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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5-07-01 20:36:02  浏览次数: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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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且为全人类所共享。讨论海外华文诗歌经典化的缘由和必要性,寻找一种带有综合高度和提高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参照系,相信对海外华文诗歌经典的生成和建构可以带来诸多启示性意义。经典诗歌的奥妙,正在于经典诗人比起一般诗人在处理自我与世界、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层面提供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文本。诗人洛夫“二度流放”海外(加拿大)书写的《漂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文本所展示的个人独特气味和带有经典气质的书写,将如同诗歌史上的那些经典诗作,不断流传下去。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来加以考察,事实上海外华文诗歌中具有经典意味的诗人诗作远远不止于此,需要我们不断追踪、发现和寻找。对于生活或旅居在海外的华语诗人,只要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和从容的姿态面对自己进行书写,怀抱着真诚而辽阔的爱,就能看到华文诗歌的美丽前景和未来希望。

[ 关键词 ]海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参照系;可能性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海水漫溢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浪花般腾跃的骨肉情,就有用母语汉字铺展的字根词花。近百年来,伴随华侨华人流散遍布海外的足迹,华文文学在异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遇、碰撞、交融而开出的文学奇葩,构成为亮丽的跨文化风景。从早期的林语堂、张爱玲、郁达夫,到后来的余光中、白先勇、洛夫,再到北岛、杨炼、严力、严歌苓、张翎、虹影、哈金等,一批又一批华文诗人作家在异国他乡坚持用汉语写作,将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地加以传播。随着“华文潮”的涌动和“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而今海外华文文学正逐渐形成一个互联互通走向融合的新格局。当然客观地说,提高华文文学的含金量,守护汉字的文化江山,驱动当代华文文学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地,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从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依然任重道远。

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小说创作成就毋庸赘言,事实上在海外也拥有数量颇多的诗歌创作者。他们的诗歌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并且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一个读者,常常会在某个时刻被他们的某篇(首)作品打动。以一个流散诗人群体的形式亮相并出发,意味着海外华文诗歌写作有着良好的基础和创作实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形成了具有经典气质的代表性作品,让我们倾听到来自异质空间发出的另一种诗意的声音。同时,引发我们有必要对海外流散诗人是否开启汉语诗歌作品经典化,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一、讨论海外华文诗歌经典化的缘由和必要性

之所以有必要谈论华文诗歌经典化问题,在我看来,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不断地围绕着文学经典展开了各种论争的文化语境下,而这必然要牵涉到整个华文文学世界。认真说来,这是受到西方社会各种有关“经典”的话语影响而展开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生活资源丰盛的“消费时代”,并呈现出“后文学时代”文学生活的特征,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开始遭到被《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non,1994)一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讥讽为“怨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一些研究团体的批评。布鲁姆“唯一的目标”就是“保持诗歌尽可能的完整和纯粹”。在他看来,经典的构成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或政治化,以牺牲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作家为代价,高估了“死去的白人男性作家”,必须对文学经典展开反思,对那些被视为经典的文本进行重估,并对经典概念本身进行再思考。“这样的重估和再发现迫使我们面对事关文学价值与文学评价的一系列复杂而困难的问题”。[1]

由此可见,“文学经典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学生活由经典文学时代进入“后文学时代”的历史产物,因为文学的剧烈变动必然要反映到文学研究中。譬如,文学经典进入各级教科书的问题,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评价问题,通俗文学与畅销书能否成为文学经典的问题,大众审美趣味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文学经典被戏说及“大话”或被改编成影视剧问题等等,皆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并展开激烈的论争。“文学经典”仿佛被放置于命运的风口浪尖,也成了一个时髦的流行语。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使得关心文学经典的人越来越焦虑。中国文学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话语场异常活跃而混乱,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各种观点不一而足。“挑战经典”与“捍卫经典”的话语像点燃了一把导火索,引发了不同立场的学者广泛参与进来。于是,或围绕着经典的概念之争与事件之争而展开;或有意识地展开有关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华文文学研究界同样无法回避,或多或少地卷入这场“漩涡”之中。

