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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 ——也谈“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衰落和嬗变”(六)
作者:何与怀  发布日期:2015-09-27 21:53:29  浏览次数: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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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嬗变:当年澳华留学生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

思考沉淀和艺术磨练,其作品更讲究技巧手法,文学性更高  

进入新世纪后,当年澳华留学生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思考沉淀和艺术磨练,其作品更讲究技巧手法,文学性更高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华留学生文学难望项背的。  

夏 儿

悉尼女作家夏儿(曾夏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九十年代她曾在悉尼《东华时报》发表过长篇散文《寻找毕加索》,一时令人瞩目,但那时她毕竟很少写作,一般定位为一名画家。迟至2008年3月,她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鹤兰》。这部作品描写善良多情的华裔女画家晓曼与三个男人复杂的感情经历,及与女友逾叶之间疯狂而又难以割舍的友谊。这是一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澳洲谋求发展的艺术家群体。他们经历孤独,失败,悲哀,但都认真思考人生,勇于探索,不放弃,不停歇,忠实于崇高的艺术精神。“望鹤兰”,或者最初书名用的“天堂鸟”,是一个寓意——给梦想找个家。此家何在?那就是不停地努力追求美好的创造和创新的过程中。

《望鹤兰》字里行间所透出的真实,非常强烈。它并非一部自传性作品,悉尼圈子里的文友,也许可以发现,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多来自生活周边的熟人,特别是作者本人,但这一切,都高度文学化了。这是文学的真实。

此书获得南溟出版基金赞助。笔者作为基金的一个评审,一开始就非常肯定这部作品,在她修改期间,一再建议改得更散文化些,更诗意,更空灵。这更适合她的性格气质。的确,文如其人。夏儿这个人,就像她在《望鹤兰》“前言”中所说,“我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始终在世间寻找精神上和具体的家园的自相矛盾的人。”“在纯净而旷漠的异乡土地上,在闪烁着南太平洋星晨的夜空下,我那满载着乡愁的心,成了我笔下的一切。”(夏儿:《望鹤兰》“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3月,1页。)夏儿在生活上迷迷糊糊,但在艺术真谛的追求上,她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悟力、理解力、剖析力。这成就了本书——情感细腻,故事动人,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

夏儿多年来引而不发,一发惊人,以致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也是澳华文坛一员的郜元宝教授赞叹地说,《望鹤兰》的出版是个转折点,套用周扬四十年代评赵树理的话,夏儿也是一位“成名之前就已经成熟的作家”。他指出,《望鹤兰》所触及的精神元素,尽管表现方式有地域和文化属性,本质上却是超地域超文化的。夏儿属于这样一种作家类型:其所努力的乃是打破固有文化的封闭,在人类普遍价值上寻求与其他文化汇通,尽管本人并不一定了解其他文化,甚至也并不一定了解所从由出的固有文化。她的小说不是自觉的文化审视,而是不自觉的文化疏离和文化叛逆,这很值得研究者注意。(郜元宝,《不只是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在艺术技巧方面,郜元宝说,夏儿的特点是杜甫所谓“放笔直干”,于无技巧中见技巧,仿佛铁笔空中一挥,凡所触着皆成鲜活意象。她的文字精准有力。郜元宝很纳闷夏儿平日所思所学如何有此造就,只好“偷懒地承认这是一种天才”(郜元宝,同上)。澳华文坛另一位评论家圣童博士在2008年3月甚至说,《望鹤兰》这部充满思想充满诗意具有哲学架构的有格调的文学的作品,是“至今为止澳洲全部汉语文学作品中最优秀”。(圣童,《思想的,哲学的,文学的,诗意的——夏儿长篇小说〈望鹤兰〉批判》,网络。)

