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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蕭虹《世說新語整體研究》--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15-09-05 18:51:47  浏览次数: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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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虹的《世說新語整體研究》,是她在悉尼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所寫的學位論文,曾在臺灣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個別章節,後因教務繁忙,就擱置起來,直到退休之後,有了較多的空閒時間,這才重新拿出來整理修訂。我很欣賞她這種從容的治學態度。經過長期積累和思考而寫出來的論著,總要比急就章強。

這篇博士論文寫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時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起步的日子,各種思潮,紛至遝來,各種理論,一起湧入。甚至還有將自然科學理論直接移植到人文科學中來的,有所謂前三論: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和後三論:協同論、突變論、耗散結構論。而原來常用的一些方法,如社會歷史批評,則認為已經過時,更何況考證的方法呢!但是曾幾何時,許多新理論又紛紛退場,特別是那些還沒有轉化為人文科學的自然科學理論。文藝批評和學術評論,一度出現了失語狀態。

澳大利亞一直是個開放社會,除了海關檢查特嚴,以防帶進異地動植物,破壞本地的生態平衡之外,在文化思想上,則一向是來者不拒,擇善而從,兼收並蓄,形成一種多元文化格局。因此,只要合理的,就能夠存在,無論新舊;不適應現實要求的,就會自然淘汰。正因為這個社會新舊對立並不明顯,思想矛盾並不尖銳,因此,新思想不必非要打倒舊思想,才能為自己開闢道路,新方法也不必非要排斥舊方法,才能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在文藝批評和學術研究上,各種方法並存,也是很自然的了。

蕭虹的《世說新語整體研究》用的主要就是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其中還有許多考證,如作者問題、作品原據及編撰方法問題。考據學本是中國傳統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古代的學術研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後曾因其逐漸走向繁瑣,而遭到批判和揚棄。言不及義的解經式繁瑣考證,當然是不可取的,但如連基本事實都沒有考證清楚,就大發其議論來,也難免要影響到結論的準確性。看近今一些著作,將傳聞當作事實,以意想來擺佈歷史,就深感考據學的重要性。考證不僅對於年代久遠的古代歷史和古代文學的研究是絕對必要的,就是對於近現代乃至當代歷史和文學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世說新語》在書目中,最初著錄于《隋書·經籍志》:“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後人一直以此為據。到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了疑問:“然《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篡緝舊文,非由自造;《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於眾手,未可知也。”這里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編撰方法,可能乃篡緝舊文而成,並非原創;二是作者的歸屬,大概是成於眾手,而非義慶個人所為。魯迅的推論是有道理的,但是並沒有證實,所以只是說“未可知也”。蕭虹正是從魯迅的假設出發,用大量的材料加以求證。她不但排列出劉義慶年譜,指明這個活得並不長的政治人物所能從事文學活動的時間,而且分析了他所羅致的四個主要文士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的文風與《世說新語》的異同,於是得出結論云:“總結以上,我們沒法找到證據證明袁、陸、何、鮑四人中任何一人是編輯《世說新語》的主要負責人,但袁淑和何長瑜的背景和興趣似乎與世說比較一致。所以我們應該仍然接受傳統的說法,承認劉義慶為《世說新語》的主編,但另一方面也不抹殺袁淑、何長瑜對《世說新語》的貢獻。”同時,為了驗證魯迅關於該書的編撰方法“乃篡緝舊文,非由自造”的假定是否確然,蕭虹又找出《語林》和《郭子》兩本佚書的殘文散篇,將其與《世說新語》的條文對比,於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世說新語》並非一本原創作品,它由各種來源的材料編撰而成。”雖然蕭虹所做的只是魯迅假設的驗證工作,但驗證和假設畢竟不同,它是建築在大量材料的基礎之上的。

不過,本篇論文的主旨不在闡揚考據學,辯明事實只是立論的基礎。作者所看重的,是《世說新語》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和這本書的歷史價值。

