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风送爽，秋水时至。倚栏眺望远空，时间的羽毛漫天飞舞。此刻，想起经过调整和改变编辑策略之后的《泉州文学》，颇多创意，且毅然决然开辟“泉籍华文文学专号”，禁不住为之拍手称快。于是，想到张明兄特别布置的“作业”——诚邀笔者为本期专号写篇印象式的整体评述。初闻佳讯，兴致盎然，信口承诺，以为当可从容应对。胸中一时如秋水泛溢，踌躇满志打算作篇“雄文”。岂料浏览专号的诗文篇章之后，或者说面对着那些不同体裁、不同题材、不同意趣、不同特色的文本时，发现这篇“作业”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做好。一方面是这些泉籍华文诗人作家们遍及台港澳及海外不同角落，生活或流寓于不同地理空间，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语境；另一方面是他（她）们的身份意识、人生阅历、命运际遇、写作资源乃至精神姿态不尽相同，各有悬殊。还有，年龄层次、代际差异、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也大异其趣。如此等等，令笔者一时不知该从何处着墨。更为重要的是，谈论这些泉籍华文诗人作家及其作品，与谈论泉州本土诗人作家是有明显区别的。尽管同是用母语方块字组合的文本，但文字盛开的花朵，声音发芽的弧线，形体构成的样式，既不能等量齐观，又要考虑到各自不同的视界和意蕴。否则，就无需专门以“泉籍”加上“华文文学”这样的字眼，并以“专号”的方式推出。如是“臆想”，似有所得，又似在缥缈云水间。蓦地，想起故乡的山川江海，忆一江东流晋水、思一湾蔚蓝海域，仿佛为往事启封，令人从中感受到故土乡亲的共同源头；而流淌不息的源头活水，则清澈得让人像在倾听着灵魂起舞的回声……

谈论故乡泉州，自然想到同宗庄锡福教授《泉州赋》之开篇：“祖国东南际，台湾海峡湄。八闽形胜地，令誉五洲驰。‘四序有花常见雨’，不愧温陵旧雅；‘周流天下皆美尔’，宜乎又号泉州。稽之往古，乃海上丝绸之路，称‘东方第一大港’；察之当今，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建‘海西中心城市’。千年商埠，乃改革之先机；盛大侨乡，击开放之巨浪。”

说起故土沧桑、前辈乡亲，或东渡于台岛，开辟荆榛草莽；或流散于南洋，经营坐贾行商。继而携亲带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言及泉南文化、历代先贤，可谓：潮涌风流人物，霞铺锦绣文章。或论经邦济世，或言游艺精思。曾公亮、吕惠卿、赵本学、俞大猷、郑成功、施琅；欧阳詹、李贽、蔡清、王慎中、吴鲁、张瑞图、黄吾野……堪称群英陶铸，文光射斗。难怪乎朱子赞云：“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泉州，作为中国的著名侨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泉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之众，遍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诸国。而泉籍的港澳台胞，将近一千万人。遍观当代华文文坛，且不论台港澳文坛上有诸如余光中、董桥这样重量级的泉籍文学大家，其中有不少活跃的诗人作家祖籍地就在泉州，如台湾实力派诗人白灵、张治国等；如香港“南来作家群”中的犁青、王心果、颜纯钩、蔡丽双、蔡益怀、秦岭雪、孙立川、杨贾郎、路羽等；如澳门诗坛的中坚淘空了、流星子等。在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坛上，泉籍作家尤为引人注目。国内多种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史论、教程及专著，曾被提及的泉籍华文诗人作家达近百位，其中知名者数十位（恕勿一一列举）。例如，菲律宾华文文坛，甚至出现了泉州“晋江籍作家创作群”。远观欧美澳各地，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陆的留学风潮和移民大潮的涌动，同样有泉也罢，乡土也好，由此而获得某种新的生命活力或生命形态。其次，自由心态和多向度写作增加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境外华文作家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究其源在于他们在写作中不受中国主流文学创作模式的影响，心灵自由度更富张力，看问题的视角也不一样，加之跨域经验与题材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可能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泉籍华文作家亦然。难得的是，他们中多数作家的写作并非完全为市场所牵引，或有独立职业，抑或以商养文，不依靠写作谋生，于是在写作时相对较为从容。再者，境外泉籍华文作家的写作因为地理空间有别，整体态势不甚平衡。从作家队伍构成上，东南亚泉籍华文作家居多，欧美澳则屈指可数。台港澳地区明显的以香港居多，台湾次之，澳门则因地域小、人口少，泉籍写作者寥寥无几。从文学体裁观察，泉州人可能天生具有诗性特质，加上地理因素使然，泉籍华文作家中，写诗者人数最多，写散文者当在其次，写小说者最为薄弱。具体到作家身上，境外泉籍作家写作关注点不尽相同，加之远离中文核心语境，语言的鲜活度和现场感尚须强化，而如何超越个人创作的局限，则是作家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如果说，从泉籍华文作家的写作历程可以看出，多数作品无不刻录了他们自身的独籍知名华文诗人作家零星流散于海外各个不同地带，如旅居美国的刘再复，旅居加拿大的陈浩泉，旅居澳大利亚的庄伟杰，旅居法国的吕大明，旅居荷兰的林湄等等。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展开一番点将式的介绍，是因为自“五四”之后新文学发生至今的近百年历史中，泉籍作家不论是在地（本土）的，还是境外（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同样有着可供研究的开阔空间，但目前尚有不少被忽视或遮蔽的地方。在汉语新文学流程中，境外泉籍华文作家之所以值得关注，自有其超越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泉州自古以来公认为“海外丝绸之路”的起点，泉籍华文作家远离故土，散布于域外，依然坚持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灵诉求、精神寄托、理想愿景乃至价值尊严，这个写作本身尽管是私人性或个体化的，但在无形之中，实际上与所有的华文作家一样，既是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也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牵起一条纽带。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这些作品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中国人了解外面世界，和外面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一条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说，境外泉籍作家的创作，不仅蕴含着闽南文化传统在境外的传播与延伸，其情感想象力、艺术表现力和生命释放力，当可视为闽南文化史上别样的奇观。尤其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作家们以自身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和创作实践，驱使“中国性”处于不断流动而开放的状态，同时提供了某种极具参照价值的“现代性”经验。从这个角度来关注和考察泉籍华文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也许有其潜在的价值意义。