夏儿现在正在慢悠悠地修改她早已写就的另一部长篇:《荷兰的沉没》,大家都在期待,很吊胃口,相信又是一部杰作。  

齐家贞

燥辣心直的重庆人齐家贞是另外一种“文如其人”的作家。跟夏儿一样,齐家贞发现不了自己的天才本事;但跟夏儿境况不同的是,有些人相当贬低她的文学天赋,例如齐家贞在2005年6月荣获墨尔本“傅红文学奖”首奖,却被认为是个以后不会再出现的“意外”。不过,从文学技巧上来说,齐家贞的确有个进步的过程。她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口气写下《自由神的眼泪》四十万字,孜孜以求的就是快快把自己和父亲这段冤屈悲惨的故事写出来,一心想着的是绝不能让它淹没消逝,一定要让人们真正知晓。她当时的写作状态,可以想象得到,可以说,其强烈的倾诉激情,很大程度上超过文学技巧的仔细思考。作为她第一部长篇作品,《自由神的眼泪》的剪裁布局的确还有欠缺,有的章节和资料稍嫌零碎,叙述焦点略欠集中。齐家贞写作时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定成功,直到书出版后受到好评,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不是多么兴高采烈)。如评家所说,统而观之,《自由神的眼泪》还是细致,动人,亦不乏深刻之处。后来她写《红狗》进而写《蓝太阳》时,自信心增强了,更有创作经验了,作品的文学性更明显了。如《蓝太阳》。它情节真实生动,文笔洗练,幽默感人,这些都实实在在,可捉可摸,读起来让人心领神会、回味无穷。

作为一个作家,齐家贞虽然缺乏学院式的系统训练,但她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她曾经亲身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遭受大苦大难,一生跌宕起伏,而她的文学创作都带有自传性质,只要沿着自己非常熟识的生活轨迹去探寻,便会出现许多别人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总在自己身上或周边发生,那些沮丧、悲伤、憋屈、兴奋、欢笑、愤怒、离合……只要真实地写下来,可读性就非常高。试想想,她从监狱放出来,身上打下劳改烙印,在街道邻里睽睽众目之下,毫无重获自由的感觉,反而备尝生活的艰辛,以致她甚至宁愿重新回到监狱。那年她三十岁,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得与四个光棍弟弟(最小的弟弟也已二十三岁)挤住在一间小屋里,结成“四个和尚一个小尼姑”之家(母亲辞世,父亲尚系狱)。姐弟五人,一年到头,欲脱衣服睡个爽觉而不可得。此后十六年,齐家贞的生活、工作、情感、婚姻和性,几乎没有一秒钟是舒展、正常的。她写作《红狗》的初衷就是想表达那个年代的不幸生活,当弟弟去世她撰写悼词时,进一步认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是写她、她弟弟、他们那一群人的“非正常活着”,正是这个意思使《红狗》成为“苦难文学”的一个标本。而这个标本更有着一个非常形象而且叫人触目惊心永不遗忘的标志,就是书名所用的两字:“红狗”。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次,一个跑江湖的,当众表演活剥狗皮特技。狗皮被完整剥下,血液从小狗周身针尖似地渗出,逐渐染为一个红肉球。无皮的小狗浑身打颤,泪水串串滚落。这只遭人活生生剥皮的小狗,血肉淋漓地出现在齐家贞的梦里。她蓦然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小狗,受人压榨、凌辱,满身鲜血,痛不欲生,却又无法言说,无力反抗,因为没有死,只得活下去,一个不折不扣“非正常活着”的人。这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自我比喻。

齐家贞就这样一部接一部写出《黑墙》《红狗》《蓝太阳》传奇人生三部曲。在这三部自传性长篇纪实小说中,她显示出头脑里存在一个容量庞大的记忆库。但齐家贞的本事还不在于她惊人的记忆力,更在于她让记忆外化的语言功力。她在写作过程中不经意地就自然流露出她的文字天赋——这又是她很大的写作优势,是在社会底层熏陶出来的,又几乎是天生的。她的语言美在朴实无华,字里行间渗透着她的豁朗和智慧。《红狗》中,出现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材料,如歇后语、谚语、熟语,张口就是,自然天成,诙谐生动,不咬文嚼字,毫不雕琢,却妙语连珠,富有生活趣味,以致有评家特意编出《红狗》中具有地方风格的歇后语、谚语和词语一览表。正因为她具有天生的语言才能和生动描述事物的能力,所以她的作品尽管内容如此沉重,但却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

语言是心灵的镜子。进而论之,就是一个“真”字,集中表现齐家贞作品最高的品性。她写人写事写自己所思所想,都非常坦诚,纯朴,没有任何造作。她可以归为本色作家一类,“我手写我心”,把整个心都掏开呈放在读者面前。读着她的作品,你会感到她的心在跳,她的血在流,甚至能触摸到她的心灵,你会觉得她是那种满含热泪,也要笑出声的人。老乐为《蓝太阳》写序用的题目就是“被阳光穿透的灵魂”。他在文中说,这部书对作者意味着重生,对读者则不亚于救赎。在书中,无论是事件描写还是心态刻画,都是真实,真诚,毫不掩饰,毫不含糊,袒露的是阳光下一颗透明的心。真就是美。谁一旦捧起齐家贞的书,都为她的真所感动,都无法停止去继续了解这位作家和更多她的故事。  

