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唐朝的封建统治者在惠能身上的投资是有巨大效益的。惠能没有学问，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框框来束缚他，这就使他与囿于印度佛教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如玄奘——唐三藏）和故弄玄虚的士大夫学院派（如神秀之流）不同，得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对佛经进行解释（其实有时根本就没弄清楚人家原义说的是什么），这种随意性又潜移默化地受着本土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于是就阴错阳差地对佛教进行了改造，使这种外来的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最终成为维持和巩固中国封建独裁统治的一项法宝。

那么具体说，惠能对中国佛教都作了哪些贡献呢？这是在《经》中“定慧品第四”、“坐禅品第五”这两章中体现的。帮他总结一下，一 ，惠能把佛教原教旨的“无念”不去按绝念理解，而是理解成从“自性般若之智”生出“正念”（这里的“正念”和儒家的“理”实际上是一回事）；二， 修禅不用打坐，成为追求心态通达与平衡的过程。

在我们中国文化底蕴中一直贯穿着的一个灵魂，就是实用主义。中国人对佛教中的无念——导致绝念，最终归于涅盘的空寂之乐不能理解；来世报对他们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们所祈望的现世报、是福田，而且这“报”这“福”又已经在儒家文化中被凝炼成了三个字，即：功、名、利；于是，中国人的一生无不在拼尽全力为此而搏杀。从惠能的般若之智所产生的正念虽然只能导致无为并不可以创造诸如功、名、利的成就，却可以暂时避免因激烈竞争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增加了生命存在的韧性（懒惰和愚昧在一个不愁民生的环境里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生存方式），也就是满足于狗苟蝇营的活着。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保留了个体存在于将来还可能会发生种种变化的机会。

修禅，在佛教中原是一种非常复杂繁琐、艰难到几乎行不通的修习方式。这是因为它在印度佛教中一开始被提出来就是唯心的、是理想化的、是以人的幸福可以在“空寂”状态中存在的这一假设为前提而设计的。在旧佛教中，依修禅入定的程度有“四禅定”之说。为了让大家见识一下那些和尚们整日价的都搞些什么名堂，我只好把这四禅定的内容抖落出来，但愿不会把读者烦死。自知没有足够耐心的读者这段就请别看了。

四禅定分为：一（初）禅定。初定又分为四步：1粗住：安坐端身，引导入静，调和气息，稳定精神。2细住：精神意识活动稳定。３　想自身如云如影，爽爽空静，平稳安适。４ 觉得自身与虚空同体，内不见身，外不见物。完成这一过程往往要数月或一年。得时，觉自身微微振动，有动、痒、轻、重、冷、暖、涩、滑的感觉（很难拿准的感觉），称为“八触”。这几乎与道家的气功功法没有什么两样。

然后是二禅定。又分为四支。（这四支极其繁琐，若照实抄录有洋洋千字之多，在此我只好简说，否则有骗稿费之嫌）。这四支是：内净支、喜支、乐支、心支，必须依次练习，然后自觉精神愉快，神形合一。（有没有感觉是你自己的事）

三禅定被分为五支：合支：意识平稳。念支：意识不染。慧支：静而生慧。乐支：意念愉快。心支：意念寂然在定。

四禅定又分为四支 1不苦不乐支：意念在身体中不出不入、不前不后、不左不右。2 舍支：舍去第三禅的乐支。3 念支：念内气而长养之——蓄炼内气而长养自身。4 一心支：意识念自身如钟，岿然不动，或心如清水明洁澄净。

    不难看出，这修禅的功夫是与瑜迦、气功的过程十分相似的，它的总体原则被概括为所谓“止”、“观”并重，“定”、“慧”双运；它的目的是排除情欲、静化精神、退回至“真如”——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气功功法上多加了一些意向诱导和自我暗示而已，而正是这点儿玩意儿被加坏了！

 我劝那些虔诚的佛信徒们，如果是白天在生产线旁站得太久搞得腰酸腿疼的话，晚上回到家后盘起腿来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倒不是一件什么坏事，但是千万，千千万不要走火入魔去练什么禅定！因为修禅会引起病态。这不是我持非佛之见的故意损贬，也绝非执意寻衅地制造耸人听闻。关于修禅入病这种普遍现象佛家早就注意到了，在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中就说：“禅行不正，容易生魔，为鬼神、菩萨等幻觉惑脑。令人喜怒无常，多疑多虑。” 但《起信论》把修禅致病这一现象解释为“众生无善根力”或“为业障所致”。 解救的方法乃是以禅来治禅病。其实，天下甚少有人能经得起禅定这种精神折磨的，它的残酷正像《西游记》里的紧箍咒。不信你可以去查查看，自古至今有哪几个和尚是经禅定而修得正果而成“活佛”的呢？那些有名有姓的、无论是显赫一时的还是在佛史中留名的，统统是靠“因缘”——“是命里注定的”。用现代的医学来诊断那些禅病，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分裂”、“歇斯底里”。轻者多疑多虑、幻视幻听，重者手舞足蹈、疯癫狂乱；有的乍寒乍热，有的喜怒无常，甚至还有的杀人自戕。荒谬的思维逻辑、强迫的自我暗示和不人道的情欲压抑则是产生这种灾难的祸手！正是由于这些禅病，使佛教的修行被视为畏途，从而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推广；从另一个角度看，忙于生计的劳苦大众也没有那么多工夫那样的闲情逸志来修禅、在中国这种农耕社会统治者也不会容许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去当和尚。因此，惠能把禅改成了意识内省和道德修养，以“修心”（按照当时社会推崇的道德标准来反省约束自己）、“见性”（回归到人原初的单纯善性）为目的，使佛教的修习过程便于理解，并删除了禅定的繁文缛节，使修禅成为一种在行、劳、坐、卧一切时中都方便易行的心理修养过程，这是他对佛教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被改造过的禅宗在中国佛教的各流派中佛理简易、修习方便才使得这一佛派在日后逐步演化成中国佛教的主流。我们在这本《经》中可以看到，惠能在篡改佛旨的时候不得不颠三倒四地为自己的观点进行狡辩。在《经》下文中的“机缘品第七”一节里就记录了许多惠能为阐述自己的佛教观点与其他僧侣争辩的事例，我们不妨从中抽出几例看看惠能是怎样在佛教中搞修正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