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新芽

火炉风吹开学堂门
小堂叔指路拜访数学老师
命运齿轮在暗自转动

1974年，夏天的风就跟火炉里吹出来的似的，热辣辣地烤着大地，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消息——我马上要上初中了。按说这该是件欢天喜地的事儿，可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一片迷茫。听说我们那条老街，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石板路，还有那斑驳得像老人脸的木门，以及吱呀作响仿佛在讲着老故事的窗户，都被划归到一所新办中学的学区。我们这群孩子，一下子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这可把我兴奋得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可又特别忐忑，就怕这新学校是个啥龙潭虎穴。

“阳老师，阳老师！”小堂叔听到这个消息后，眼睛“唰”地一下亮了起来。他跟我讲，阳老师是从城里一所老学校调过来的骨干教师，专门教数学，而且还是单身，特别乐意跟学生交朋友，就像个大孩子王。小堂叔拍着我的肩膀，一脸神秘兮兮的模样，说：“你们几个要是能提前去拜访拜访他，帮他打扫打扫宿舍，说不定以后上学能少走不少弯路呢！”

我从小就没见过啥大世面，更别提拜访老师这种事儿了。可小堂叔这话，就像一只小手，挠得我心里痒痒的，毕竟谁不想在学校里顺顺当当，少点磕磕绊绊呢？于是，我咬咬牙，鼓起勇气，叫上了两个小伙伴，按照小堂叔指的道儿，一路小跑着就去找阳老师的住处。

那是一间小小的单身宿舍，门虚掩着，透过门缝，能瞧见里面简简单单的摆设，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啥大件儿了。我站在门口，心脏“砰砰”直跳。我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敲了敲门，那声音小得，估计蚊子听着都费劲：“阳……阳老师？”门“吱呀”一声开了，阳老师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衬衫，脸上挂着一点笑意，可我第一眼瞅见他，还是觉得他特严肃。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心里直打鼓：完了完了，这老师是不是不太好相处啊？“你们是……”阳老师的声音倒是挺温和，带着点儿好奇，像在问一群迷路的小羔羊。“我们是新学校的学生，是小堂叔让我们来找您的。”我结结巴巴地说，脸烫得跟刚出锅的红薯似的。阳老师一听，眼睛立马亮了起来，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哦，快进来吧！”

我们三个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像三只胆小的小耗子，然后乖乖地走进了他的宿舍。房间不大，可收拾得整整齐齐，角落里还放着一把扫帚，像是在等着我们大显身手。我们几个大眼瞪小眼，都不知道该说啥好，最后还是我壮着胆子拿起扫帚，说：“老师，我们来帮您打扫打扫。”阳老师也没拦我们，就站在一旁，脸上挂着温和的笑，看着我们笨手笨脚地扫地、擦桌子。我们几个平时在家里哪干过这些活儿呀？扫帚在手里不听使唤，扫得满屋子都是灰尘，呛得人直咳嗽。阳老师却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笑着说：“你们这几个小家伙，还挺能干的嘛！”打扫完后，我们几个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啥，也不知道该咋离开。阳老师看着我们，突然笑着说：“以后常来玩啊，别把我这当外人。”我们几个连忙点头，然后撒腿就跑了出去。一路上，我们还在叽叽喳喳地讨论：这老师是不是有点太好说话了？

后来的日子可算是验证了，小堂叔这主意，简直绝了。阳老师不仅人好，作为年级主任还特别关心我们这些第一届的学生。他就像繁星一颗，在山城这黑灯瞎火的求学路上，把我们这些懵懂孩子的道儿给照亮了。

如今想起那天拜访阳老师的情景，虽说有些幼稚，甚至有点搞笑，可那是我人生中头一回主动去接触未知，去想法子改变自己。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吧，它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门。

1974年秋天，山城的清晨就像蒙了层薄纱，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空气中还透着一丝凉意。开学的日子到了，我上高小的那所小学在时代这股大浪潮里，一大半被划归新的中学。我被分到了年级的第一个班，整个年级有六个班，我们班就像一艘小破船，载着几十个懵懵懂懂少年的未来，在知识的大海里扑腾。

班主任是一位从俄语改行教英语的老师，这在当时的山城，可算得上是件稀罕事儿。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说起话来带着点外地口音。后来我琢磨，也许正是这种偶然的安排，像一颗小种子，在冥冥中为我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年级第一次站立开会时，我站在队伍里，使劲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前面。我个子矮小，是班里前面最矮的几个之一，就跟一颗小石子掉进了大海里，一下子就没影了。我心里暗自嘀咕：这下可完蛋了，这么不起眼，以后指定会被老师给忽略了。

没想到，一周后的第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突然宣布：“陈家麟同学，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了。”话音刚落，我就愣住了，周围的同学投来惊讶的目光。我心里直犯嘀咕：我？学习委员？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成绩普普通通，之前在老师面前也没露过啥脸，咋就被选上了呢？

后来我才明白，这大概是因为上次去拜访阳老师时，我们几个孩子表现得还算勤快，给老师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我，大概是被误打误撞地当成了“优秀学生”的代表。反正木已成舟，既然老师让我做，那我就做呗。

从那以后，我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每一堂课我都毕恭毕敬，眼睛紧紧盯着老师，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尤其是阳老师的数学课，他讲课时那叫一个声情并茂，能把枯燥得像干柴的数字讲得跟精彩故事似的，让人听得入迷。我认真做笔记，一个字都不敢落下，认真完成作业，连字迹都比以前工整了许多。

说来也巧，那几年正是领袖提倡“开门办学”的时候，学校取消了期末考试。教材也简单得很，主要就是数学、语文和英语，其他学科几乎都没怎么涉及。我们每天上学，书包里装的只有那几本薄薄的教材、几本练习本和一个铅笔盒。上学轻松，放学也轻飘飘的，没有太多负担。

英语课上，我们学得最多的句子就是“There is, There are...”还有那句被反复强调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老师教我们用汉字注音：狼离千面毛。我们跟着念得有模有样，虽然发音滑稽得很，但大家都学得特别认真。

作为学习委员，我的职责其实没多少，主要就是负责考勤登记。每天早上，我像个小会计，在黑板上认真地划上一个个小勾。日子就在这样的节奏中一天天过去。虽然我个子还是没见长，但学习上的进步却实实在在，就像春天的小草，蹭蹭地往上长。我开始享受这种被认可的感觉，也开始慢慢明白，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能把一个人的轨迹给吹偏，吹出一条新的路来。初中那会儿，学校里老师们的模样，就像老电影里的镜头，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晃荡。

先说教历史的谢老师吧。他那模样，简直就是从课本里走出来的正面人物。讲到“商鞅变法”那课，他惟妙惟肖地给我们讲西门豹把女巫医投入河里的故事。他讲得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为民除害的西门豹。我们一群学生听得入了迷，教室里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那会儿，我心想，这历史要是都这么讲，那书本上的事儿可就全活起来了。

再看教音乐的那位年轻女老师，那可真是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男生眼里的仙女下凡。她留着一对长辫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优雅得很。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心里都偷偷喜欢她，甚至有人在笔记本上偷偷画她的画像，还红着脸写上“我的初恋”。不过，谁也不敢明着说，生怕被别人笑话。她上课时弹着风琴，带着我们唱《远飞的大雁》《浏阳河》，那声音清脆得很，能把人的心都唱软了。

还有那位学校女卫生员，她给我们上针灸课。她讲完理论后，叫一位同学上讲台示范。平时那些坐在后排的调皮捣蛋鬼，这会儿都一个个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最后，还是我们班的女班长站了出来。她学习好得没话说，做事也麻溜利索，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只见她大大方方地把手伸出来，卫生员老师拿起一根细长的银针，从她手背穿过手心。针扎进去的那一刻，我们这些男生都吓得闭上了眼睛。可女班长却脸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没事儿人一样。

语文老师呢，是个稍矮稍胖的中年人，一头卷曲的短发，看着特别精神。他衬衫口袋里总装着半包黄金叶牌香烟，上课时时不时摸出来闻闻。他喜欢在课堂上指点江山，纵论天下。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说：“你们信不信，粤东会馆挂的那块某领导的题字很快就要被拿下来了。”我们当时还小，啥都不懂，但后来才知道，他眼光还挺准，没过多久，那块题字果然没了踪影。更让我难忘的是，他曾在年级各班宣讲我的一篇作文。他念的时候，我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心里却美滋滋的。