刘熙让

刘熙让的《澳洲黄金梦》是一部曲折动人而又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巨著,内中讲了中澳两个国家、四个华裔家庭、五代人、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变迁。如论者所说,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像散落在两国广袤土地上的一个个光点,要把这些光点集拢成可以让读者有章可循又兴趣盎然的文学作品,无论从结构或者语言上都是对作者很大的考验。可喜的是,刘熙让动笔时已有周密考虑,他迎难而上,充分调动了自己在这之前写作长篇小说的经验以及所磨练出来的功力。于是,他独巨匠心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建筑多层次、多视角的立体交叉式空间结构,使作品布局缜密,脉线的交合跳跃明快而又合理顺畅。在这种结构中,五代人物如天马行空,在时空上独往独来。他们的故事打破直线性情节发展的束缚,从现代追溯到古代,又从古代跳跃到今天,古今交错,中西纵横,妙趣横生。这一百五十年,好像一条历史长河,这一个个难忘的人物形象及其曲折的故事情节,就好像河流中荡起的一圈圈令人回味无穷的涟漪。这部小说也像一辆勇往直前的大卡车,奔驰在一条长达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高速公路上。卡车掠过一道道变幻无穷的风景线,穿行于一座座上天入地的立体交叉桥,从广东农村的低谷蹒跚而来,直奔澳洲大都市高楼大厦的顶峰。刘熙让在书中,也有意使用了一种“立体交叉式”的语言。从广东方言到澳洲俚语,从村妇到知识分子,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个性,既有语言交流不畅所产生的幽默诙谐,也有中西思维下的犀利流畅的语言交锋,从而显现一个个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华裔作家,人们还感受到刘熙让在书中所建筑的这种结构和所运用的这种语言散发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澳洲黄金梦》不辜负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联邦作家文学创作基金的赞助,出版之后即荣获2004度台湾“华文著述奖”小说类第一名。小说正在翻译成英语,也被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澳洲黄金梦》的成就让第三届(2004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者之一庄伟杰教授(也是澳华文坛的一员)在他的“推选随感”中也列举了此部作品。他写道:“近五十万字的篇幅已足见作家驾驭文字的表现力。作为一位被人誉为‘蹦极澳洲的中国骑士’,刘奥依恃着本土作家所难以具备的跨国经验、人生历练和生命体验,用立体交叉式的现代小说结构方式,打破地理时空的局限,构筑一道别样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文学图景,纵横交错地把五代澳洲华人在域外的心路历程、生存境遇和历史画面史诗般地加以再现,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庄伟杰:《面对不确定的文本世界——2004年度“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推选片谈》,《智性的舞蹈》,百花洲文艺社,2005年5月,323-324页。)庄伟杰教授给了《澳洲黄金梦》一个相当赞许的评价。  

赵川

赵川当年是来自上海的年轻美术设计师。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醒梦》(悉尼《华声日报》,1994年5月7日)写“我”在澳洲异国他乡第一次上班路上、在天上还有星光的拂晓时分的恍恍惚惚的思索,其疑幻疑真的氛围,包含着一种奇异的逻辑。(见何与怀:《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26页。)2006年8月,赵川出版长篇小说《和你去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很让人感到他发挥了他十多年前在《醒梦》中所流露的风格特质。

此书叙述欧洲各地旅游的经历,但故事只在“你”和“我”之间展开,是通过一系列电子邮件交往和内心独白。正如书中的“我”所说:“旅行似乎让我更多了机会,抓到几乎已从身外流逝的东西”,“我”不但身体浪迹天下,其心灵也同时浪迹天下。小说展示路上的欧洲、以前的生活、爱情、异国情调、露水情缘、唯美的和疯狂的性爱、谋杀、暴政、革命、政治、宗教反省、抗争、文明冲突、同性恋、忆旧、怀古、人文情怀、历史、梦境、艺术、及时行乐以及孤独冥想,等等。这种种,串到一起看,纠结攀缠,成了立体的迷宫。在迷宫里,你我总会不期而遇。但相遇的缘分,或者说迷宫里的这种头绪,并不能引出一条出路……此书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写出路途与记忆,很有立体感,空间和时间里飘动着激情。这是一部称之为“摄影小说”的书。文字中,穿插了许多照片,那些欧洲影像,也让这本小说带了电影的意味。