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两者之间,除了有某些文学共相和作为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外,由于华族文化向外位移和流散于域外之后的创造性转换和重建,在文学形态和审美书写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新质。那么,把两者放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尽管都是用同一种语言(文化)构成的“文学共同体”。然而,一旦触及“经典”问题,同样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况且现在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或许,从学术研究视野来看,学术界在关注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同时,尤为关注经典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功能问题,甚至倾向于探讨“这个时代到底有无经典、是否需要经典,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被确立为经典,即文学的经典化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具有合法性”。[2]但站在文学(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说,观察和探讨当代文学新经典生成的可能性,无疑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更有利于文学的未来走向,更有利于文学创作朝着经典的高度看齐,甚至有助于解决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并带来诸多启示。一者可以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靠的精神资源和方向路标;二者可以为当代诗人作家的创作树立一种理想或标杆;三者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基本的评价尺度和经典依据。因为,经典文学终究是有一定客观性的,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规律性的研究和总结。

基于以上分析和思考,作为旅居海外的华语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笔者数年前曾以《全球化时代海外华文文学如何经典化》为题,围绕着走向经典与海外华文书写,阐发自己的一孔之见,探析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代华文文学何为?应给世界提供或留下什么样的精神宝藏?又应怎样在海外重铸现代汉语写作的辉煌?一句话,如何审视和考察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经典建构?这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因为无论是全球化或民族化,都无法单纯而径直地引领华文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已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且为全人类所共享。因而,针对华文文学经典化的话题,笔者在这里提出另一个问题——海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何以可能?  

二、总结中外诗歌经典的特性作为一种参照系

我们知道,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举凡被捧为“经典”者,都是指有别于一般性的著作,是著作中具有最高水平和最高层次的,即最优秀的那部分。打开《现代汉语词典》,“经典”有三种解释: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权威性的。中外有关经典的定义和论述则不胜枚举。走进古今中外历史文化长廊,我们发现,文学经典有其自身的独特品格,它应是每一位作者自身思想与生命体验凝聚的结晶体,其中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构成。而高度的个性化则是作为文学经典的首要价值和特点。歌德有句“经典性”的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说不尽”也许可以理解为高度个性化。在本·琼生看来,莎士比亚创作了“纪念碑”(monuments)式的作品,于是断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3]西方经典往往是以莎士比亚和但丁为中心的。究其原因与经典的形成及确立机制有关。人们常常试图确立文学经典的普遍标准,如人性的标准、审美的标准、独创性、超越性之类的,但最具有说服力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唯有通过时间的筛选和考验的文学作品,才有资格成为经典。用布鲁姆的话来说,除了色情作品之外,“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4]可见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永恒生命力,存在于历代读者的不断重读、重释和重新发现之中。中国学者谢冕在其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中,认为“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尽管如今‘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所入选的这些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应该被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5]另一位主编钱理群则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对新文学的历史总结,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6]还有,众所周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不能完全概括百年来所有世界级的文学成就,但其所尊崇的理想精神被公认为具有权威性,它所评选出来的作品,大多的确是举世瞩目的经典文学。

据此,如果我们从那部“最为顽固也最有争议的挑战”并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正统的著作”[7]——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所列举的诗人和经典诗作,从北大版由当代两位权威学者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所选的诗人及其诗歌特征,并从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诗人及其特征等综合起来进行观察和总结,庶几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是“灵魂的艺术”(鲁迅语),是深刻的典范,是诗歌的标尺,是人类的财富,有着人类共通的一些密码排列组合,甚至可能成为后世传承理想探寻未来的精神依据。即使还要经历文化与历史(时间)的检视和考验,但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还在影响当下的文化生活,却是不可否定的。那么,从中寻找一种带有综合高度和提高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参照系,相信对海外华文诗歌经典的生成和建构可以带来诸多启示性意义。经过一番分析和归纳,大致可以发现中外这些经典诗作具有几大方面的共同特性:

其一,原创性。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典,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共性,即具有原创性。经典诗人作家,大多创造了一种无可比拟或仿效的文本形式。每一种新的文本诞生,都源自于诗人对生活、对现实世界、对人类存在处境的重新发现和解读,并非是简单的形式更新。屈原的骚体、李白的浪漫诗风、王维的禅诗……,但丁的《神曲》、艾略特的《荒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西方现代诗中的象征派、意象派、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及其代表性诗人……皆创造出一种纯粹摹写内在精神生活的表现模式或创作流派。这些带有创造性的东西,并非是流于无聊的吟叹和游戏造作,而是诗人们对生活的独特发现。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文本或流派的产生,常常会营造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甚至是新的文学运动。

