力旁证，代州杨氏族谱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同于其它族谱大多编纂于明代官方鼓励民间修谱之后，代州杨氏族谱目前有据可查的续修活动可以追溯到元代，其目前所存录的传承有序的宗族世系资料可以上探到五代十国末期，并存录有封诰敕书碑文之类的第一手资料，可为人们探究宋代特别是杨家将文化研究中的诸多历史谜题提供最有力的佐证。

代州杨氏目前确切可考的始迁祖为两宋之际抗金名将杨再兴之第三子杨正心，其于南宋初年携带杨家将所保存的封诰敕书以及部分家族谱牒资料离开湖南，一路颠沛流离向北逃亡到雁门关下的代州，化名杨义隐居于马峪里。金末元初时，其玄孙杨友、杨山兄弟二人在元军中任职并分别被授龙虎卫上将军和武节将军，后定居鹿蹄涧联庄并始建杨氏宗祠。元代天历二年（1329年），杨山曾孙、殊祥院判杨怀玉奉旨修祠。元至正丁未年，杨怀玉又组织族人编修族谱，并将世系信息勒石刻碑，正是此次编修形成了现存代州杨氏族谱的主体内容，保存了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

代州杨氏族谱以北汉霍山郡王杨衮为始祖，以杨正心（化名杨义）为始迁祖，以源于山西代县鹿蹄涧村、目前主要居住于忻代地区及雁北部分村镇的元代将军杨友、杨山之后人为世系陈述主体，历经元至正丁未年（公元1367年）、明万历丁未年（公元1607年）、清道光丁未年（公元1847年）共三次大型编修拓印活动，并于清光绪丁未年（公元1907年）续修再版。目前仅存清道光与清光绪两个版别，其中收录有自宋迄明的封诰敕书三十七份，坟图二十七幅，人物传记十六篇。另有元、明、清三代编续族谱时由硕儒乡老撰写的序、跋、凡例、纪略、题词等。

历史上，代州杨氏族人曾经将其所保存的封诰敕书及部分名人所撰文牒装裱成五大族史卷轴，号称五通。由于明代某位“皇亲”将一幅画像割去，从此杨氏便将五通秘藏，不轻易示与外人。黄培业等在《鹿蹄涧杨家祠堂和杨家将》一文中曾提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曾用刺刀逼着保存者将族史卷轴交出，终未得逞”，奈何世事变迁，后来“族史卷轴几乎被当作小学生字帖卖掉”，五通仅剩下一通，鹿蹄涧杨家祠堂和各处杨氏祖宗坟茔以及所存碑碣牌匾等文物也几乎荡然无存。

必须指出的是，该谱所存《重订杨氏世谱旧序》系明“奉政大夫加中宪大夫、奉敕总理山西粮储兵马兼管屯粮、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任彦棻所撰，其中提及“岁维丙午，侍御康公以三齐英豪奉上命大阅三晋兵马”。此中所言之康公，当为彼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的明代知名学者康丕扬。

康丕扬，字士遇，号骧汉。万历四年（1576）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历任宝坻县知县、密云县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辽阳巡按兼学政，后署理两淮盐课，一生政绩斐然，著述颇丰。任序中记述康丕扬在山西任职时，“核吏治，策将卒，俾文武士咸济济称位；缮城堡，明斥堠，俾保障严壮足捍疆圉；综军储，厉武备，俾廪充庾羡武夫超距”，“嗣又表章先圣帝王之遗，如释奠尧舜禹以精明。禋修李晋王墓以存古迹，崇祀武安君庙以厉忠魂。”如上所言之康公行状皆与诸多史志及古人文记相合。例如，明代韩爌就曾在《虞帝祠记》中提及，“万历丁未夏，巡按御史康公丕扬行部谒祠，顾谓分守参政乔公学诗：‘帝灵所凭，明祀所崇，而至于斯，守土者之责也。’于是，有重修之议。”可见任序所言确实可信。而该序中还提及康丕扬对于代州杨氏的一系列考证活动，“案牍稍暇，披阅地志，见宋臣杨氏世居代州。访其后，有郡庠诸生者四人，为编民者三百余家，皆居代之东北，名鹿蹄涧，不知几历世矣。又扣其家藏，厘然族谱在矣；寻其茔墓，屹然碑碣存焉。于是取其谱牒，重为修缮，刊刻锓梓，以彰旧勋。”

另在明代编谱时，自称“忻郡裔孙”的杨振宗于《族谱序》中也提到，“万历丙午岁，侍御康公大阅三晋，慕忠勋而访旧迹，取家藏谱牒重为缮修，复付锓梓，以订证属。总理山西粮储兵马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东鲁任公，越明年丁未分为四卷，证诸史传而总其大略，加杨氏世谱序及杨氏传略”。可见康丕扬与任彦棻均曾经对代州杨氏所藏族谱文牒进行认真考证，并参与其续修工作，后又将该谱刊刻付梓。而彼时杨氏所珍藏的历代王朝所颁诰书敕文尚存，康丕扬与任彦棻身兼朝廷命官及博学文士的双重身份，其鉴定这些封诰敕书之真伪的能力自是不会让人质疑。

有人因代州杨氏族谱所录存的封诰敕书内容与宋史不合而对之肆意贬抑与嘲讽。其实代州杨氏族谱所载内容皆早于《宋史》成书，若以元末草草成书的《宋史》去否定实物犹存的宋代所制封诰敕书，明显违背史料研究中不以时间晚的文档去否定时间早的文档的原则。再者，五代以降，礼乐崩坏，文人风骨荡然无存，修《宋史》所据的两宋官修实录受君王与权臣的主观干扰太甚，里面甚至有许多明显作伪之处，足以影响其可信度。比如太祖本纪记载，宋太祖曾“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此言所据显然为太宗朝及后世所修改过的太祖实录，史官笔下竟然有如此赤裸裸的谄媚之态与作伪之实，比之唐太宗时官修史志中的春秋笔法犹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研究《宋史》就要考虑到帝王与权贵佞臣对官修实录的影响，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会与事实相左太甚，进而贻笑于千古。

可惜的是，代州杨氏族人各支流派系大多对修谱聚族重视不足，历次修族谱都非主动而为之。元代修谱是杨怀玉奉旨维修宗祠而致，明代修谱是学者康丕扬在考证杨氏源流之后发起倡议所致。清代两修族谱更是因为两起讼案而致，诚如清光绪贡生杨清涟在《杨氏族谱重修序》中所言，“至于易言讼则终凶，而我族谱多成于讼后。道光二十七年因五台番僧侵占（令公）塔基兴讼而修谱，光绪二十一年因繁峙东留属高姓开渠坏坟兴讼而谱又修。”有人诬代州杨氏族谱作伪，实情却是杨氏后人连保护祖上所遗谱牒诰敕及金石文献的意识都很淡漠，更别说有作伪的动机与能力了。

另外，当代学界对于代州杨氏族谱的史学价值重视不够，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丰富的资料信息所能揭示的历史真相，仅有原代县档案局的冯湘先生就其写过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在《山西档案》发表的《杨氏族谱简介》、《杨延朗之子是杨文广吗？》以及《杨延朗之子是杨宗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