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之“实”与主体之“神”
时下在多种研讨会等公开场合，依旧常常听到有人煞有介事地指责当代诗歌未能更好地贴近现实、反映生活，似乎诗歌不这样做就没有出路。其实，这是思维上存在的一种误区。可以断言，当代诗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生活的现实，它的“在场”本身就是存在事实。有必要澄清的是，在各种文学（艺术）门类中，每个门类均有其自身的属性，好比行政部门的划分，有负责宣传的、组织的、教育的、人事的、审计的等等。诗歌作为文学的一大家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仅是一个小单位，而且有着与小说、散文、戏剧乃至其他文艺门类不同性质的职能。强调贴近现实、反映生活固然没有什么不对，但说了等于白说，因为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门类都与现实生活有关，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现实生活本身，这是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共性。诗歌，真正的诗歌，要发展，要写好，要走得更远，唯有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诗，并且必须紧紧抓住诗歌的本体属性。
那么，诗歌的本体属性是什么呢？诗歌的天性是抒情的艺术，是“有意味”的语言艺术形式。进一步说，诗歌是心灵的事业，是关于灵魂的学问。按意识形态的说法应属于一种“精神文明建设”。遗憾的是我们身边一些从事文学行业包括理论批评的“精神文明”（知识）分子，竟然生拉硬扯非要诗歌反映与新闻事件类同的现实生活不可，如此一厢情愿，不仅是一种误导，而且有可能把诗歌带进一条死胡同。难道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所思所感所悟的心灵事件，以及精神世界里的东西不也是另一种现实生活吗？物质生活是一种生活，精神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可见现实性与精神性是紧密相依的。何况反映现实性的生活根本用不着我们担心，自有比诗歌更适合的门类，譬如文学中的小说、散文、纪实、报告文学，还有各种新闻传媒载体。诗歌就是诗歌，重要的是发挥其本质属性。如是，才能发出诗歌的真声音，写出真诗来，否则就只能是伪诗（伪写作）了。
纵观当下诗坛，我们发现，多数写诗者包括主流诗刊、民间诗刊和网络平台从事诗歌编辑者，似乎尚未能真正理解、领略和把握到诗歌的艺术真谛，于是流于表浅化、平涂化、庸俗化的类似“口水诗”、“垃圾诗”、“下半身”写作等大行其道。或打着各种诸如反映日常生活、回归现实的旗号，把诗歌当成新闻报道一样随涂乱抹，甚至变成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作品含金量的惯性书写。许多诗人写诗，根本没有经过心灵化的过滤，要么是与琐碎的个体生活说明书相类似的分行排列，要么是专注于微小的叙事而看不到真性情真精神，要么是停留于一般性的现实描摹而缺乏对生命认知的深广度等等，这种只有客体的“实”而缺乏主体的“神”，实质上如行尸走肉，让人看不到诗歌的筋骨血，更看不到精气神，自然写不出诗歌应有的意境来，也营造不出具有内在风骨气韵的诗歌生命体。有的甚至不太注重起码的句法逻辑，不再追求文辞的珠圆玉润，以及文体自身的构成性，从而丧失了汉语的诗性品质和气味，让诗性的缺失成了一种病态的“脑瘫”，不仅造成了整体诗歌水平的下降，而且因诗性匮乏而导致诗歌品格和趣味的降低，让汉语的诗性魅力和文化命脉因此而不断流失。更为严重的是丧失了大批欣赏者，使诗歌沦落于主流之外。难怪乎有论者认为，从精神层面看，当代诗歌就是一种与世俗生活的苦乐笑闹般配的说唱之词，最多是对“现世之痛”的无奈的表达，再就是无聊的撒泼，总之没有什么精神性可言。这不等同于诗歌的精神性“自杀”吗？
诗歌的现实性与精神性