其二,思想性。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应该是创造的,而思想则是其灵魂。一句话,真正的诗人首先是一位富有穿透力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思想是一种内在视觉,哲学充满思辨的色彩。如是,才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才能发出独远清音,卓然自成风貌。在轴心时代,人类最早的杰出经典,其文本形式往往既是哲学又是文学。而《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的诗作,大多呈现出汉语的诗性智慧和文字精神,充满着气韵生动、盎然优美的生命风采和思想高度。诚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1949年在获奖演说中所言:一个诗人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8]所有这些,无不凭借诗人感觉的敏锐和哲思的力度。经典诗人本身就是诗与思的统一、情感与智慧的谐合,且多为探索时代命运的思想者。

其三,个性化。诗是一种个性的创造与个性的存在。真正的个性化要求作品既要发出个人性的声音,又表现在意象的独特性和语言风格上。如果说,诗歌是最语言的艺术,那么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话语风格,显得至为关键。好的诗歌与好小说好散文等体裁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体语言或言说方式,即具有鲜明的文体(style)特征。优秀的诗人作家在文体上都是十分自觉的。鲁迅生前就相当重视文体意识,有“卓越的文体家”之誉。文体意识和语言特色是一个诗人的重要品格。伟大的诗人都有自己的声音,经典的诗篇永远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独唱。帕斯的深沉激越,叶芝的神秘含蓄,艾略特的奇警深邃,泰戈尔的超凡入圣,米沃什的刚毅娴熟……可见诗歌创作的关键,在于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气味和独特个性,写出诗歌的新品格来,让人一眼便能清晰地辨认出这是出自某某诗人之手笔。经典诗人大多如此。

其四,人类性。举凡经典诗歌都应拥有一种跨越民族超越时空的普世情怀,或称人类性。诺贝尔文学奖大都体现了一种“人类性”、“理想性”和世界性视野。如果说诗歌就是诗人发声的艺术方式,也是诗人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智慧形式;那么好的诗歌应该是最个人的声音、最独特的声音、最意外的声音。最个人的声音意味着最人性的、也是最人类的声音,那是来自灵魂底部的声音,最能体现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无论种族、地域和文化如何不同,但人们的基本渴求、愿望、认知、审美是相通的。经典诗歌一定是涵盖和呈现了人类情感的张力,或内置于人类心灵的秘网,真实地展示了对人类命运和人的意义的形而上追索。这些皆源自于诗人对世道人心的敏锐感悟和洞明练达。

其五,超我性。这里指的是诗歌应具有超我的精神启示。一首伟大的诗篇,令人读后犹如走进一座神圣的殿堂,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我们读屈原的《离骚》,读曹操的《观沧海》,读李杜的名篇,读苏轼的《大江东去》,读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读雪莱、雨果、波德莱尔,读艾略特、惠特曼、金斯堡,读东方的泰戈尔、纪伯伦、鲁迅、艾青……都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感染,领略到这种超我精神带来的启迪。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而超我恰恰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那是解放自我和制约本我的真正力量。

其六,价值性。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自己的审美情趣、自己的价值取向。或对人类命运抱有终极关怀,或对人类当下存在价值进行追问、质疑、批判乃至回答。中外古今举凡经典诗人作家大抵如此。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首对存在进行反向追问、批判且富有良知而凝成的经典名篇。因为诗人本身具有哲学(思想)家的深度,同时善于用敏锐的眼光与深刻的文字力量直入人类生存的处境。这是只会用一般性语言,又无法触及人类存在的悲剧性命运的诗人所难以企及的一种向度。

其七,人性化。中外诗歌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作家都是凭借其作品的意蕴深刻不朽流传于世,而深切地表达出尊重人性的美好愿望,展示出富有人性意味的新探索与新发掘,则是其要旨之一。曾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但丁,以一部经典性的《神曲》表明他是率先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开创性诗人。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而且是“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本·琼生语),是因为他的每一部诗剧堪称是对人性进行深刻挖掘的“经典”,那些精彩的诗句无不浸透着诗人对人性的深度把握与独特发现。