不过，初中最让我失败、最丢脸的事，还是在物理实验课上。那堂课安排在旧礼堂里，老师让我们给日光灯布线路。我平时以为电路这事儿也简单得跟吃豆腐一样，就跟着大家一起动手，信心满满。可最后老师打开电源，别人家的日光灯都亮了，唯独我这边黑漆漆一片。

第二节：师者

老黄牛抖落迷雾时
塑料花盛放讲台前
知了鸣响菩提树

我的进步，说到底，还得好好感谢年级主任阳老师。他是那种敢说敢干的人，责任心特别强。那时候，学校里流行“开门办学”，劳动实践成了日常，三天两头就往工厂、农村跑。阳老师每次都是冲在我们前面，挽起袖子，跟我们一起干农活、学技术，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他从不把自己当老师，而是和我们打成一片。这种亲近感，让我对他格外敬佩。

没过多久，阳老师就因为能力出众被提升为学校领导成员。可即便成了领导，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跟我们混在一起。不过，他也有严厉的一面。有一次，班里有个学生穿了牛仔裤来上学。那时候，牛仔裤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学校明令禁止。阳老师看到后，直接把他叫了出来。两人在教室走廊前争执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竟然扭打在一起。我们一群学生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心里直犯嘀咕：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阳老师吗？

那会儿，学校里风气大变。1973年黄帅事件之后，学生闹事成了风气，老师的地位一落千丈，批判老师更是家常便饭。很多老师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惹上麻烦。但阳老师不一样，他就像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在自己的位置上，从不退缩。

尽管那次打架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可在我心目中，阳老师的地位一点没变。在后来的很多次学生干部会议上，他最喜欢说的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每次念这副对子的时候，眼睛闪烁，像是在敲警钟。他这是在提醒我们，别光说不练，别做那种表面功夫的人。

那时候，我不太懂这些大道理，但阳老师的言行却深深影响了我。他的鼓励让我有了信心，他的严厉让我学会了规矩。他就像一盏灯，在我初中那段懵懵懂懂的岁月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我这成长之路啊，就跟咱山城里那条老街一模一样，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波折。有一回学校组织大伙去电影院看电影《海港》。电影里那些人物的唱腔，那叫一个悠扬，可咱这些半大孩子，哪有那份耐心。在电影院那黑黢黢的地儿，坐了没一会儿，屁股就像长了钉子。周围的同学，一个个都昏昏欲睡。就在这时，我旁边的邻座偷偷递过来半截烟，还带着挑衅的语气跟我说：“敢抽吗？”

嘿，那会儿我正处在青春期，心里头就像有只不安分的小野兽，总想着凸显自己的个性。抽烟这事儿，对我来说可不算陌生。小时候在乡下，跟着大伯混的时候，就学会了这门“手艺”。我接过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抽了几口，还特意吐了个烟圈。心里暗自得意，想着：这下可把他们给镇住了吧！

可这事儿，哪能就这么简单地过去呢？也不知道是哪个没义气的同学，跟老师告了密。第二天早读的时候，女班长一脸严肃地把我叫到了校长办公室。一推开门，就瞧见校长、副校长和班主任正襟危坐，一个个面沉似水。副校长用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声音冷冰冰的：“你坐。”

我低着头，那心里啊，扑通扑通直跳。眼睛没处放，正好瞅见桌上放着一张报纸，上头刊着蒋氏去世的消息。我盯着报纸小声说：“知道，抽烟了。”

“能改吗？”副校长的声音，还是那么冷冰冰的。我一听，赶紧抬起头，扯着嗓子大声说：“能！”

就在这时候，一直没吭声的老校长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他走过来，轻轻摸了摸我的头，那动作就像春天的风，轻柔又温暖。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初犯，能改就好，我们相信，你还是一个好学生！”

那一刻，我心里就像被什么重重地撞了一下。老校长的话，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那混沌的心。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可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阳光正好洒在身上，就像老校长的话，一直暖到了我心底。我突然就明白了，成长的这条路上啊，谁都难免会犯错，但重要的是知道错了能改。

打那以后，我就像变了个人，行事变得更加小心谨慎。那时候，学校里的风气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到处都是动荡和变化。红卫兵组织、开门办学、批判……这些词儿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处乱飞。而我呢，也在这股浪潮里，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一个新位置——副班长兼班上的红卫兵支队长。红卫兵支队长，这名字听起来那叫一个威风，可实际上呢，我们干的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天天跟大队长一起在校内巡逻，瞅着哪个同学穿着不合规定，就得上去纠正。有时候，我们还得外出抓赌。你猜那时候同学们都拿啥当赌具？大多是铜钱，要不就是用纸叠成的“棺材板”。每到重大节日，我们还会被安排到街上搞警民联防。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肩负着重大“使命”的小卫士。

就在我忙着这些“工作”的时候，班上的学习委员换人了。接替我的是一位新插班的女生。这女生浑身透着一股乡村女孩的气息，朴实得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自然又带着一丝羞涩。她家住在城郊的一个坡顶，离学校不远。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们俩慢慢就有了来往。她可是我第一个敢正面接触的女生，在这之前，我跟女生说话几乎都不敢正眼瞧人家。

记得有一次，班级组织节日装饰活动，大家热火朝天地布置教室。我搬着凳子挂彩带，一个不小心，碰到了女班长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就像被电击中了一样，心里“砰砰”直跳。我赶紧低下头，装作啥事儿都没发生，可那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那种触电的感觉，让我既紧张又兴奋，青春期的懵懂，就在那一刻，像春天的小草，悄悄地冒了芽。

再说说和新学习委员的接触，一来二去的，我渐渐习惯了和女生打交道。她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那眼神清澈得就像山间的小溪，说话轻声细语的，像唱歌一样。她身上那种乡村女孩特有的质朴，就像一块磁石，让我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在一起讨论学习、布置任务，慢慢地，我发现自己面对女生，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张得不知所措了。

那个年代，外面的世界就像一锅煮开了的粥，波澜起伏。可学校里，还保留着那么一丝纯真。红卫兵组织的经历，让我学会了责任；而和女生的接触，则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细腻的情感。这些经历，就跟山城老街上的青石板一样，虽说走起来不那么顺畅，可正是它们，铺就了我成长的道路。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段日子。那些学生组织的活动，如今想来是有些荒诞，可在当时，那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那个时代结出的果子。我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像棵歪歪扭扭的小树，慢慢学会了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去触碰自己那些藏在心底的情感。

第三节：尴尬

时代激情摁碎鸡蛋
家庭阴影徘徊不散
蒲公英的线拴住童年

班主任给我派了个任务，让我想法子让我同桌在思想上有点进步。我这同桌，他生父原本是个中学数学老师，结果被划成了异议者分子，生母也改嫁了。他这命运，和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们就像两片被时代浪潮拍打到角落的小树叶。他生父老是被街委会拉去批判，他没办法，只能在街头晃荡，时间长了，也沾染上一些小毛病。在有些人眼里，他就是个“坏小孩”，可实际上，他从来没和同学红过脸，对老师也恭恭敬敬的。他脑瓜挺灵光，数学比我强，所以我老问他数学题，有时候偷懒，还抄他的作业。因为处境差不多，我打心眼里把他当兄长，有时候他来不了学校，我就在考勤本上给他打掩护。

有一天早上，他上课迟到了。我眼尖，瞅见他靠近我这边的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心里“咯噔”一下，直犯嘀咕。心里一紧张，也没多想，偷偷用力摁了一下。只听“啪”的一声，口袋里的东西碎了。我凑近一瞧，原来是个生鸡蛋！下了课，他伸手摸进那口袋，里头已经湿漉漉的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点火气，就淡淡地说了句：“那是我唯一的早餐。”我当时就愣住了，心里满是愧疚，可他呢，只是叹了口气，也没怪我。

后来，我咬咬牙，鼓起勇气对他说：“要不你争取加入红卫兵组织吧。”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问道：“我这种人也能加入？”我一脸认真，斩钉截铁地说：“能！”为了帮他进步，我和班主任、班长专门抽时间去他家家访。到了他家门口，我们敲了敲门，半天没人应。过了一会儿，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出来开了门。我们进去后，瞧见他生父躺在长竹椅上，戴着眼镜，正看着报纸，一声不吭。班主任一看这架势，赶紧给我们使眼色，示意撤退。后来，他跟我说：“不用找我爸了，没用的。”