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专号”上泉籍华文作家及其呈现的文本上。有心的读者从阅读中可以感受到，推出的这期专号并不能真实而完整地体现泉籍华文文学的整体水准，也说不上是花团锦簇，令人叹为观止。但作为一股写作力量，在文化素养、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乃至写作经验等方面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作家们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无疑的丰富了华文文学世界的创作维度和文学版图。从这些长短不一、形式多样而交相辉映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泉籍华文文学写作的现状和某种生长态势。

首先，可以发觉，境外泉籍诗人作家创作上有一种整体走向：对传统和乡土的看重。这看似奇怪，其实不然。值得关注的是，在远离传统发源地闽南（泉州）之后的不断迁徙和漂流中，他们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相对合宜的距离。距离可以产生美感，也可以给人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从中看见一些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因而其观照传统的视野反而开阔起来，作家的生活世界也因为距离而生发丰富的感受。传统特生命印记，那么作家们不同的创作风貌则被赋予了更为多元与丰富的活力。我们不妨从跨文化语境中泉籍华文诗人作家的写作资源、生命意识和精神图景等方面切入，对泉籍华文文学专号略作归类扫描。

之一：跨域经验与资源优势开掘。独特的文化资源与跨域经验一直是境外作家的优势。这种书写已由表面的奇异性追求转化为对特殊文化背景下的生存境遇的思考。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汇、华洋混杂和自由开放的大都市香港，集文学博士、作家和文学刊物总编辑于一身的蔡益怀，在短篇小说《萧萧落红》中，真实地再现一个男教师与一位女生，因为彼此喜欢著名女作家萧红而生发的一场“师生恋”故事。小说一开篇便切入主题，然后通过“萧萧落红”这个意象的描摹，转入对现实生存的关怀，其间的转变并未见到太多斧凿之痕迹，而其直抵人心的冷峻色调则为小说之“写实”平添了几分力度。饶有趣味的是，通篇不断穿插女作家萧红作品中许多片断式的情景或话语，让书本中的历史与现实中的经历产生对应互文。尽管“恋爱、婚姻、男女之情，确实是最令人神伤的事”，但她让他有一种心动的感觉。他也十分清楚，她作为他的学生，彼此之间有一道不能愈越的鸿沟。作者以洞察世事人情的视角，悲情的笔调，揭示了那句“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这个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灵困境。这篇小说令人禁不住想到近年来公演的电影《黄金时代》。萧红这个名字，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于是在“萧红热”中，民国女子们的才情和情感成为热棒对象，而被称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一生，恰恰不缺少这类“谈资”；而女性、自由、爱情便成为了人们高度关注的关键词。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萧萧落红”尤为扣动人心且生发颇多感慨。于是，小说在结尾处，发出“这人流中该有多少萧萧落红？”的叹息。不可否认，作者凭借着自身的见识、历练、学养，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写作经验去处理题材，在新颖的构思中，从一种特殊视角切入现实与历史，尤其是对于人性的观照。