此外,诗人自身的智慧涵养、充满博爱与人格魅力的铸造同样必不可少。可见诗歌经典也好,文学经典也罢,其高度乃是诗人作家以艺术的世界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对于存在、生命、世界的多重理解,同时为读者诠释生活提供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或别具意义的视角。诗歌的独特气味,完全取决于诗人如何在诗性和思性层面是否格外地动情和理解世界;经典诗歌的奥妙,正在于经典诗人比起一般诗人在处理自我与世界、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层面提供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文本,且有可能成为爱默生所说的——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大意)。  

三、审阅检视海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当然,以上这些从中外经典诗歌归纳总结出来的共同特质,并非教条式或机械式的真理,也非表明每首经典诗歌都得涵括这几大要素。依笔者浅见,只要达到一半即不少于其中的四个要素,应该说基本上可以闻到“经典”的味道。假如这样分析果真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我们不妨将它作为评判经典诗歌的价值尺度,并以此来审阅检视海外华文诗歌生成经典的可能性。那么,回望海外华文诗歌近百年的历程,有多少作品能成为时代乃至永恒的经典?这些经典作品究竟具备了何种特质?当下华文诗人的写作又该如何自觉寻求经典化的可能?这里以华文诗歌世界的重量级诗人洛夫及其代表作为例加以观照。作为当代华语诗坛上一个醒目的诗歌符号,洛夫诗歌潜藏着丰富的诗学信息。从其人其诗中,不仅可以找寻到华文新诗发展的轨迹,发现汉语诗性的语言品质,而且可以通过其代表性诗歌的检视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来探讨华文诗歌经典化的问题。洛夫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诸如《金龙禅寺》《边界望乡》《烟之外》等抒情诗,但最有份量且具有经典气质的,除了早年的力作《石室之死亡》外,当数诗人“二度流放”海外(加拿大)书写的《漂木》这首堪称巨制的长诗。对于洛夫而言,它不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将成为现当代汉语新诗史上一个常论常新的话题。

《漂木》是新世纪之后洛夫以三千行的篇幅经营的一部长诗,充分展示了诗人自我放逐和“二度流放”的孤独体验,其中蕴涵着难以言喻的悲剧性沉重话题,即将“个人悲剧意识”与“民族悲剧经验”融合在一块,在跨文化语境中,在历史时空与种族生存中寻找心灵的皈依。同时在多维的时空交错中,呈现出“宇宙境界”。这是一种“天涯美学”,是促成诗人创作的重要因素。全诗无论是结构与意象、叙述策略与抒情姿态,还是诗性直觉与奇诡思维、带有现代口语的精神游走,或者是对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注,对母爱家园的追思与梦幻,对心灵世界的探索,对“神”的在与不在之思,皆内蕴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力量,表征着诗人主体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以恢弘的气势和博大的容量体现了长诗理应具备的规模和格局。叶橹教授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诗人还没有人能够达到洛夫这一诗歌文本的艺术高度。也许有许多优秀诗人创作了令人难忘的诗篇,但在长诗领域,洛夫的这一文本却是至今人们难以企及的。因而其意义几乎是难以估量的。[9]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洛夫及其代表性诗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譬如,其诗歌的思想性与自由灵魂以及在中西诗歌交汇中点亮汉语的诗性智慧;其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超越时空对人类基本问题呈现的价值性;其深入日常生活与激活现代口语的富有个性化的写作风格;有关新诗形式的探索与长诗体艺术格局处理的创造性,特别是洛夫诗歌文本所展示的个人独特气味和带有经典气质的书写。只要我们深入其诗歌艺术世界,就能发现和开掘出其中那些具有“经典”意味的要素。

倘若说,洛夫及其代表作、尤其是长诗《漂木》,将如同诗歌史上的那些经典诗作,不断流传下去,那么,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来加以考察,事实上海外华文诗歌中具有经典意味的诗人诗作远远不止于此,需要我们不断追踪、发现和寻找。比如旅居北美的华文诗人纪弦、彭邦桢、叶维廉、郑愁予、杨牧、非马,新移民诗人中的严力、张枣等,对“现代诗”都有成功的艺术实践。杨牧诗歌的自由创造与自身建构,超我精神与个性化特色;郑愁予诗歌的现代性追求与终极性关怀,人性化呈现与个人化言说;非马诗歌体现的人道思想和批判意识,审美价值性与创新性书写。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中多少闻到某种“经典”味道。