从那以后，他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满心以为他加入学生组织这事儿稳了。可到了讨论的时候，有人冷不丁提到了他的家庭背景。就因为这，他最终没能如愿。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这社会没那么简单，有些事儿，不是你努力了就能成的。

初中一毕业，他就去农村插队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和他早有缘分，我们竟是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小时候的事儿，大多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可命运这东西，就像根看不见的线，在冥冥之中又把我们拉到了一起。我同桌的事儿，让我瞧见了时代的残酷。

再讲讲我们班男生的事儿。后来分成了三派，一派是以第一任男班长为首，另一派是以我为首，剩下的同学就成了第三派“无党无派人士”。当时，前两派之间明争暗斗。

第一任班长比我大几岁，家里条件不错，人也机灵得很，口才好，写文章也文采斐然。可他有个毛病，不太配合班主任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就被“撸”下来了，换了个女同学当班长。这位女班长可是学校文艺队的台柱子，歌唱得婉转动听，表演也是有模有样，人长得还漂亮，大家对她心服口服。

跟着第一任班长的，是我的副手——红卫兵副支队长。而跟着我的，是生活委员。他家境贫寒，住在山顶上，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孩子。放假的时候，我常和他一起上山，去找知了，抓犀牛甲虫，或者下河捞虾，摸小甲鱼。他家里藏着不少小说和小人书，在当时可都是稀罕物件。我初中看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就是他借给我的一本中文版苏联反间谍小说。那书在当时是禁书，我拿到书的时候，心里那个激动啊，手都直哆嗦。

我们这两派，虽说平时有点小摩擦，但大方向上还是团结的。有一天晚上，年级组织红歌演唱比赛，我们班派出了四个男生代表，我和老班长、学生组织副支队长，还有生活委员。我们一个个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唱得那叫一个好。

比赛开始了，我们站在台上，挺直了腰板。第一首歌是《国际歌》，我们唱得慷慨激昂，声音洪亮得都快把屋顶掀翻了。可就在这时，意外突然降临——红卫兵副支队长的外套上，唯一扣着的一个扣子，“啪”的一声掉了下来，露出里面的白色背心。更要命的是，背心正面破了个大洞，肚子和肚脐都露了出来。台下的观众一下子哄堂大笑，我们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等斜眼瞧见这一幕，顿时笑得前俯后仰，实在唱不下去了！

最后，我们只能手拉手，朝着观众鞠了个躬，然后在一片笑声中匆匆退场。那一刻，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虽然比赛输得底儿掉，但那种又尴尬又欢乐的场景，却深深地钉在了我们的青春记忆里。

自从下乡落户以后，我就像和球类绝缘了一样，再也没碰过任何球类。那时候，体育对我来说，就像一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再加上营养不良，体育简直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短板。

初一那年，学校组织校运会，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报了名参加一百米短跑比赛。比赛那天，操场边上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起跑线上，心里紧张得要命，两条腿跟筛糠似的。发令枪一响，我冲了出去。可跑到一半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脚下突然一绊，我直接摔了个狗啃泥，膝盖擦破了一大块皮。那一刻，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同学们围过来，把我扶起来，我只能一瘸一拐地走下赛场。那半个月，心里的阴影却像乌云一样，怎么都散不开。

到了初二，我又干了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报了全县中学生初中组的一百米蛙泳比赛。我在乡下的时候几乎天天泡在河里，游泳对我来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比赛那天，游泳池边站满了人。发令枪一响，我几乎是闭着眼睛，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前游。终于，我第一个冲到了终点，兴奋得差点叫出声来——我还以为自己拿了第一呢！我满心欢喜地环顾四周，却发现终点只有我一个人，池子里空荡荡的。

就在我愣着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哄笑声。我回头一看，原来其他选手早就结束了比赛，都跑到洗浴室去了。我这才如梦初醒，自己居然游错了方向，把终点当成了起点！那一刻，我脸上的表情估计比哭还难看，尴尬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对体育彻底死了心。但回想起那段经历，虽说有点凄凄惨惨的，可现在想想，又觉得挺幽默的。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懵懵懂懂的小羊羔，在时代的浪潮里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行。

第四节：青苔

弹弓与树影共舞时
螃蟹在指缝间翻身
汽水泡沫吞没羞涩

初中那会儿，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留级到我们年级的同学。他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家就在县商业局附近。他比我大几岁，个子也比我高，往那儿一站，就像个大哥哥。他爸是供销科科长，算是干部子弟，家里条件比我们好太多了。不过，我在他家人面前从来没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的父母、哥哥、姐姐和妹妹对我都很热情。每次去他家，他家人都热情地招呼我，使我感觉回到自己家一样。

我也记不清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反正从认识那天起，我们就像两块吸铁石，紧紧地吸在了一起。课外时间，我们几乎是成双成对。每次去他家，他姐姐、妹妹，还有隔壁的一个女孩也会凑过来，大家一起玩。我们打康乐棋、飞行棋、打扑克，聊聊天，唱唱歌，有时候还在床上你追我赶，嬉戏打闹。

那个女孩特别文静，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眼神里透着一股温柔劲儿。她就喜欢和我们凑在一块儿，虽说话不多，但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也有点好感，那种青涩的、懵懵懂懂的好感，就像春天里刚冒尖的小草。

有一次，我们几个一起在房间里玩扑克打“上游”，她选我做她的搭档。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把她照得像个小仙女。我坐在她旁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那种感觉特别奇妙。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正好也看向我，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赶紧低下头。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下午。那时候，外面的世界虽然还乱糟糟的，但我们的小天地里却像世外桃源一样。他的家成了我的避风港。

那会儿，我和他就像两只调皮捣蛋的“野猴子”，整天带着弹弓，往山上或河边跑，一去就是一整天。在生活上，他各方面都比我成熟，经验比我多，胆量也比我大。每次出门，他总带着他那把自制的弹弓。我们爬上山顶，躲在树林里，瞄准树梢上叽叽喳喳的小鸟。只听“嗖”的一声，弹丸飞出去，偶尔运气好，还真能打中一只。他兴奋得又蹦又跳，那高兴劲儿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有时候，我们会跑到小溪上去。那条小溪从山里流出来，小溪水清澈得能看到河底的石头和游来游去的小鱼小虾，还有那些横行霸道的螃蟹。我们二话不说，脱了鞋，挽起裤脚，“扑通”一声就跳进水里。他教我怎么摸鱼，说要顺着水流，用手去感觉鱼游动的方向。我照着做，结果不是摸到一把泥巴，就是被螃蟹夹到手指。可他却在一旁打趣说我是“螃蟹的点心”。虽说被他笑话了，可我一点都不生气。

有一回，我俩满怀着抓条大鱼的热望，天刚擦亮就赶到小溪边。太阳从东边晃到西边，那大鱼却怎么都不肯露面。我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按捺不住，一个劲儿咕咕叫。他转过头，脸上挂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跟我说：“要不咱俩去抓螃蟹凑合吃吧！”我一听，觉得抓螃蟹总比两手空空回去强。

说干就干，我俩到小溪边的田埂下找泥洞。那些螃蟹精得很，好不容易瞅见一只，刚伸手进洞口，它立马挥舞着大钳子反抗。没多会儿，我们的手就被夹得伤痕累累。可我俩这倔强劲儿一上来，就越难抓就越要抓。一番折腾下来，还真抓了一堆螃蟹。看着这些“战利品”，我俩相视一笑，手上的疼痛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回到家，他妈妈瞧见我们这副狼狈样，嗔怪道：“你们俩呀，简直就是野猴子！”不过，她还是心疼地接过螃蟹，手脚麻利地清洗干净。那天晚上，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螃蟹，还有白花花的米粥。我们一边吹着被夹疼的手指，一边抢着吃。

为了给家里添点收入，我和小伙伴们盯上了通机厂附近的垃圾堆。我们一头扎进去，仔细翻找着废铜烂铁。每找到一块生锈的铁片或是一小段铜丝，都兴奋得像发现了新大陆。

第一次去捡废品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可瞧见小伙伴们一个个干劲十足，我那点小顾虑立马烟消云散。那次，我们收获颇丰，手里攥着卖废品换来的几张毛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们合计着，要用这些钱去店里买瓶汽水尝尝。在那个年代，汽水可是稀罕玩意儿。我们思来想去，决定买最便宜的那种，一瓶一毛钱。店老板把汽水递给我，我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只冰凉的玻璃瓶。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开瓶器，准备打开瓶盖。可我哪会用这玩意儿呀，手一抖，开瓶器从瓶口滑了下去。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汽水瓶盖猛地弹开，里面的汽水也往上直喷。我当场就愣住了，眼睁睁地看着汽水从满瓶变成半瓶，又从半瓶变成小半瓶。等我回过神来，瓶子里已经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点点。