《世說新語》常被文人雅士們看做一本閒適之書,因為這里面寫了許多飲酒、清談的雅事,人物性格也很任誕、放縱,而又很有雅量,給人一種飄逸的印象。但細讀之下,便會發覺在飄逸的外表之下,卻隱藏着巨大的痛苦和尖銳的鬥爭,讀了並不輕鬆。嵇康和阮籍的故事,就是突出的例子。《世說》記鐘會去看嵇康,嵇康在樹下自顧打鐵,毫不理睬,鐘會自覺無趣而去,臨走時嵇康才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云(雲):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一問答,十分機智、有趣,足資談助。但實際上,卻是政治鬥爭的一個回合。蓋因嵇康是曹家的女婿,而鐘會是司馬昭的親信,司馬昭篡魏之心,路人皆知,鬥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在嚴重的政治鬥爭面前,文人集團必然會出現分化。與嵇康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就到司馬陣營做官去了,他想引薦嵇康一同去做司馬黨,但被拒絕。嵇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與他絕交。這樣分明的對立派立場,再加上鐘會的小報告,殺頭之禍自然難免。朋友呂安的牽連,只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世說》記嵇康臨刑時的態度云:“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事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尋亦悔焉。”此時嵇康不顧惜生命,不顧念後事,卻只可惜一支琴曲的失傳,很為人們所稱道,《世說》也把這一條歸在“雅量”一類中。其實是,嵇康早就看出了這個必然的結果,所以態度如此的從容,而太學生的上書,也許正是促使他速死的原因。正如蕭虹所說:“嵇康真正的罪案是不和司馬一黨合汙污,不為其所用。太學生對他的讚譽說明了他對國中青年文士的影響,對其政敵來說,正是他政治上危險之處。”阮籍好酒,不顧禮俗。他在母喪期間飲酒食肉,鄰家有美婦當壚賣酒,他常醉臥其旁,聽說步兵廚藏有美酒,他就求為步兵廚校尉,真是瀟灑得很。但當我們看到阮籍醉酒數日,使得司馬氏無法提親的事,就感到醉酒其實是一種躲避,內心是很痛苦的。所以蕭虹說:“依阮籍的名望,及他與司馬昭的良好交情,向後者謀得任何官職應該易如反掌,但据《世說新語》中的記載,他只是向司馬昭索要了‘步兵校尉’的職位,而原因是知其‘廚中有貯酒數百斛’(見任誕第二十三)。這也許是阮籍巧妙的求生策略,同時又不違背自己節操。若是決然拒絕正式任命,可能落得嵇康那種下場。而選擇这個不起眼職位,既可以保存身家性命,又可不為司馬氏效大力,Holzman稱之為‘隱於朝’。”

文人們在政治高壓下求生存,是很痛苦的,瀟灑、飄逸只是某種表現形式而已。所以嚴肅的學者,總是要去探尋魏晉風度形成的社會歷史原因。這就用得着社會歷史批評。蕭虹在“《世說新語》反映的社會風尚”這一章里,細緻地分析了魏晉時期玄學思想和清談之風興起的原因以及當時社會風尚的各種表現,把問題說得很清楚。其中有些道理,包含着歷史的教訓,很值得注意。如說:“漢室傾覆,賴以立國的儒學亦遭到懷疑。此外,自昔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三百餘年中,除習儒外,不曾有過其他學說的講授和研習。西漢時期,學界竭全力恢復被秦朝全面徹底毀損的經典,逐字逐句作冗長而繁瑣的詮釋。迨至東漢時期,循原有思路進行已至山窮水盡地步,須另闢蹊徑,於是將注意力轉為尋求文字背後隱含的意義,結果是釋義逐漸偏離原文,越來越多地表達自己的見解。這樣導致了‘談辯’風的興起。例如,王弼注《易經》,不重字句解釋,專注於圖像的玄學意義。其著作催發了研究周易和黃老之說的熱潮,促進了‘清談’活動的產生。同時,哲學探討的命題,逐步由四書五經,轉為老莊一類道家經典。”“與學術領域上轉變的同時,是司馬氏在政壇上的興起。司馬氏表面上忠於曹魏王朝,卻一直在構築自己的權力基礎。由於朝野都有忠於舊王朝的人,這些人沒有政治和軍事手段,無法借此表達不同政見,於是採取學術分歧這種較為韜晦的形式。司馬氏世代習儒,祖上有不少知名儒士,故捍衛儒家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另一方面,異見份子卻對這些價值觀和規範破壞無遺,他們提倡沖決名教儀軌的束縛,對世俗的財富、名譽和高官厚祿,一概視若糞土。”可見,魏晉玄學和清談的出現,實在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反作用,也是司馬氏政治高壓的結果。這里提供了一個歷史的經驗:“獨尊”和“高壓”,總是要走向反面的,而且會出現無可控制的局面。