赵川为何写作此书?或者为何这样写?他在本书“后记”中透露了一些秘密。他说:“我有那种写作愿望,大概跟很多年生活在澳大利亚有关。那里是个移民社会,来自不同城市、不同文化经历的人要一起共处。我们彼此新奇,相互间的沟通总在进行,实际上又总是不到位。我们贴近地生活:在一处工作,隔几栋房子或一层墙壁,或正擦肩而过,或甚至已睡到一张床上。但彼此的记忆,可能相距遥远,难以拉近。”(《和你去欧洲》,230页)在某种程度上,《和你去欧洲》散发着最初在《醒梦》中出现的疑惑和那种疑惑所引出的奇异的逻辑。当年那个短篇,长久诱使一代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疑惑于当下生活的可靠性和确实性:他们如何能确切证明自己不是进入了另一场迷梦?在《和你去欧洲》中,人“常预备了要走丢,遭遇陌生人群,三言两语,就可能带去另一向度。”(《和你去欧洲》,231页)当然,此时的赵川,早已不是当年的赵川了——其思考更为独到,其文学技巧更为成熟更为圆滑。  

沈志敏

还可再谈谈沈志敏。他一直以写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见长,无论就作品的产量还是质量而言,堪称是澳华文坛一位才华洋溢、实力很强的作家。他不太喜欢写常规性的普通生活,而喜欢选取独特的甚至具有强烈传奇性的故事作为题材,以极大地发挥他的想象力。他的文学语言瑰丽而充满激情,而且时有哲理。如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与袋鼠搏击》(收在庄伟杰主编:《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页1-9,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活灵活现地描写一个失去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遇上袋鼠袭击这种澳洲特有的但也不多见的景象;他夺得2000年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的中篇小说《变色湖》(最初发表于墨尔本的《原乡》1996年第2期,23-51页),则写一个逃避移民局抓捕的中国留学生以他的二胡──“东方上帝的声音”──赢得了澳洲人特别是澳洲土著的心,从而奏出一首东西文化交融的颂歌,人性胜利的颂歌。沈志敏在2011年11月夺得第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散文类)的《街对面的那间小屋》,写他外公外婆在患难中相遇相爱以及相濡以沫共度一生的故事,以中国政治运动的动荡和残暴为背景,也是很有传奇性。

近年来,沈志敏的文学风格与技巧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更有所发展了。

《动感宝藏》这部作品描写三个少年在澳洲大地上流浪、探宝和历险,是一种精神的自由释放与创新,自然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让人不禁想起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和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这三个少年分别来自白人、华人和土著家庭,这显然是沈志敏有意设定的澳洲“三原色”,让人感受到澳洲这个移民国家的大洋气息,感受到它的健朗向上的多元文化和活泼世态。(关于“三原色”的意思,参看欧阳昱:《后多元主义澳大利亚中的归属问题》,《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58-59页。)

长篇小说《堕落门》中所写的“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是当年留澳学生的一员,这部作品可谓是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扩展、深化,以及另类化。主角“老谢”的喜怒哀乐,他前后左右幌动的影子,一直缠绕着“四十千”这大批背景相同的群体,是大家的写照,有你有我也有他。这个有血有泪的“老谢”,有如现代版的阿Q,也有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可德。可以说,《堕落门》是一部充满自我省思的佳作,满含讽刺的内容,以风趣、幽默、生动的笔调,成功地将“老谢”这个人物写活了。

《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这部作品,作为旅游文学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过住小说的特定方法,在创作过程就充满挑战性。全书以轻松风趣的文笔,描述中国来的二十余位观光团员在一部巴士中全澳旅游所发生的故事,全书没有一位主角,人人又都是主角。在司机雷哥的眼里,这群游客有点像妖怪,于是浪漫而又情迷意乱的旅程开始了……只要翻开这部书,读者就会被吸引,正如序文中说:“这是一部让你看了一遍,还想再想看一遍的小说。”难怪《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出版后,被认为已俱备了搬上银幕的大好条件。此书为华文旅游文学提供创新试验,所以有人说,它的面世将会冲击华文旅游文学的创作方向。沈志敏如此试验,当然需要勇气与胆量,及不计得失的精神配合,但更基于他经过多年的写作磨练,文学功底更见深厚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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