我站在那儿，满脸通红，尴尬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小伙伴们闻声围了过来，看着我手里这瓶“残次品”，一个个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店员看着我这副窘态，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走过来温和地说：“孩子，开瓶器要这样用，看好了。”他接过瓶子，熟练地打开瓶盖，把瓶子递给我。我轻轻地抿了一口，那汽水冰冰凉凉的，带着一丝清甜，像一股清泉，滑进喉咙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凉起来。虽然只喝了一小口，但那滋味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后来，我们俩又干起了“苦力”活，偶尔去商业局拉砖或卸煤。拉砖的活儿可真是个“体力活”。我们推着破旧的手推车，吭哧吭哧地跑到五公里外的砖瓦厂，把砖一块一块地码满车。一路上还算平稳，可快到目的地时，一座“小山”横在了我们面前——一个长一百多米、坡度接近六十度的陡坡。我们心里直打鼓，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可没办法，为了那八毛钱的报酬，只能咬咬牙推着车往上冲。快要到坡底时，我们拼命加快速度，然后一鼓作气朝坡顶冲去。要是半途停下来，车就会往后溜，后果不堪设想。运完一车砖，我们累得像一摊烂泥，大汗淋漓。可当我们拿到那八毛钱时，看着彼此疲惫却又满足的笑容，仿佛在说：“嘿，咱又赢了！”

卸煤的活儿更是累人。傍晚时分，一辆装满煤的卡车停在商业局门口，我们的任务就是当夜把车上的煤全部卸下来。煤在车上堆得高高的，我们只能拿着铲子，一铲一铲地把煤卸下来。卸完煤，我们俩就像从煤堆里钻出来的“小黑炭”，一身煤尘，满脸乌黑，连眼睛都只剩下两条细细的缝。有时候煤太多，我们还得通宵达旦地干。卸完一车煤，最多也只有一块钱，可在我们眼里，那就是一笔“巨款”。

有一次，为了分钱这事儿，我们俩闹得不可开交，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互不相让，甚至几天都不跟对方说话。可小孩之间的感情说变就变，没过多久，我们又和好如初了。分分合合成了我们相处的常态，但那份兄弟情，却像扎根在心底的大树，越来越深厚。---

第五节：铁锈

礼帽藏着懵懂的幼苗
仿真枪放射诱人的银光
墨迹在夜色里发酵成灰烬

 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而我的这位哥们总能给我带来“惊喜”。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夹着一包东西跑到我们家。那是个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房间里，显得有些昏暗。他一进门，就压低声音对我说：“我哥近来查我查得紧，这几件东西先放你这儿，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你自己最好也不要看！”他哥当时是一家国营兵工厂的民兵连长，平时做事一板一眼，家里管得那叫一个严。

他把东西交给我，匆匆忙忙就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祖母还在厨房忙碌着。我手里拿着那包东西，心里痒痒的，好奇得要命。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打开了包裹。

第一眼看到的，是一顶黄泥色的礼帽，样式有点复古。我忍不住戴在头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感觉自己瞬间变成了电影里的侦探。第二件是个仿真铝合金手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看起来特别逼真。我拿着枪对着镜子比画了几下，心里暗自得意。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本流行的日记手抄本《少女之心》。我随手翻开第一页，刚看了几行，就感觉后背发凉，赶紧合上了本子。那时候，虽然年纪小，但也隐隐约约知道有些东西不能随便乱看。

没过多久，他就急匆匆地跑来找我要回了那三件东西。看着他把东西一件件收好，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是什么来路？我特别舍不得那顶帽子和那支枪。我小声问他：“这东西到底哪儿来的？”他支支吾吾地说：“别问了，反正不能让我哥知道。”

第一次看黑白电视，是在他爸单位的会议室里。在那个娱乐稀缺的年代，电视可是稀罕得如同天上星星般的玩意儿。多亏他爸在单位里有点小职务，帮我们弄到了宝贵的“入场券”。得到消息的我们，天还没亮就早早地跑去排队。

会议室里早已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在角落里寻了个位置坐下。正想着，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只见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推着一个东西进来。那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小小的屏幕，此刻在众人眼中却如同稀世珍宝。电视开机了，屏幕上先是出现一片雪花，接着画面渐渐清晰起来。王心刚饰演的侦察兵出现了，他身着笔挺的军装，身姿挺拔，眼神坚毅。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这电影给我们种下了难以摆脱的英雄情结。

有一次，我的这位老兄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跟前，问我：“想不想玩真枪？”我一听，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脱口而出：“想！”他凑近我，压低声音说：“我有个朋友，在工厂当民兵排长，他有枪！”他带着我来到那人的住处，那人还真拿出一支长枪。他一脸神秘，跟我们说：“天下可能要大乱，我要成立一个工人自卫队，你们想参加不？”我当时就愣住了，心里七上八下。虽然我们年纪小，但街头巷尾张贴的那些被政府镇压的“新共党”布告，让我们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那年八月十五，月亮格外圆，格外亮，皎洁的月光像是给整个山城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衣。就在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夜晚，我和那位老兄，还有另外两个同年级的同学，在他家后院的阳台上，搞了一个简单却庄重的仪式。我们围坐在一起，对着那轮高悬在天空的明月，学着古人的模样，双手抱拳，郑重其事地拜了把子，结成了同盟。那一刻，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神圣感，仿佛自己真成了那桃园结义的刘关张。

少年时代，哪个少年心里没藏着个英雄情结呢？我们幻想着自己也能像那些大侠一样，练就一身绝世武功，行走江湖，惩恶扬善。于是，在那位老兄的提议下，我们一拍即合，决定通过练武来“打开局面”。

说干就干，我们立马开启了自己的“练武计划”。每天放学后，我们准时在他家后院集合，对着那棵饱经沧桑的老榕树扎马步，练拳脚。那位老兄不知从哪儿学来一套拳法，一本正经地一招一式教我们。我们跟着比划，动作生硬，可一个个都练得特别认真。练完拳，我们还会在树下讨论未来的“江湖大计”。

然而，现实这东西，总是把我们美好的幻想砸得粉碎。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同学被高年级的学生欺负。我们几个热血上头，觉得是时候展现我们“大侠”的风范了，便决定“出手相助”。我们呐喊着冲上去，和对方扭打在一起。结果当然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而逃。那次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清醒了不少。我们渐渐明白，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靠打架斗殴来证明自己。

快毕业那会儿，山城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弥漫着一种紧张又不安的气息。我像往常一样，去他家找他，想和他一起复习。可刚到他家门口，就听到有人说他被抓到公安局了，罪名是“写反动标语”。这话像一道晴天霹雳，把我震得懵在那里。

他是个性格张扬的家伙，整天脑子里总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往外冒。但我和他相识已久，知道他骨子里是个善良的人。他被从学校直接拉到公安局去对字迹，他本人和家人都很着急，坚称是搞错了。他家里人四处奔走，到处找人打听消息，可最后，这件事就像石沉大海。他被关了十几天后，还没毕业，就被直接送去劳动教育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我站在他家门口，看着他家紧闭的门，心里满是疑惑和不甘。我想，即使那标语真是他写的，也不过是少年式的恶作剧，是他那种想要标新立异的英雄情结在作祟罢了。

那个年代，政治的阴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无处不在，一点点小事都能被无限放大。我们这些孩子，还懵懵懂懂，不懂得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只是怀着一腔热血，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可命运却像个调皮又残忍的孩子，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第六节：田野

政治浪潮冲刷学堂
井字背囊驮起鸟鸣
石碾在荒草中碾灭战火

在学校的那些日子，就好似在湍急的政治浪潮里划船，大多时候都是在开会、政治教育以及劳动中晃悠。规模最大的活动，当属那“学大寨，赶大寨”的动员会了。每次开会，操场上乌泱泱挤满了人，口号声喊得那叫一个响亮。不过，在这一堆事儿里，最有意思的，还得是每学年一次的下乡活动，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第一个下乡的地儿，是城外七公里远的一个生产村部，计划待上五天。出发那天，我们背着用棉被和军用帆布条扎成的井字背囊，上面还横插一卷席子，活像一群出征的小兵。班旗手高举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在队伍前头带路，那面彩旗被风一吹，呼啦啦地飘。

