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推出《民国文学史论》丛书一套六卷，主编之一张中良先生在题为《还原民国文学史》的“总序一”中说，“2006年，秦弓提出‘从民国史视角看现代文学’，意在把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史的历史语境中去重新审视。2009年，李怡阐述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同为主编的李怡教授在题为《民国文学史，如何立论？》的“总序二”中则说，“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国文学’设想出现在1997年（陈福康），最早的理论倡导出现在21世纪初（张福贵）。” 2014年9月19至21日，吉林大学文学院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合办“中国文学的‘现代’与‘当代’高峰学术论坛”，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坚先生在提交的论文《回望“民国文学”》中说，“‘民国文学’并非新概念，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上海：群学社，1928）已将中国文学发展分为‘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及‘中华民国文学’四编；到90年代，葛留清、张占国亦有专著《中华民国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 ，陈福康则在《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一文倡导‘民国文学’ [2] ；然而，真正在学界引发连锁反应的是，2003年，张福贵在香港《文学世纪》发表论文《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明确提出：‘现代文学最后必将被定名为民国文学。’” [3]
大陆地区提出和讨论“民国文学”的来龙去脉，看来还需仔细梳理，但这并非此处关心的问题。现代文学学科这场由命名引发的讨论其实不妨先引入“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路。比如，当潘旭澜先生1993年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将习惯所谓“当代文学”称为“新中国文学”时，就已经考虑到从国家体制角度命名某个阶段的文学史了。“当代文学”既可称为“新中国文学”，“现代文学”顺理成章也可称为“民国文学”，只是潘先生没这样表述罢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界开始了“文学制度研究”、“文学生产方式研究”或“文化研究视野的文学研究”，也可能刺激现代文学研究者更多从体制、制度角度反思过去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模式。一旦着眼于体制和制度，“民国文学”概念也就呼之欲出。
上述努力，都以各自方式实践着80年代初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中提出的“必须解放思想，扩大研究领域” [4] 的主张。王瑶先生当时提出这个主张，部分地也受到当时的“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总体氛围的推动。
提出“民国文学”概念，除了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灵感刺激，也受惠于近来活跃的民国史研究。这是来自文学研究外部更大的影响。但我不熟悉这方面情况，中良先生“总序一”提到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李新总编《中国民国史》（12卷1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我都未曾寓目，只好略过不谈。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有第三个刺激。近年来，整个现当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发生了醒目的变化，过去很热闹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个高原日渐沉落，一个学术洼地（“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迅速崛起，而原本破碎漂流的一块土地即“海外（世界）华文文学”也不断要求获得整合与定位，所谓“向中心”与“去中心”、Sinophone（史书美）、“根”与“势”的争论（王德威）热火朝天，俨然已成新的“显学”，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也来势凶猛，而“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样，则颇受冷落。立足于大陆地区汉语写作研究的当代文学批评界于是乎急欲提前作古，强调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叙述，比如程光炜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多年如一日“回到八十年代”的学术考古。现代文学受此影响，也不甘寂寞，赶忙收拾金银细软，继90年“文化怀旧”之后，开始踏上文学史领域“民国范”、“民国风度”的寻梦之旅，试图以此继续保持相对于“当代文学”和“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网络文学”的那种传统上挺然翘然的学科优势。
主张1911至1949年的文学以“民国文学”之名入史，不为无因。文学史要么以历史发展阶段叙述，如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要么以朝代命名，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这是修史惯例，故“民国文学”概念无疑可以成立，且可与“现代文学”并行不悖：后者也并非不合修史惯例。
但“正名”固然重要，“正名”之后还必须解决名实关系。谁也不会满足于仅仅更换文学史某一阶段的名称，或满足于研究某一阶段文学史得以展开的制度、机制、文学政策、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化政治的生态环境，而回避“意义主导”的文学史研究基本诉求，否则“民国文学”只是“时间主导”的一次单纯名称变换，作为文学史模式本质上还是跛脚的。