《世說新語》是一本名人逸事言談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有豐富的歷史內容,又有很強的文學性,為後人提供了多種研究角度。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將它列為專章,顯然是着重于它的文學性,而蕭虹則更多地從史學的角度去研究,這也很有必要。《世說新語》並非嚴格的歷史著作,因此,史料的排列不是根據歷史線索,而是以人物的行為和言談的性質來分類,但里面有很多條目為《晉書》和《南史》所採用,可見它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在“《世說新語》的歷史價值”一章中,作者從幾個重點角度對本書的歷史關聯作了整體介紹,寫出了它所反映的歷史內容,別具隻眼。由於作者把《世說新語》放在歷史背景中來考察,也就看出了其中對有些歷史人物描寫的片面性,這是《世說新語》的一個重要缺點,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比如在說到王衍時,蕭虹指出:“《世說新語》對待王衍,說輕些是誤導讀者。只講他的前半生,是士人活動的核心人物,國中主持‘清談’的權威;到西晉瀕臨危亡,最後時刻他是什麼角色,《世說新語》一片空白。他是否如《晉書》其本傳所言,真要負誤國之責?他被囚後是否想把自己在晉廷的領導作用降低,以減少誤國的責難、保全自己?還有,他有無真正對石勒勸進、要他去登皇位?《世說新語》對此毫不觸及。王衍傳中說他對自己有一番評價,自承如果未在空談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上浪費時間,事情的結果可能就會不一樣的。王衍蔑視俗務、恥于言錢(規箴第十)、王澄不顧官場儀態(簡傲第二十四),一起顯示出西晉末年國家柱石們的種種怪態。當然,任何人不可能知曉事實真相,但筆者的印象是:編撰者有意回避王衍生平這一面,或許他們本是王的崇拜者,對可能加於其身的抨擊筆下留情。”

《世說新語》是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所以影響研究必不可少。但過去的影響研究大抵着眼於世說體的摹仿和流變,而蕭虹則擴大了研究範圍,除了文體影響之外,還涉及故事內容對後世小說戲曲的影響,在語言上對後世用語的影響;除了本國影響之外,還搜羅了許多在中國以外產生影響的材料。就評論方法而言,影響研究,已屬於比較方法的範圍了,而其中將《世說新語》與古希臘作家忒俄費拉圖的著作列表相比,則屬於比較方法中的平衡比較。可見蕭虹並不固守一種研究方法,她只是根據需要而任意選用罷了。

在影響研究中,我以為特別可注意的是“樹立東方美學觀”這一節。魏晉時期是美學觀念大轉變的時期,這在《世說新語》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美學觀可以表現在藝術領域,也可以表現於人的精神面貌。在藝術領域,顧愷之提出輕形重神的畫論,可以說是當時一個代表性的意見,對後世影響甚巨。而魏晉美學觀,更多的則表現在人的精神面貌上。作者在本書中列出了如下幾條:“崇尚樸素自然”、“崇尚高遠,留下空白”、“沉厚的非功利思想”、“開放的人生,政治和世界觀”、“至性至情的人和藝術”。這些審美觀顯然與儒家所提倡的興、觀、群、怨和“思無邪”的功利性的詩教是對立的,它承襲了老莊思想而發揚光大,深刻地反映出時代風貌,也建立了中國的藝術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

蕭虹的著作,的確如其書名所說,是《世說新語》的整體研究,涉及了各個方面,材料詳實,論述平實,但思路開闊,能啟人思考。

(蕭虹《世說新語整體研究》一書,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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