队伍由班主任和另一位女老师带着。一路上，老师给我们讲大寨的事儿，说陈永贵的事迹，还念叨着咋在农村“扎根”。我们这些孩子，眼睛瞪得溜圆，听得入了神。

我被分配到了民兵女村部长家里。她瞅着可年轻了，个头不高，整个人却透着一股子精明干练的劲儿，一举一动都特别利索。她独自住在村头的一间小瓦房里，屋子拾掇得那叫一个干净。

第一天傍晚，她从田里劳作回来，身上沾满了泥土的气息。她把锄头往墙角一放，转头冲我笑了笑，问道：“你会不会煮饭呀？”我冷不丁被这么一问，心里有点发慌，但还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她瞧我答应了，便让我盯着锅里的饭火，自己则在一旁麻溜地切起芥蓝头。没多会儿，厨房里就飘出一股饭焦味。我当时就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去调火，可哪来得及呀。我臊得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却跟个大姐姐似的，笑着安慰我：“没事儿，往火上撒点盐就成！”她那声音，温柔得就像春天里的一缕春风，轻轻巧巧地就把我心头的紧张给吹散了。

第一顿饭，是芥蓝头炒腊肉。那腊肉是她自家熏制的，油光发亮，肥而不腻，还带着一股山林间的烟火气。芥蓝头清脆爽口，和腊肉搭配在一起，简直就是天作之合。米饭是刚打的新鲜大米，颗粒饱满，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们俩围坐在小饭桌前，就像一对亲姐弟，一边吃一边唠嗑。她一边吃，一边跟我打听学校里的事儿，问我家里的情况。我也不再紧张，跟她有说有笑。就在那一刻，我心里头突然涌起一股特别温暖的感觉，仿佛在这陌生的地方，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

我和几个男同学被安排住在生产组的一间空房里。房间不大，好在收拾得还算干净。床是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层稻草。我们几个挤在一起，你推我搡，说说笑笑，倒也别有一番热闹的滋味。

晚饭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整个屋子只能靠一盏煤油灯照明。我和生活委员领了任务，要打着手电筒去男生的其他住处巡查。那时候，手电筒可是稀罕物件，我们俩小心翼翼地握着它，生怕电池突然没电。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一路上，生活委员那家伙就是个话痨，讲着学校里那些让人笑掉大牙的趣事，逗得我肚子都快笑疼了。他说：“嘿，这下乡的日子，可比在学校有意思多了，起码不用整天开会。”我忙不迭点头附和。

到了其他男生的住处，我们一间间房间地巡查。有的房间里，男生们正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瞧见我们进来，立马安静了下来；有的则已经准备睡觉了，只留着一盏昏黄的灯光。我们挨个房间叮嘱大家注意安全，然后又接着往下一个点走去。巡查完一圈，回到自己的房间，其他同学都已经睡得差不多了。我们轻手轻脚地脱了衣服，爬上床。木板床虽说硬邦邦的，可架不住一天的劳累，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会儿正值夏收夏种的时节，我们被安排去菜地收芥蓝头，接着又得去稻田里插秧。小时候在乡下，我常跟着祖母去田里，看她弯着腰插秧，动作麻溜得很。祖母总是笑眯眯地说：“种田呐，可是个辛苦活儿，可也是过日子的本事，得学会。”我那时候年纪小，就觉着好玩，跟着祖母在田埂上蹦来蹦去，偶尔也心血来潮学着插几株秧苗，可压根儿没体会过其中的辛苦。没想到，这回轮到自己下田时，才真切地领教了种田到底有多艰辛。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田里的水已经开始发烫了。我们光着脚丫子踏入田里，水一下子没过了脚踝，软软的，黏黏的，还带着一股泥土特有的气息。一开始，我还觉着挺新鲜，可没过多久，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额头滑落。更让人遭罪的是，田里的蚂蟥也多了起来。这些家伙悄无声息地附在腿上，吸得肚子圆滚滚的。我一边手忙脚乱地拍打着蚂蟥，一边嘴里抱怨：“哎呀，这田里的水咋这么热啊！”旁边的同学也苦着一张脸说：“可不是嘛，我这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我们学着农民伯伯的样子，弯下腰，把秧苗一株株插进泥里。我手忙脚乱，秧苗不是插歪了，就是漂在水面上。泥水溅了满身，整个人狼狈不堪。旁边的同学瞅着我这副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哪是在种秧啊，分明是在给田里‘种花’呢！”我抬头看了看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太阳越升越高，田里的水越来越烫，脚底就像踩在热锅上。汗水流进眼睛，涩涩的，辣辣的，难受极了。腰也因为长时间弯着，酸得都快断了。我直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看着眼前那一片绿油油的秧苗，心里头既有点成就感，又有些无奈。

那几天的夏收夏种，让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祖母的辛苦，也让我明白了生活的不易。那个年代，日子虽说清苦，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却格外真挚。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被命运的大手抛到一起的小伙伴，在彼此的陪伴中慢慢长大。

这次下乡，除了劳作的艰辛，还有一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就是听我的“女东家”做了一场关于乡村巨变的报告。她站在晒谷场上，身后是一片金黄的稻田，微风轻轻拂过，稻穗沙沙作响。她讲的大多是村里这些年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土改到合作化，从工业生产到农业学大寨，每一个阶段都像是在讲述一个传奇故事。我们听得入了神。

报告的最后，她提到了七塘村的旧机场，说那里有个“万人坑”。我们听了，心里直发毛，可又被好奇心勾住，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于是，报告结束后，我们一行人就跟着她去了旧机场。

那是一个荒凉得有些可怕的地方，杂草长得老高，只有几座高大的石滚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机场的负责人是个老汉，他给我们讲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当年修机场时，当局强迫很多农民来干活，好多人累死、病死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尸骨被草草地埋葬，形成了那个让人胆寒的“万人坑”。老汉的宣讲令我们心惊胆战。“真是罄竹难书啊！”老汉最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们站在那里，望着那片荒芜的机场，心里头被沉重的疑团填满。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旧机场其实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用过的。那些巨大石滚开辟了一条坚实的中美携手抗日之路，见证了中美并肩作战的岁月。而那些被埋葬的农民，他们的牺牲，也成了那段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第七节：广阔天地

背包裹不住时代激情
批孔字卡在车轮纹
石龙酒与粮票在星光下发酵

一个学期后，谷雨刚一过完，空气中还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儿，班长举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背着行军背包，沿着拖拉机碾出的辙印，一步一步往石龙村去了。老班长扯着嗓子喊，说这叫“学农实践”，可那拖拉机后头扬起的红土，里头还裹着碎纸片。我眼睛尖，一眼就瞅见半张被撕毁的宣传海报，里面的“批X批孔”的“孔”字，正卡在车轱辘的防滑纹里。

到了石龙村，我和李卫国被分配到单身老贫农覃老汉的家里。覃老汉的土屋，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蹲在山坳坳里。泥墙上“千万不要忘记XX斗争！”的标语，被雨水冲刷得只剩下一个“斗”字，孤零零地支棱在那儿。我刚把那破棉被抖开，同铺的李卫国笑得直打滚。我这被面的补丁东一块西一块，活脱脱像个歪嘴关公，棉花还从“青龙偃月刀”的位置绽出来。李卫国一边笑，一边得意洋洋地抖开自家印着牡丹花的绸面被。他还不忘打趣我：“你这被窝，都能拿去演《三岔口》了！”

覃老汉家的灶台，从早到晚都飘着一股焦煳味。铁锅里的玉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混着柴灰，结成了黑痂。覃老汉每次用那豁口的葫芦瓢舀粥时，都要念叨：“旧社会连这都喝不上哩！”窗台上的咸菜坛子，爬着几只蜗牛，不紧不慢地挪着。有一回，我在粥里捞出半片蝉蜕，李卫国扯着嗓子喊：“这是敌对分子投毒！”覃老汉却眯着眼，摇头晃脑地说：“这是药材，金蝉脱壳，大补哩！”