民国时期的文学成就高，诚如中良先生在《回答关于民国文学的若干质疑》一文中所说，“如此自由、开放，与其说表现了现代性，毋宁说显示了‘民国风度’”，“民国风度将与弘放汉风、魏晋风骨、盛唐气象、宋朝的理风雅趣一样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5]
但文学上的“民国风度”从何而来？主张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学者们认为有一种“民国机制”和“民国文学机制”催生了文学上的“民国风度”，但“若干质疑”也由此而起。我主要研究“当代文学”，知道“民国文学”的讨论较晚，本来不配赞一辞，但稍微接触有关论著，不免心生疑窦：这奇妙的“民国机制”和“民国文学机制”究为何物？它和民国时期文学的关系究竟怎样？
稍微展开民国时期政治的时空版图，文学上“空前绝后”的“自由、开放”的“民国风度”之由来实在可疑，它既非1911-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民国机制”所赐，亦非1928-1949年国民党主政时期“民国文学生态环境”所赐，亦非租界特殊地缘政治所赐（其他租界就无上海租界的文学繁荣），更非“国破山河在”的沦陷区环境所赐，甚至也不单是30年代初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西苏区以及后来“左联”、陕甘宁边区、不断壮大的敌后根据地文化环境所赐。文学上的“民国风度”应该说是晚清以来追求进步的各路知识分子在1911-1949年各种政治权力互相制衡的特殊政治环境下为文学争取的相对自由相对开放的生存空间所致，是在周作人所谓“王刚解纽”之后与洪子诚先生所谓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的30年短暂间隙（也可谓“乱世”）文学统制相对宽松状态下产生的。质言之，是无心插柳的结果，非有心栽花的成就。既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机制”，“机制”总是自觉建构的产物，比如目前知识界普遍扼腕叹息的现代中国基本缺失的“制度文明”和“制度建设”。既然“缺失”，何来“机制”？
实际存在的“民国时期的文学”不等于想象中具有自身一体化“机制”的“民国文学”。正如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提出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不等于革命文学提倡者们急忙要建立的理想的“革命文学”。这是必须分清的两码事 [6] 。“民国时期的文学”注重国家体制对文学史阶段的定位，类似传统的朝代文学命名方式，它应该包含特定政治历史时期所有文学形态。承认这点，则“民国时期的文学”就不是“民国机制”或“民国文学机制”哺育的宁馨儿，不是各种鲁迅所谓“权势者”有心栽花的结果。相反，“民国时期的文学”乃是各种“权势者”忙于争斗而暂时无暇顾及文学的意外结果。
“民国时期的文学”不仅不等于“民国文学”，往往还是“反民国的文学”。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三》有言，“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鲁迅所谓“民国的敌人”是危害民国的蟊贼，但民国时期也有大量如鲁迅那样热心爱国却不幸被指为危害民国的“民国的敌人”。如果将鲁迅的话反过来借用一下，则“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半乃“‘民国的敌人’的文学”，是走在鲁迅所谓“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而又不甘心完全被政治收编的相对独立的文学。只有这样的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许多文学现象相比，才有了不少亮色，才称得上“民国风度”。
比如，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招牌虽换，货色照旧”，鲁迅受到刺激，更坚定信念，认为还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因为北洋军阀政府既自顾不暇，又不懂文学，更不懂正在兴起的新文学，不知不觉放松管制，这才能在“辇彀之下”滋长起“五四”新文化和“老京派”，波及上海和全国，成就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异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宣传民族主义和坚持文化保守立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主政期间一直将新思潮和新文学视为民族罪人和“民国的敌人”，因此就连最忠诚的“诤友”胡适也接连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和《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那样激烈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文章。以胡适为灵魂的“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同仁直到国民党政府溃退台湾之后，政治上与蒋氏父子有分有合，文化与文学旨趣则始终相去甚远。蒋政府大陆时期只能靠叶楚伦、程沧波、张道藩、潘公展、傅彦长、王平陵这些新文化运动外围人物施行“文化统制”，不仅统制不了，反而激起众怒。而在实际操作上，胡风、赵家璧、邵洵美、施蛰存等只需答应给分管文艺的小官僚出书或孝敬点烟酒，他们所编辑的书刊就能“蒙混过关”。除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党化教育，有哪种属于国民党政府自觉建构的“民国机制”与进步文学有关？又比如，当时的在野党受日共和苏俄文艺政策影响而干涉文学，先后发动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1930年初左联硬性规定创作方法和作家政治生活、批判第三种人、“两个口号论争”等多次文学运动，几乎构成新文学史“主线”，但这些有组织有领导有事先结论的论争事后证明都违背了文学发展规律。
无论国民党政府还是当时在野的中共以及其他小党在1940年代中期以前都不曾给文学以“民国机制”或“文学生态”，相反倒时刻想“统制”、收编、领导和支配文学，只是大家忙于政治军事斗争，在客观上对文学比较放任而已。一旦形势有变，比如国民党1928年执政，1948年在香港的左翼文人预感胜利在望，就大肆整顿了。溃败到台湾的蒋氏父子痛定思痛，终于完成全面文化戒严，也算是成功补上了大陆时期没有上好的一门主修课。
所以“正名”固然好，但“循名责实”更切要，否则就会变成一个空名，徒然惑乱耳目。