比如,非马的两首同名为《鸟笼》的短诗,意象凝练、简约而富有张力,诗句精短却灵气氤氲,见微知著,意味丰饶,堪称经典之作。又如东南亚华文诗人云鹤、吴岸、陈大为等笔下具有的独特性、共通性和闪烁着艺术魅力的诗性书写,同样不乏精品。云鹤早年的《野生植物》一诗最为人所称道。此诗以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和修辞学上的顶针辞格,巧妙捕捉和营造出“野生植物”这一意象,借以诉说无数海外华侨华人所特有的那种浪迹天涯、无所依归的漂泊感和命运际遇,既十分贴切形象,又具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可谓海外华文诗歌的精品佳构。严格地说,像这样带有某种经典味道的海外华文诗歌并不多见。更多的诗人,可能在默默地前行的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当然,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诗人(作品)拥有和具备的条件是不尽相同的。不可否认的是,一个诗人只要勇于追随经典化写作的向往,就有可能影响自身的写作,也影响着诗人一生的文学品位。

纵观海外华文诗坛,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整体态势虽不能令人乐观,但写作上取得长足进展有目共睹,无论在诗的意象营造、思想深度、语言活力,还是诗作者自身的求异求新求变的探索意识。但对照经典诗人以深刻独立的生命体验穿透生活斑驳陆离的表层帐幔,在审视时代中抵达天地同参宇宙人生的普遍哲学境界,从而律动出掷地有声犹如暮鼓沉钟的杰作。我们看到,那些“共感式的呻吟”、失去思想的分行文字、难以超拔个人的悲欢离合,仍旧泛滥于多数华语诗人笔下。或停留于惯性思维的写作,或找不到写作的方向感,或在固守中原地踏步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艺术探险者。只有向经典看齐,向经典诗歌的高度攀援,书写出独具艺术魅力的力作,才能卓然超群而经得起历史文化巨浪的淘洗。风格即人格,诗人唯有先做了历史的良心和时代的证人,驱遣的文字才有可能聚合成历史的生动回声和时代的精神证词。

诚然,诗歌经典的确立与诗歌传统的形成,除了必经时间的淘洗,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后出的成果大多是立足前沿、领先于以前的;文学创作领域,后出的优秀诗人作家作品则未必能超越前人的成就,也不会降低前代诗人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人们不会因为艾略特而忘了莎士比亚,不会因为有了庞德而忘记惠特曼,也不会因为记住了李白而忘记了屈原,不会因为喜欢北岛而忘了艾青……从经典诗人的生平和经典诗歌杰作中,可以看出,那些神采飞扬、熠熠生辉的传世华章,皆是诗人的思想、心智和艺术涵养以及长期探索等因素的交相融合所铸就的,决非是“一夜之间,名满天下”的轻而易举。那种以炫技甚至刻意造奇的书写,或无内容的形式变换,故作惊人之语的招式,皆是不足取的,也暴露了思想见识的肤浅,生命内涵的贫乏和文化功力的疲软。从经典诗人那里,不难发现,他们始终坚定走自己的路,从不拘束于任何现行的技法和套路,而是充满探险精神,或在寻找中发现,在探索中蜕变;或开辟另一条道路,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更重要的是,经典诗人笔下的文字,都是有声音、有颜色、有气息、有味道、有表情、有姿态的,甚至可以站起来、动起来、舞起来,让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活色生香的声响、色彩和意境,领悟到它们的深邃、博大和风华。

需要表明的是,以上经过分析而提供的参照系,并非是诗歌唯一的标度。何况,经典有“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10]之分。我们在向经典大师看齐和致敬时,完全可以拿出勇气大胆挑战。当然经典诗人们深邃执著的思索,敏锐丰富的感悟,广博远大的生活视界,直入底蕴的认识深度,多种语言文化涵养等等,都是值得当代华语诗人们学习和借鉴的。而这,旨在于热切期待在我们当中,在华文诗歌界,创造出经典性诗作,诞生出经典性诗人。假如海外华文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正在发生,那么身处其中的诗人该如何警醒自己的写作,磨砺出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与上世纪相似,21世纪所面临的仍然是人的问题。因此,唯有写好人的存在状态和呈现其内心的精神依据,充分展示出一个诗人作家所独有的艺术个性,而这显然是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华文文学研究者来说,如能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源、文体结构、思想内涵、审美方式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让文本研究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之外的相关文献,对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异做出更为清醒的“当代性”分析,并让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又把握了创新与重构,那么,华文文学文本中所潜在的当代性价值便能清晰地得以呈现出来。[11]华文诗人作家们若能展示自己的优势,抓住母语不放,以一种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来审视、思考和把握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文学的未来,并以此为出发点,为了写作经典作品而进行自我修炼,坚守自己的精神姿态,凭借自己的跨文化视野、丰富阅历、文化积淀,凭借出色的想象力,自信而从容地面对艺术与人生,创作出具有独立性、独特性、独创性并蕴藏着深邃人性意味的母语诗性文本,达到所处的时代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为世界文学的未来“准备经典”就指日可待了。[12]  

