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里，可以把宗教看成是一种道德学说。道德所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某一类型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内容。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从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奴隶制，使人们（主要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在社会权益的分配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相对平等转变成矛盾冲突空前激烈。

到了奴隶制后期，这种矛盾以极其残酷的形式所表现，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无论是奴隶还是奴隶主的利益均得不到保证。

在人类社会濒临崩溃,人类物种面临灭亡的威胁下，以解决“平等”这一问题的各种宗教学说就在人类的共同需要下、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

我们仔细看看，在各种宗教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其中平等是根本，自由是平等外延，博爱是平等的内涵。

创立于古印度的佛教，是以“无常”和“缘起”的思想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以“自性决定论”反对婆罗门教的种性制度，代表着推翻奴隶制度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因而受到中、下层群众的广泛支持得以迅速传播。

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适宜当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封建社会的特点（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要文明得多），则发展了以佛性为平等基础,以解脱来获得自由,以慈悲为博爱的道德学说，试图以此调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

在理论上，它以“自性真如 ”契合本土儒教的“人性本善论”作为训导，以“轮回报应”契合本土巫教的“地狱鬼神”之说作为惩戒手段。

但是我们知道，说到底，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反映。只要人这种物质存在，他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存在就是永恒的。这是符合一切矛盾运动所遵从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不仅仅是因为有差异就会有矛盾，而且还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地衍生出新的矛盾。正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不断地斗争和转化，才使得事物从简单向复杂、从纯一向丰富、或者如我们人按自己的利益所说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自然界的矛盾是这样，人类社会中的矛盾也是这样。

“平等”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上被提出来不是什么神的旨意而是社会要求稳定持续运转的需要。它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是针对某一项具体的社会权利而言的。

比如说：生活资料分配的均等与迁移和言论的自由就已不是同一类别的平等了。若是在将来的某一天，每个个体生命存在都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充分地享受自由，话说的俗一点儿，就是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话，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矛盾依然会存在，因为“各尽”和“按需”是因人而不等量的，因为个体差异是永恒的。那时的平等，也只是在“欲望”面前的平等、而欲望是有个阈值的，是以个体享受所得时所消耗的能量为限度的，而每各个体所含的能量又是不一样的，没有一对是一样的。

因此,人们所要求的平等并不是物质分配上的绝对平等,而是社会权利的公正和平等。而这一对平等的要求是发自每个人自身自性的，是天经地义的，是由人，这一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

关于这一问题，不可能用一两句话就讲清楚，且容我日后撰专论来阐述。

因此我们说，任何企图通过限制人(一种自然物质存在和运动的高级形式)在时空中的发展——“绝欲”的观点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都是无效的，是与生命这种物质运动的规律相违背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应该是不断地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则是发展科学，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的过程去认识自然界物质运行的规律，从而改变人受自然支配的地位而成为自然力的主人。

在这其中，欲念正是生发出一切能量的源泉！

至于在人类尚未能合理地驾御自然而产生种种社会矛盾的社会里，我们就必须承认“平等是相对的”！

对于今天的人类，面对不平等的问题、调和社会矛盾，使之不至于激化到引起人与人之间自相残杀从而引起社会结构的崩溃，用道德教化的方法已经证明是无济于事的。而且道德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极力使那些不平等的矛盾固定化、永恒化——最终会引起矛盾更加猛烈的爆发。迄今为止、在我们人类的文化中，所能见到的唯一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使人的机会相对平等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说，科学和民主，才是今天的人类克服危机、战胜灾难的法宝。

宗教对平等问题的探索，反映了人类寻找真理的愿望，记录了人的心智发育的过程；而事实上，现代的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利用下，已经从探索社会平等转而探索心态平衡——所谓幸福了。

    如果说，古印度佛教初创时，还具有反抗阶级压迫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中国佛教就已蜕变成劝导人民逆来顺受的麻醉剂了。它完全是由封建统治阶级一手扶植起来的，其角色是愚化、奴役人民的帮凶。

    这一特征在中国佛教史中非常明显，凡逢朝廷宠佛，佛教在中国就有大的发展，每当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劳动人口大量流失，侵害了皇家的经济利益的时候，统治者又会来灭佛，完全像对待一只看门狗；再对比一下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在中国历史上，道教组织曾掀起过许多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以抗争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而佛教，却一次也没有！这，就是它们具有不同阶级性的有力证明。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从我们今天的文明观来看，惠能所宣扬的佛教的般若之智，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是反科学的；在人生观上是消极、颓废的；在社会实践中是对社会矛盾的妥协、倒退；在政治领域里，是独裁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永恒不变的工具和帮凶！我们继续读《经》，就会发现这种佛教与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情况在《法宝坛经》的后续篇章中随处可见。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