夜里的山风，吹得破窗纸扑簌簌响。李卫国那绸被，滑溜溜的，稍不留神就滑下床板。我呢，裹着那关公被，蜷成个虾米，一边数着房梁上的蛛网，一边眼巴巴地等鸡叫。覃老汉的鼾声从隔壁传来，跟打雷似的，还混着墙缝里蟋蟀的振翅声。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转机出现在第十天。覃老汉的侄子从三线工地回来，他从床底掏出一瓶石龙酒，说是用粮仓扫底的碎米酿的，那酒辣得点根火柴都能着。酒瓶标签还是覃老汉手写的“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民”字最后一捺甩得老高。覃老汉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学生娃也整两口！”说着，用他那豁牙啃开瓶盖，土陶碗里顿时腾起一股呛鼻的雾气。下酒菜是一碟晒干的红辣椒和一碗盐炒石子。那石子是从河滩捡的鹅卵石，在铁锅里蹦跳着，裹着粗盐粒。李卫国被辣得直哈气。

酒过三巡，覃老汉突然摸出个红绸包。他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揭开，里头是半块霉变的月饼，那是1959年乡镇食堂发的。他一边掰月饼，碎渣簌簌落进酒碗，一边嘟囔：“舍不得吃，留着作念想。”我眼尖，瞧见饼芯夹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里扎羊角辫的姑娘，在油菜花田里笑得灿烂。

那夜山风仿佛发了疯。李卫国的绸被被吹得跟风筝似的，直接落床底了。他没办法，只能钻进我的破棉被。他嘟囔着：“等回城让我爸给你弄床新被。”他翻身的时候，我正盯着房梁上晃悠的蛛网，那上面粘着只折翅的蛾，正对着映在月光里的“忠”字窗花拼命扑腾。

凌晨挑粪时，我在茅坑边瞧见覃老汉对着山崖烧纸钱。风一吹，灰烬卷成个旋儿，我隐约能辨出纸钱上印的不是冥币，而是油票的花纹。他转身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摸出颗盐炒石子，塞我手里，说：“拿着，他们说这叫‘石头里榨油’。”

秋老虎咬着桂西的山坳不放。我们在石龙村的稻田里弯腰割稻，汗珠子砸在镰刀把上，都能溅起细小的彩虹。同组的李卫国总把草帽的帽沿剪掉，戴成《半夜鸡叫》里周扒皮的模样，镰刀挥得那叫一个神气，直到被稻穗里的隐翅虫蜇了手背，疼得他龇牙咧嘴。

“手腕要像摇纺车！”生产组长老韦，脖子上搭着条汗巾。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示范割稻。我照着他的样子，把稻秆捆成婴儿襁褓状，稻芒扎进指缝，那刺痛感让我想起祖母用艾草灸穴位的手法。临行前，祖母在我包袱里塞了瓶紫药水，此刻正在田埂上的搪瓷缸里被太阳晒得发烫。

我们到大队部听了下乡青年作报告。一位女下乡青年，穿着洗白的列宁装，胸前的像章擦得锃亮。她一开口，东北腔与广西白话混在一起：“同志们！我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把整个生命献给……”话还没说完，场边老黄牛突然“哞”地长啸一声，惊飞了落在电线杆上的斑鸠。我眼尖，瞧见她裤脚沾着新鲜的牛粪，在九月的烈日下慢慢蒸腾。

晚上，村里在晒谷场召开批判会。孤零零的电灯，招来成团的飞蚁在灯光里乱舞。被斗的老会计，脖子上挂着算盘，每颗算珠都刻着“贪污”二字。当民兵们高喊“打倒”时，算盘突然散了架，檀木珠子蹦进人群，孩子们争抢着当弹珠玩。老会计趁机挠了挠被蚊子叮肿的脚踝，让我想起祖母夜半偷偷给服刑农场的祖父写回信时的神情。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邻村观看电影《决裂》。当银幕上的教授扶眼镜讲“马尾巴的功能”时，李卫国捏着嗓子学台词，还把自己的裤腰带当马尾甩。散场后，我们举着火把回村，田埂上的萤火虫跟星子争辉。那时候，村里的娱乐活动少得可怜。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大伙儿聚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那台老式喇叭，挂在村口的电线杆上，每天按时播放着新闻、歌曲和领袖的诗词。

记得有一次，广播里播放了领袖的《念奴娇·鸟儿问答》。那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庄重又激昂。我们像一群小鸭子，围在喇叭下面，讨论着诗词里的意思。最后一段“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可把我们逗乐了。大伙儿哄堂大笑，连老师都被逗得直摇头。

“土豆烧牛肉”这道菜，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广播里一提到，我们的馋虫立刻就被勾起来了。有个同学夸张地说：“要是真有这道菜，我非吃个饱不可！”旁边的同学立刻接茬：“你那肚子，吃个饱还不把肚皮撑破，到时候得找个大箩筐来装你！”大伙儿又是一阵哄笑。老师站在一旁，忍不住板起脸说：“你们这群小馋猫，就知道吃！领袖的诗词是让我们学习革命精神的！”我们听了，虽然嘴上答应着，可心里还在回味那句“土豆烧牛肉”。

后来我才知道，领袖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国家面临困难的时期，但他用这种幽默的方式，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困难。而我们这些孩子，虽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但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

第八节：女下乡青年

扎根在泥土深处
风沙磨砺出芬芳
开出永恒之花

在那股对下乡青年话题热议的浪潮里，我们一群人开启了一次对下乡青年的调查活动。我们一家一户地走访，盼着能挖到下乡青年的故事。眼瞅着调查都快收尾了，冷不丁有人跟我们说，这村里还真有一位女下乡青年，不仅没走，还和当地的农民结了婚。“真的假的？”我们一听，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在那个下乡青年返城如同潮水一般的年代，她这选择，简直比天上掉馅饼还稀奇。

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她家。那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院子里种满了鲜花，还有一棵老榕树，枝叶茂盛，洒下一片阴凉。

女下乡青年叫林姐，瞅着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痕迹，但那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折服的坚韧劲儿。我们在院子里坐定，林姐手脚麻利地给我们倒了茶，脸上挂着微笑，说道：“我知道你们是来了解情况的，其实也没啥特别的，日子嘛，就这么一天天过来了。”

林姐打开了话匣子，跟我们唠起了当年的事儿。她说自己当年也是响应号召，跟着一群热血青年来到这个村子插队。那时候，她和好多下乡青年一样，心里揣着满满的理想，想着在这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业。可现实一下子就给了她重重一击：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劳动、和家人远隔千里的分离，让她一度陷入迷茫。

“我父母那是极力反对啊，他们眼巴巴地盼着我能返城，找个安稳的好工作。”林姐说到这儿，轻轻叹了口气，“可我舍不得这儿啊，舍不得那些和我一起挥汗如雨劳动的乡亲们，舍不得这片土地。”

“我父母来信说，如果我不回去，就断绝关系。那时候，我心里可难受了，但我心里也清楚，我已经离不开这里了。”林姐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忧伤，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后来，我遇到了他。”林姐指了指站在一旁的丈夫，一个憨厚老实的农民。他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眼神里却满满的都是对林姐的爱意。“他对我特别好，我们一起在田里种地，一起一砖一瓦地盖了这间房子。虽说日子清苦，但心里头踏实。”我们几个被林姐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离开村子的时候，夕阳的余晖洒在林姐家的小院里，那棵老榕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我们忍不住回头望去，林姐站在门口，脸上挂着微笑，跟我们挥手告别。就在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像被一道光照亮了，明白了她的选择虽说艰难，可里头满满的都是勇气和担当。

下乡的日子过得跟飞似的。那天傍晚，我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上公路，朝着城里的方向望去。夕阳把公路染成了一片金色，远处的山城在暮霭里若隐若现。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这些日子，我经历了太多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跟着村民们下地干活。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脚也被蚂蟥咬得伤痕累累。有一回，我在田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眼瞅着都快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站在公路上，望着远方的山城，我又想起了城里那些让我烦恼和痛苦的事。在学校里，政治教育、开会、批判……这些事儿让我感到无比压抑。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在农村种田虽说累得够呛，可至少心里自在。

看到城里和农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像一片秋天里的树叶，被时代的大风刮来刮去，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夕阳渐渐沉了下去，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身，一步一步朝着村子走去。我心里明白，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走，我都得咬着牙，勇敢地走下去。

第九节：老师傅

车床转动的年轮
闲聊漏掉的碎屑
开出金属的沉默

在初中阶段，学校安排了最后一次“开门办学”活动，让我们白天到城里的通机厂，跟着工人阶级学习。我分到的师傅是车间的班长，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工人。他大概五十来岁，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被岁月犁过的田埂，可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质朴劲儿。这师傅话不多，干活的时候就像老黄牛，默默埋头苦干。车间里那些复杂的机器设备，他闭着眼都能摸得门儿清。不过，他嘴笨，不太会说话，在那些能说会道的工友跟前，就显得有点“不得志”。有一回，车间主任分配任务，直接跳过了他。我眼尖，瞅见师傅脸上闪过一丝失落，可眨眼间又恢复了平静，继续闷头干活。

