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同出眉山，同登进士，同入朝廷，都经历新旧党争与贬谪。

二苏文章内外，有两条主线：

政治，是他们亲自做的事。

经学，是他们退处后所写的书。

苏轼初入仕途，便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论刑赏。

其后入朝，王安石变法，他多次上书论新法。熙宁年间，他担任杭州通判，参与地方政务；又知密州、徐州、湖州。

密州有旱灾、蝗灾，他组织捕蝗，并请求减免赋税；又处理弃婴，使灾民得到赈济。

徐州任上，黄河决口，洪水逼城。苏轼组织军民筑堤防洪，亲自巡视，留下《河决》等文字。

第一次到杭州做通判，参与疏浚六井。

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疏浚西湖所出的淤泥，筑成长堤，后世称苏堤。实效，长久，美丽。

杭州发生旱灾、饥荒和疫病，他又奏报灾情，请求减税、调粮、平粜，并设置病坊救治贫病。

他所写的《六井记》《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也都直接来自这些政务。

苏轼同时治经，显示了博达。

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

《书传》解释《尚书》，涉及君臣、刑赏、政事；《易传》从《周易》讨论变化、吉凶、治乱；《论语说》则从《论语》解释为政与教化。

苏辙则更多从制度修调政治。

写《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反对大量派遣使者到地方考察农田水利和徭役，认为中央使者频繁出行，容易造成地方官员相互猜疑，又增加州县供给和百姓负担。

写《代张方平谏青苗书》，精准切入财政风险与行政伦理，预判了国家强制借贷必将导致农村信用体系崩溃。与其造成国富民弱，不如“节用” 与 “理财” 的平衡。

写《三论分别邪正》，试图在中书省层面平抑新旧党争，不以人废言，而以政令的实际损益作为取舍标准，追求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常态。

官做到中枢，论顾及方正。

苏辙也治经学，显示了圆融。

以经文《春秋》和《左传》等史料相互参证，讨论经义与历史事实。

他提出“择善而从，取舍由经”（大不同于纬书）。

面对国家兴亡、君臣关系、政治得失，著述《春秋集解》

面对风俗、民情与政教，重新解释《诗经》，著述《诗集传》。

苏辙的《老子解》是“以道补儒”，结合无为而治与个人修养，意图缓和激烈的党争。

二苏若有分工。

苏轼多写：水。粮。税。灾。病。百姓。重释《周易》《尚书》《论语》。

苏辙多写：法。财。盐。河。官。朝廷。重释《春秋》《左传》《诗经》。

兄多从地方经验进入政务。弟多从制度分析进入庙堂。

又都从政治而入经学。没钱，也做。

他们以古经观览现实，又以现实重读古经，再建蜀学。

因此二苏事迹，本于政治和教化，循行圣人之道。

至于后人，观览文采而流连教化，也好，文集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