不久前网络上热炒余秀华诗歌，并引发了人们对当下“草根诗人”的热切关注和对当下诗歌生态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正好触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当下诗歌的精神性重构刻不容缓。新世纪以来，草根诗人族群之所以渐成声势，成为当代诗坛不容忽视的一种写作现象，并涌现了如杨键、郑小琼、郭金牛、刘年、陈亮、谢湘南、笨水、曹利华等颇有代表性的诗人，这不在于他们因为生活在底层所经受的苦难际遇、无奈和悲伤的泪水，而在于他们在面对生存境遇和直面现实人生中，用诗歌放射出一种带有精神性的光芒和力量来。他们的诗歌更多的是源自于自身生命体验和情感诉求的灵魂书写，并不拘泥于现实，也非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描摹与再现，而是有血性、有灵性、有表情、有姿态的文字呈现。“我像一颗废弃的螺母，被磨损，不再啮咬住∕转动的机台，躲在某个角落打量，沉思∕路灯下的木棉浓郁的阴影，它柔软的枝条”（郑小琼《木棉》）。余秀华，作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农妇，她之所以能在一夜间走红大江南北，引人注目，并构成这年头最为吸人眼球的一个诗歌事件，恰恰在于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诗歌和诗人，而且在无形中成为唤醒我们思考当代诗歌精神性重构的最佳典案。读余秀华诗歌，扑面而来的气息带有某种强烈的心灵冲击力和精神震颤力。她的诗歌，除了以情绪力度、语言活力和思维中的活性因子进入读者的视域，产生一种情感撞击力，最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她作为诗人的真性情真精神。《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爱你》《我养的狗，叫小巫》等诗作莫不如此。它们都是来自于灵魂的咏叹，是用心灵去感应世界去呼应世道人心抒发的心声，是用灵魂去书写着灵魂，从而展示出自己的生命姿态。她笔下状写的《桅子花开》，居然是“白成一场浩劫，芬芳成一种灾难”，在无话可说时，却洋溢出富有意味的声音：“白，不是一种色彩。而是一种姿态。”因而，“每一年，如期而至的突兀：存在即为表达∕反正是背负慢慢凋残的孤独：耀眼的孤独∕义无反顾的孤独”。整首诗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上都颇为独特。或许，孤独的生命本没有意义，是向往意义的心在不断激活中为生命为存在注入了意义，于是作为象征物的桅子花被诗人赋予了某种特定的精神气质，并且通过具有内在关联的语词找到了灵魂发声的“出口”。像这样的诗并非是那种抖点小机灵或耍点小花样的文字游戏如“梨花体”、“乌青体”诗歌所能比拟的。窃以为，余秀华等草根诗人们最为可贵的是，他们能从切身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出发，尽力调动语言的诗性智慧去传达个人在当下的声音，有自己的一种精神气息萦绕其中。在一个缺乏诚信的弄虚作假的时代，重新为我们找回了那些久违的、却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切和真诚，并形成为一种精神气场，驱使我们寻找和思考当代诗歌作为一种生命体与人类的精神性建构有何重要的内联，或者说，探寻人类的精神文化建设需要怎样的诗歌。
当然，包括余秀华在内的草根诗人们，作为当代诗歌界一股新的创作潮流和新势力，一切才刚刚开始，需要走的路还很远。当他们生长的优势出现时，自身的局限性往往伴之而来。客观条件的制约、心理定力和知识结构的限制，那些“共感式”的呻吟以及难以超拔个人的悲欢离合，仍旧隐约弥漫在多数草根诗人笔下，对于他们，疼痛、忧思也罢，泪水、欢声也好，哪怕是低泣或嚎叫，都是一份难得的资源。然而值得警醒的是，如何摆脱现实性的羁绊，进入更具精神性的诗意开拓，让诗歌写作以充满探险的艺术追求，自觉地经由心灵的过滤、变形和凝聚，穿透生活斑驳陆离的表层帐幔，在审视自我与世界中抵达天地同参宇宙人生的普遍哲学境界，为自身开辟出一条新路，并寻找到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力求达到所处时代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唯其如此，才能经得起历史文化巨浪的淘洗。但不管怎样，余秀华等草根诗人们的文本意义为我们探讨当下诗歌生态所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并证明了当代诗歌的精神性重构刻不容缓，势在所趋。
2015年初春于华侨大学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