工闲的时候，车间里就数那两个来自不同车间的退伍军人最热闹。他俩一凑到一块儿，话多得像决堤的洪水。他们最爱吹牛，大谈特谈自己在部队时的“艳遇”和错过的“良机”。每次他们一开讲，周围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只有我师傅在旁边默默地听着，时不时憨厚地笑笑，点个头，也不搭话。

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用打孔机给手榴弹弹壳的两侧钻两个小孔。手榴弹啊，一听这任务，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师傅像是看穿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别怕，这些弹壳还饿着肚子呢！”

我们几个学生战战兢兢地开始操作。一开始我手忙脚乱的，不是钻歪了，就是力度没掌握好。旁边的师傅看到了，也不生气，只是微微一笑，走过来轻轻调整一下机器。慢慢地，我找到了窍门，越干越顺手。

车间里最热闹的时候，要数下午下班前的班会了。工人们围坐在一起，总结一天的工作，或者读一读当天的报纸。这场景有点像我们在学校里听班长读报，不过这儿的气氛可轻松多了，就像在自家院子里唠家常。工人们一边听，一边七嘴八舌地讨论。那时候，我头一回真切地感受到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虽说文化程度不高，可干起事儿来那叫一个有条不紊。

经过这一系列的开门办学，我开始重新琢磨自己以前的想法。以前总觉得农民最辛苦，可这次走进工厂，才发现工人师傅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的工作环境嘈杂，任务繁重，可每个人都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就像师傅说的：“我们的工作虽然普普通通，可国家的建设离了我们还真不行。”听到这话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领袖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深意。

我个人觉着，领袖“开门办学”的指导思想，要是在实践中不搞极端，那可太有远见了。这简直就是教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学校，走进社会这个大课堂，去了解不同阶层的生活，去体会劳动最光荣。

第十节：流逝

针扎的悔恨
锈迹斑斑的锁
开出无言的诗

再说说家里的祖母。她的身子骨大不如前了，头脑也开始犯糊涂。而且这糊涂还分季节，一到冬天就变得迷迷瞪瞪的，夏天的时候精神头还能好点。可即便这样，祖母还是一天都不闲着，每天都去菜市卖菜，回来还给我们煮好一天两餐。她总说：“只要还能动弹，就不能闲着，得找点事儿做。”

现在回过头去想，那时候我自己干的最混账的三件事，到现在都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第一件，我常常使唤祖母给我买早餐。祖母为了让我能坚持晨跑，每天都早早起来去老街拐角买一碗粉或一碗肉粥，自己却只喝点白粥。第二件，我和祖母分床睡的时候，我睡大床，她睡小床。我从没考虑过她的感受。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起夜时瞧见祖母在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自私了。第三件，我有时候还不懂事，冲祖母大声嚷嚷。有一次，祖母不小心打翻了我最喜欢的杯子，我气得冲她大吼。她就那么愣在那儿，眼神里满是委屈和无助。我看到她眼里的泪水，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要是时光能倒流，我肯定不会再干这些混账事了。可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

也不知打啥时候起，祖母竟和一个姓黄的中学语文老师较上了劲，对上了诗。这事儿还得从隔壁那个“林黛玉”大姐姐说起。她是黄老师的学生，和祖母成了忘年交。祖母老爱叫她“林黛玉”。

祖母这老人可不简单，虽说只有小学文化，可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她老家在广东花县，常念叨老家大门上挂着的那块“状元及第”牌匾，说是皇帝老儿赐的。她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年轻时差点嫁给同街的一个文豪大诗人。

那段日子，祖母和黄老师就这么杠上了。黄老师肚子里的墨水多，可祖母也不是吃素的。隔壁的“林黛玉”大姐姐忙坏了，成了两人的“通信兵”。祖母写好诗就让她送到学校去，黄老师写好回信又让她带回来。祖母乐此不疲，每次收到回信眼睛里都闪着光。

祖母有个宝贝“八宝箱”，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旧物件。有一回，我从箱底翻出一本发黄了的《唐诗三百首（注释版）》。祖母说这是她年轻时的宝贝，一直舍不得扔。

现在回过头去想，祖母那时候的日子可真不好过。父亲远在省外，里里外外就靠祖母一个人操持。生活的重担像座大山，可祖母愣是一声不吭。在那些孤独、痛苦又看不到头的日子里，诗词就成了她唯一的寄托。

祖母和黄老师的诗词往来，热热闹闹地持续了好长一阵子。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那些诗词，就像仙女洒下的金粉，照亮了她普普通通的日子。

第十一节：疤痕

真相在谎言背后结痂
春风缝合着三季的雪
弹壳在族谱里雪藏

1974年，太奶过世了。这事儿本身对我们家影响不算太大，因为太奶晚年对祖父这边基本不闻不问。可太奶临终前说的一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把我们全家都震得七荤八素。她说：“你们的祖太公是干革命的，是被国民党杀害的！”

这话一出口，在我们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那时候，我们家一直背着“坏分子家庭”的黑锅。祖母早就因为这事儿，当面跟太奶抱怨过无数回：“蠢透了！解放初组织来调查的时候，你咋不说！结果把一个革命家庭生生变成了坏分子家庭！”

太奶的沉默，成了最大的心结。祖母为了撑起这个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旁人根本想象不到。后来我自己也下了一番功夫做调研和考证。慢慢地，我也理解了太奶为啥沉默了这么多年。那个年代，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她或许是为了自保，或许是被恐惧吓破了胆。而祖母的怨恨，也是因为这沉默给全家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

在我孤独苦闷得快喘不过气的日子里，我那乡下出生的小堂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小天使。他胖嘟嘟的，脸蛋圆滚滚的，眼睛又大又亮。他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

那时候，我正处在青春期，敏感又叛逆。家里的事乱成一锅粥，小堂弟一来，就像一场及时雨。他才五六岁，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像个小尾巴。有一回我带他去河边玩，他头一回见到河里的小鱼，兴奋得又蹦又跳，催我抓鱼给他。我好不容易抓了几条小鱼放进小瓶子里，他捧着瓶子，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一路小心翼翼地走回家。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儿就是家对面的新华书店。书店里弥漫着淡淡的书香，那股安静祥和的氛围，总能让我那颗烦躁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我的大堂姐是那儿的店员，所以我在书店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我常常拿一本书，找个角落一坐，一待就是一两个钟头。那本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被我翻阅到封面都包浆了。有一次，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一下子就被书里的内容给吸进去了。高尔基的童年满是苦难和挣扎，可他在文字里展现出来的坚韧和成长，让我深受触动。读着读着，我发现我和作者之间竟然有那么多的共鸣。

有时候，我就爱往隔壁叔公家跑。叔公是我祖父的二弟，年轻的时候在外地当老师，后来被打成异议者分子，受尽迫害，最后含冤去世了。叔公走了以后，家里就剩下二太奶、叔奶和五个小孩。二太奶是个特别和蔼的老人，每次我去，她都热情地招呼我，还让我跟她的孙子们一块儿玩。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打扑克，嘻嘻哈哈地说笑，把生活里的艰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叔公的书架更是让我着了魔。我常常趁叔奶不注意，偷偷拿下一本书，找个角落安安静静地读起来。有一回，我在书架上翻出一本朱可夫元帅的自传体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看得如痴如醉。后来我又读到一本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让我头一回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

老家隔壁还住着两姐妹，她们的生父早早去世，母女三人相依为命。这两姐妹都比我大几岁，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她们经常来我们家串门，和祖母凑在一起聊天，或跟着祖母学绣花。姐姐对我特别关心，每次来都得问候我几句，问我学习咋样，有没有碰上啥难处。她还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清亮动听。有一次她在院子里唱《映山红》，我听入了迷。

她们的到来，给我们那个有些压抑的家庭带来了不少光亮。祖母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她们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家那些黑暗的角落，也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

第十二节：冰冷的水果刀

信纸渗出体温
围坐的影子像散落的麦穗
冰冷的刀刃刻着未寄出的问号

1975年的暑假，生父回家探亲。他早早地写了信回来，那信里的字仿佛都带着温度。祖父祖母收到信后高兴得合不拢嘴，家里其他人也像过年一样。虽说之前通过信，可我总觉得我们父子之间隔着一层薄纱。