真要讲“民国机制”，不在文学，而在学院学术。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屡屡受挫，但后来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麟等还是成功掌握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谈不上“民国文学”，只有“民国时期的文学”，但或许确有“民国学术”（当然还有与之并存的“民国时期的学术”）。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以后，大陆现代文学史界对类似今天谈论的“民国文学机制”只用“围剿和反围剿”一语轻松打发，而矜夸革命文学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却举国动员，批判胡适派反动学术思想，因为以胡适为号召为象征的高等院校“民国学术”确实根深蒂固，有体制，有信念，有人脉，有谱系，非用大力不能根除也。
“民国机制”在学术，不在文学。一部分民国学者确实为自己创设了现代化学术体制，并安居于这个体制之中。他们的学术相对于非体制和体制外的其他“民国时期的学术”，或可称为“民国学术”。至于民国时期的文学家，虽有社团、党派、宗派、籍贯、留学地之别，但大多属于流浪型文人，尤其代表那个时期文学高度的作家们都未曾托庇“民国”，替自己创设类似学者们享有的相对稳定的现代国家的文学体制，他们只是心里念叨着“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坚韧地创作着他们的文学。说他们的文学是“民国文学”，只是给他们的“文学”加上一个易于识别的前缀即“民国时期”而已。硬要说“民国时期的文学”即“民国文学”，硬要美化“民国文学”的“民国机制”和“文学机制”，就会抹杀民国时期的文学家们实际遭受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压迫，和他们为了文学而经历的我们所熟悉的流浪、愁苦、挣扎、奋斗、创造，甚至事与愿违，将他们想象成和今天的“作家”毫无二致，从而为今天的“作家”没有“风度”而在“机制”上加以开脱，最后大家叹口气了事：你看，没有好的“机制”啊，哪能有好的文学？许多现代文学专家对当代文学提不起劲，恐怕主要也是因为有这个心理情结。
文学的好坏与环境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环境。对文学来说，环境孰优孰劣，实在不易遽然回答，因为另外还有决定文学好坏的作家主体和民族精神素质的因素。历史研究分门别类，可以在某些门类重点研究“制度”、“机制”。文学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自然不能例外。但文学史研究也有一点小小的特殊性，就是必须研究在无论好坏的“制度”“机制”之下作家主体及其作品所显示的民族精神。诚笃、勤勉、成就卓著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如果忽略作家主体和民族精神的因素，一味“研究”不同文学时代“制度”“机制”对文学的作用，好像文学的高低完全取决于环境的优劣，这种文学史观念是否也有必要加以反思呢？
2014年9月初稿 2015年7月21日修改
（2014年9月19-21日，吉林大学文学院与《当代作家评论》合办“中国文学的‘现代’与‘当代’高峰学术论坛”，我有幸与会，但未提交论文，只做了简短发言。本文是在发言稿基础上修改而成。）
[1] 李怡序中则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书名应为《中国民国文学史》，“这个奇特的书名”，“显然反映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禁忌，因为这一禁忌，所谓‘民国’的诸多历史细节都未能成为文学史观察和分析的对象。”
[2] 王力坚教授文内注释说，陈福康该文发表于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的陈福康所著《民国文坛初探》。
[3] “中国文学的“现代”与“当代”高峰学术论坛论文汇编”页2；
[4] 王瑶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页29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5] 张中良著《名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页200，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6] 笔者修改本文时，正好拜读到范钦林先生《“民国文学机制”，还是“民国文学环境”？》（载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十五期，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范先生指出：“有没有统一的或者整体的‘民国文学’，而不是民国时期文学？并且与民国文学机制相对应的这样一种‘民国文学’？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民国时期的多系统的分离的民国的文学。如果想找到一种在‘民国机制’影响下的统一的‘民国文学’是困难的，因为民国所形成的机制并不导致统一的‘民国文学’的出现。如果想找到一种在‘民国文学机制’影响下的‘民国文学’，几乎不可能，因为确认有一种统一的民国文学机制‘的存在，这本身就很困难，因为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学机制的存在。民国时期所形成的文学机制也是分离的，不单有纵向的断裂，而且还有横向的分离，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这种断裂的和分离的文学机制就是民国文学机制或曰民国所实际存在的某种机制，但不是‘民国文学’的机制。”我闻见不广，不知道持有范钦林先生这样说法的学者是否很多。范先生与我不谋而合，但他的文章恰恰刊登在主张有“民国文学机制”的李怡先生主编的刊物上，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争议还很大，同时李怡等呼吁研究民国文学的学者们也有相当的学术包容性。我相信依赖这种包容性的学术争议是会有积极成果的。近读张中良先生《回答关于民国文学的若干质疑》，才知道赵学勇《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日）和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文学评论》2013年6期）两文，已经“质疑”在先了。令人欣慰的是，中良先生的“回答”也显示了相当的学术包容性。惟此如此，我这个外行才愿意也胆敢继续“质疑”，并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