四、并非尾声的结语:“焦虑”中生发的感想或期望

至此,话还得说回来,经典所昭示的标杆和高度,的确给人一种难以企及和攀援的“难度”。这对当代诗人作家往往造成某种压抑乃至对经典的反抗,并构成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这意味着如同歌德和海明威所觉悟到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诗人作家,都不是与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因为稀罕和极少数才能胜出,说明经典的含金量和品质是无与伦比的,令人有望尘莫及之感,这种“焦虑”可能会给创作者甚至研究者生成某种扭曲变态的所谓独创行为,或者产生一种无望或绝望。其实,人们面对经典的高度,大可不必望而生叹,自动退却。尽管我们大多数写作者,终其一生的努力也无法企及,但我们至少可以远远地眺望,在领略其风采的同时,让其温暖的光辉映射我们的心灵。况且,从文学生态场域来看,既然进入不朽的传世之作是凤毛麟角的,但正如百年老林中的参天大树之所以能长成,离不开相应的生态环境,譬如土壤、气候、水分、肥料等,而这些又都与小草、灌木等形成的植被条件紧密相关。诗歌(文学)创作也有一个创作生态问题,没有大批的诗歌作者形成的诗歌写作生态,诗人与大诗人,非经典与经典是难以形成和区别的。

对于生活或旅居在海外的华语诗人,唯有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和从容的姿态面对自己进行书写,并把诗歌写作当成是自我生命的一种自然延伸和提升,或当成是自己生命和情感留下的足迹,其中所蕴含的鲜活的生命形态,充满着朴素而本真的生机和活力,就有可能在一个偶然的时空里,拔动另一些具有共同经历或感受的人的心弦。笔者常常从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无名诗人的诗歌文本里和某些精彩动人的诗句中,获得一份感动,哪怕是短暂的,也会生发万端感慨以至禁不住为之撰文喝彩。同样的,我也常常陶醉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我深知在这样的时代,凭那么一点小才气成就自己,终究难以登峰造极。既成不了一二流诗人,恐怕连三四流也达不到,但我总算能用自己的笔抒写心中之块垒,挥洒一番文采风流。这“风流”也算一种流吧,起码的自己曾经流露过、追求过、寻找过,那些星星点点的印迹,可以成为自身历史的一份见证,成为自我心灵的一份档案,足以自得其乐,慰藉心怀。也许,诗歌的本分就在这里,它为我们理想中诗意地安居提供了一个接近真理的栖身之所。这就是诗歌的妙处,诗歌的力量,诗歌的无用之大用。何况伟大的写作是在努力征服自己的同时征服读者的,其作品往往可能生不逢时。因此,追求经典的诗歌(文学)就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的煎熬。在过于浮躁且生活日趋多元化的时代,相信总会有真理的传播者来救赎我们的灵魂,总会有诗意的不朽光辉照耀我们的头顶,总会有经典的好作品震撼我们的心灵,只要怀抱着真诚而辽阔的爱,我们就能看到以汉语书写的华文诗歌的美丽前景和未来希望。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

 

参考文献:

[1][7](英)安德鲁·本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8页。

[2]刘乃季等:《“文学经典问题”的发生学探源》,《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3][12]参见庄伟杰:《走向经典与海外华文书写》,《中外论坛》(美国)2013年第2期。

[4](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5][6]谢冕、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第4-5页。

[8]转自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文苑:经典美文》2012年第12期。

[9]参见叶橹:《漂木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7-158页。

[10](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1] 参见庄伟杰:《华文文学史学与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暨南学报》2011年第5期。

(原载中文核心期刊《暨南学报》 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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