一天一大早，祖母就风风火火地把我叫醒：“快起来，出去叫你爸你妈！长这么大了，头一回见爸妈哩！”我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来到大厅。一大家子人都围坐在那儿。我站在房门口，心里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跟生父和继母打招呼的，只记得生父脸上挂着微笑，冲我招招手，还叫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把手里的龙眼递给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闯进陌生世界的小兽，手足无措。

接下来的几天，生父一家四口走亲访友，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跟祖母待在一起，偶尔带着表妹和两个新来的妹妹，推着那辆旧三轮儿童自行车载着小堂弟在街上游逛。不过，也有两次活动我被邀请参加了。

一次是到码头照相。生父和继母站在后排中间，我拉着小堂弟的手站在前排右边。相机“咔嚓”一声定格了那一瞬间。照片里的我只露出半身，看起来有些拘谨，但那好歹是我第一次和生父一家合影。

还有一次，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生父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到河边学游泳。生父自己是个“旱鸭子”，站在岸边对我说：“家麟，你会游泳，今天就你来教妹妹们。”我听了心里甜滋滋的，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个小英雄。我先带着大妹走进水里，河水凉丝丝的，没过了膝盖。我蹲下身子，用手托着她的腰，教她划水。生父站在岸边，看着我们，脸上挂着鼓励的微笑。

突然，大妹脚下一滑，身子一歪。我眼疾手快赶紧托住她，心里“咯噔”一下。生父在岸边大声喊：“别怕，慢慢来！”大妹稳住身子后冲我笑了笑，又继续练习起来。

太阳渐渐西斜，把河水染成了一片金黄。生父叫我们上岸，帮妹妹们擦干身子，又递给我一条毛巾。那一刻，我感觉和生父的距离好像近了那么一点点。

正巧在这期间，学校组织了一次集体劳动，阳老师知道生父回来了，便决定来家访。那天下午，阳老师来到我们家。祖母热情地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阳老师问：“他爸呢？我得跟他聊聊。”祖母往屋内喊了一声。生父不太情愿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两位大人寒暄了几句，只听到阳老师说：“这孩子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就是有点怕得罪人。”当阳老师问到一些敏感话题时，生父说：“我有两个女儿，我们完成了国家计划生育的任务。”老师走后，生父顺便问了我几句：“学习跟得上吗？爱好啥球类运动？”我们交谈不超过五分钟，可那是我们父子俩最长也是最后的一次比较亲近的对话。

平日里，我见生父独自一人待着时，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一次，继母要洗澡，让我帮她拿东西，随后却跟生父告了我一状，说我傻乎乎的。我听了，心里委屈，但也没说什么。

一天晚上，他们搞了一个“文艺表演晚会”，生父当主持，大妹弹琴演唱，小妹伴舞。她们唱的是《井冈山下种南瓜》，表演得精彩极了。可当时祖母碰巧外出开会，我总感觉祖母被忽视了。

在他们最后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跟我打声招呼。祖母常跟别人说：“他们这次想一起带他回去，那里天气那么冷，我怎么舍得？”我听了心里酸酸的，但也明白祖母的苦衷。

后来生父寄来一封信，说把一把水果刀忘在我们房间里了，让祖母帮忙寄回。信的结尾特意写了一句话给我：“阿麟，有事多帮祖母，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实现国家建设而努力！”我反复读着这句话，心里既有些激动，又有些压力。

生父还给我寄了一本《毛泽东选集》。那本书对我来说有些深奥，可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翻阅着。那也许就是生父对我的期望，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生父他们回去后，家里安静了许多。祖母还是像往常一样忙里忙外。而我则常常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带回的一打景德镇青花瓷碗发呆。祖母说，那是生父特意挑的。可每次看到这些碗，我总能想起生父离开时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

第十三节：旧床书事

旧床藏梦
书卷伴流年
浮生若寄，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这人呐，就爱往二楼祖父的床上跑。那张床虽说旧得掉了漆，可宽敞得很，白天阳光满满地洒进来，亮堂得像个小太阳，周围还格外清净，简直就是我的“秘密基地”。

有一回，我百无聊赖地在祖父床上翻来滚去，无意间手往枕头底下一摸，竟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是本《红楼梦》！我急忙把书翻开，一开始就图个新鲜，可看着看着，就完全陷进去了。

在祖父这张神奇的床上，我先后“啃”完了《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小二黑结婚》和《暴风骤雨》等小说。读《红楼梦》，那大观园里的繁华与凄凉在我眼前徐徐展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我懂得了啥叫坚韧不拔；《小二黑结婚》则让我瞧见了生活的另一面。

那些日子，生活依旧清苦，可书成了我最铁的伙伴。每当我翻开一本书，就好像拿到了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976年1月9日，天刚蒙蒙亮，我在街上晨跑。突然，街边的广播里传出一个沉痛的消息——总理逝世了。这消息就像一道晴天霹雳，我的心“咯噔”一下，脚步也乱了套。到了学校，校园里那氛围沉重得像压了块大石头。广播里不停地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中。

我站在教室门口，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操场，班上那个平时最调皮捣蛋的同学冷不丁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我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还不把袖章给脱了？”我低头一看，这才恍然大悟。我手忙脚乱地摘下袖章，心里满是愧疚。他看着我摘下袖章，用命令的口吻说：“走吧，去操场。”

操场上，全体师生已经站得整整齐齐。校长宣布了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提议全体默哀三分钟。那一刻，整个操场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我站在队伍里，眼睛也不知不觉地湿润了。

初中那会儿，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大舅公了。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通信兵科，抗战时在中国空军某部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后因工作需要，被调往美国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担任地面通讯联络员。可就因为这段历史，后来他被判刑服刑。大舅公个子不高，可结实得像头小牛犊，走路总是挺着身板，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他还因为和美国大兵打交道多，英语水平高得离谱。

当时大舅公都六十多岁了，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只能留在农场，日子过得艰难。可每次他来看祖母和我，都会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钱塞到我们手里。

那时“四五运动”刚过去不久，大舅公来到家里，找到我，说：“走，跟我到街上溜达溜达。”我满心期待地跟着他出了门。可一路上，他一个字都没提运动的事儿，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今后有啥打算，学习情况咋样，还问我喜不喜欢学英语。他教了我几个英语单词，一边教一边说：“学英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派上用场，但学好英语，那肯定有用！”

我们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里晃悠，差不多走了半个山城。快到家的时候，他突然说要回农场了。我看着他那孤独的背影越走越远，心里一阵酸楚。祖母也站在门口，望着大舅公离去的方向，眼神里满是心疼。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明白了大舅公找我谈话的真正目的：这世上的事儿起起伏伏，不管遇到啥样的风浪，我都得走好自己的路。

毕业前那阵儿，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突如其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们远在桂西山城，只能通过报纸了解情况。1976年9月9日，领袖逝世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悲伤淹没了。

中央举行全国性追悼大会那天，山城也组织了大型同步集会。我和几位同学被安排在校门站岗警戒。天气闷热得厉害，广场上人山人海。我们几个站在校门口，心里特别紧张。后来听说广场上有不少人因为天气炎热和情绪激动直接晕倒了。

一天早上，我赶到学校，一进校园就感觉格外热闹。同学们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我凑过去一听，有人说：“听说了没？中央有大人物被抓了！”很快，这消息在校园里传开了。第二天上午，街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

1976年10月6日，白天我们参加了在体委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会后全城举行了庆祝游行。晚上回到家，我们通过有线广播收听到了首都北京举行盛大集会的实况报道。国家的命运在那一刻突然改变了航向，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写了。

毕业前，学校布置了一项严肃的任务——填写个人档案。填表的时候我格外认真。尤其是填民族那一栏，我心里可纠结了。平时走在街上总能看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标语，我就想当然地觉得填“壮族”好像也没啥毛病。

回到家，我把表格拿给祖父看。祖父接过表格，眼睛一扫，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指着民族那一栏大声说：“你这填的是啥呀？咱家可是正儿八经的汉族啊！”我当时愣了一下，心里有点不服气，小声嘟囔着：“可我们住在广西……”祖父听了，叹了口气：“傻孩子，咱家祖祖辈辈都是汉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我的名字，家里也有争议。我当时用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我自己瞎琢磨取的。后来有人跟我说，用真名以后说不定走得更顺风顺水。我听了，心里有点迷茫。这名字的事儿，就像一团乱麻，把我的心搅得乱糟糟的。

（原载番茄小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