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四十岁，听到的噩耗就越来越多。
腊月二十八回到东干脚，二十九中午，在维珍叔家喝酒，席间跟维藻伯伯喝了六小杯“东干脚茅台”——红薯酒。年初一晚，维藻伯伯家请客，席间跟维藻伯伯喝了两杯“东干脚茅台”。年初二晚，石苟伯伯请晚饭，席间跟维藻伯伯喝了两杯“东干脚茅台”。维藻伯伯是“维”字辈，年纪79，在东干脚，在“维”字辈里，仅仅小于我的大伯伯维珊。原来在县城单位工作，退休后，县城东干脚两头住。在维珍叔家，他就跟我讲，阙家阙汉骞在我伯公办的私塾读过书。这让我好奇和惊讶，我们约定，等闲了，听他好好讲我们东干脚的历史。他爽朗地笑着说“要得要得，东干脚的历史，只有我讲得清楚了。”
年初三，我跟月祥到县城给朋友拜年，中午吃饭，在饭桌上，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维藻伯伯刚刚过世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腊月二十八、年初一、年初二我们都在一块喝酒，维藻伯伯来者不拒，还主动找我喝酒，年初三怎么……
父亲喘着说：据说中午还喝了酒，吃饭的时候，扒了一口饭，呛着了，趴在他大儿子的怀里，说不行了，脑壳就耷拉下去了。
一个慈祥健壮的老头，在喜庆的正月，风一样的，独自走了。
年十一，我已回到广州，在广州大道北的毛家饭店跟一帮兄弟吃饭，席间接到月祥的电话，说：建平今天走了。
建平，生于一九七三年，今年四十二岁，扔下一家老少，独自走了。
在东干脚，建平是“狗屎巴”，我是“坏酒饼药”。在乡亲们眼里，我们虽谈不上是恶人，但也是另类。打小我们两人投缘，一起玩泥巴，一起捉迷藏。他爸爸有一个锯片，我要做手枪，他就把锯片偷出来给我。春天河道里涨大水，我们就光了屁股，在村东边的五家园的麦地里，筑坝浇麦子。他慷慨仗义，爱惹事，人们都嫌他。我特立独行，经常跟大人对着干，不听教，人们把我当个另类，生怕带坏了自家孩子。我和他不管这些，也没有注意到，要管这些。
长大，他在家乡打拼，修路，修桥，揽建筑工程，开毛织厂，风生水起。东干脚的人对他却颇多非议。修路，占了东干脚的田土，补多补少，人心都难足。开毛织厂，招东干脚的人做事，工资迟发早发，也一样令人不满。东干脚的人总是选择性遗忘，修那么宽的路，为了谁？招东干脚的人到厂里做事，为了谁？人们不记这些，记得的是他爱赌。有了钱，就不顾输赢不顾性命地赌。糟蹋了钱，东干脚的人心疼了。
我父亲说：他也借高利贷也赌。一年几十万的收入，到年尾，家都不敢回。
我2010年见他，他在柏家坪还有一个毛织厂。我和学文到他厂里，他请我们在食堂吃饭喝酒。他有一个幸福的家，一个漂亮的妻子，一个乖巧的儿子。席间，他对我说：春红哥，等我哪天发财了，我给东干脚的人，一家发一套别墅。那种气度，非常人能及。
2011年，在宁远县城见他，他已经将毛织厂抵押给别人，转做建筑。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等我，我安排吃晚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并不在县城，在三十公里外的柏家坪，开车带着老婆孩子赶过来请我吃饭。
2014年8月，我三婶六十大寿，摆了七八桌，请乡亲们吃饭。建平来了，一个人，脸有些浮肿。我已经从旁人那里得知，他离婚了，孩子归他，由他的妈妈代为照顾。席间，我绕到他那里，跟他碰杯喝酒，他就讲：“春红哥，对不起了，酒我是喝不得了。你喝酒，我喝茶，算我欠你的。”
2015年腊月二十八我到家，学文告诉我：你的好兄弟如今躺倒在宾馆里，动不得了，你还去不去看他？下回回来，看不看得着，就难讲了。
我问是谁？
学文眨着眼睛说：建平那狗屎巴。
建平怎么了？
癌症晚期。
接着，学文又说了一大堆，建平狗屎巴现在瘦起那样子，真是一条狗了；智力衰退，讲话都讲不清楚了；方向感也没有了，有一次回家，屋就在前面，他开车开到道县去了。他想回东干脚，但他那个样子了，谁敢把他弄回东干脚？即使弄回东干脚，谁操心他？
我要去看他，即使所有的人都非议他，他都是我的好兄弟。我问学文哪时下县城？学文说年后。嗯，年后我要去看他。
年初三，维藻伯伯去世，把我原来的计划都打乱了。在丧礼上，我遇到了建平的妈妈，拿了一些钱给她，让她转告建平：振作起来，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建平的妈妈说：他振作不起来了，现在医院里，我不管他，就没人管他。我今天晚上在这里，他今天晚上就饿肚子。你晓得的，我没有做什么孽，他却得了这个下场，我眼泪都哭干了。
建平个子不高，高鼻子，小圆脸，喜欢穿冒牌西服， 讲话爱以“嬲”字开头，一开口就是“嬲”，然后才说话，每次都说得激情豪迈。对村里人，无论在哪里见到，都以礼相待，请吃请喝，生怕招待不周。但，他是所有人眼里的狗屎，但有两个人在意他，一个是他妈妈，他是妈妈的儿子；一个是我这个平庸的人，他是我的发小，我的好兄弟，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个农民，折腾来折腾去，很不容易。只是世人总是用成败去衡量一个人。这点，我不认可。建平用他的个人历程，在湘南群山中写下他自己的一笔。得意之笔，还是败笔，任由世人去评说。
今天是他出葬之日，属于他的，只有一个小小的骨灰盒。
从此之后，他的世界没有了。属于他的，只有故事和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