具多面手写作才能，且工于绘画的泉籍华文女作家朵拉，公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才女。她的诸多短篇小说因颇具“现代意味”的内容和奇巧的构思，在华文世界颇受好评。游记式散文《常玉在巴黎街头》，看得出作家身上拥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跨域经验。她写一路观感，却将笔锋指向自己喜欢的去处，当她偶然看见一画廊宣传布条上，在法文中间夹杂着中国字“常玉”，一种文化认同感油然而生。因为在街头遇见令自己倾心的留法著名中国女画家，喜难自禁，觉得没有白走一趟巴黎，全文语言随意、灵动，仿佛信手拈来，在有意无意间让平常的文字饱含诗情画意。作家借异国风情，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勾回当下审视，点击心灵之穴，文意深远，给人以真情实感。

之二：故土情结与历史文化追踪。故国乡土往往是作家获得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泉籍著名诗人作家余光中在其散文名篇《从母亲到外遇》一文中如是说过：“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出身北大的才女、旅美泉籍女作家虔谦的短篇小说《血界》，叙写一位中国女孩被美国妈咪领养长大成人之后返回中国寻亲的经过，娓娓道来，似真似幻。自己被领养的故事则让主人公李笛娅开始相信人有命运，人和人相遇不偶然。当年，她被送到西安儿童福利院的时候，妈咪正在西安旅游并寻求领养。当她带着一种热切期盼首次踏上中国寻根、寻找故土、寻认亲生父母时，所有与她串联在一起的人与事，让主人公亲身体验到纯朴、善良和温暖的人情，以及如此坚忍的人性。于是，她带着深深的爱从美国来到中国，又带着沉甸甸的心情从中国回到美国。作为活跃于海外的新移民女诗人作家，虔谦以自身具有多面手的写作才能日渐引起读者关注。置身于异质土壤，她依然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和生命体验。《血界》真实记录的一段故事，经她心平气和的叙述，不仅饱含一股脉脉的温情，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而且在跨文化语境中让人重新思考：“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人类存在的本源性哲学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跨文化体验为作家的创作带来的并非是单纯空间转换与价值差异，而是由现实距离所带来的对母体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记得笔者在虔谦海外书写的短篇小说精选集《万家灯火》即将出版之际，曾作如是观：从整体上看，虔谦小说既充满诗意而又直指人心。她善于摄取日常和异国风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灵动的笔法、巧妙的构思、精彩的人物对话，以不着痕迹的浮世情怀，探询人性深处的奥秘。一方面，她继续向母体历史文化中去吸取滋养与灵感；另一方面，又延续了短篇小说写作的优秀传统，小中见大，显示了对复杂经验精准而开阔的把握能力和干净利落的叙事技巧。值得肯定的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特定语境中，虔谦是一位新生活的有心人，是跨文化的审视者，是世态人情的探测者。

乡土情结同样可以理解为境外华文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对自身文化精神的坚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故国乡土的回望、审视和书写，在散文诗歌中普遍存在。八八叟老人黄清源的《七十年前的故乡》、温陵氏的《人在故乡》，或记述，或回忆，浓浓故乡情、游子意溢于言表。黄春安的《温陵名士追踪》、黄必成的《从台湾地名说起》、陈德暖的《忆石光中学笑傲泉州》，故乡人、故乡事、故乡物，常常牵系作者的历史情怀，说明一切美好的都是写作的灵泉活水。

之三：情爱心语与人生百态图景。诗人最为多愁善感。他们企冀写好人生的每一页，生命里的每一行。他们抒写对人性的向往，对美好的恪守，对爱与美的敬重与敬畏。香港泉籍女诗人蔡丽双亮相的爱情长诗《比翼云天》，读之令人好像伫立于情歌氤氲的岸边，在凝视与倾听中领略爱与爱的诉说，情与意的牵手。诗人仿佛带着对万物的爱怜与悲悯情怀，带着对生命的关怀与体贴，让真情至爱打磨的文字，在诗中回旋与跳跃。在这部精心构筑的抒情长诗中，她以女性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眼光发现，生活中那对在爱情路上经历了七个春秋的青年男女，早已把绵绵情意“牵进了心灵深处”，却出现了男主人公忽然失踪的消息。那位被“创痛蚕食着红颜”的女子，备受折磨的“等待是无形的刺心针”，让她在惆怅重叠中深切感受到“时光掩埋着一切的腐朽，∕也割剪着一切的美好”。于是，在望断秋水的寒夜里，在冰轮洒下满地的冷光中，冀盼着自己深爱的人早日回归。原来被误诊为身患绝症而有意回避她的男主人公，因在山区勇救一个溺水小孩，却意外获得老中医妙手回春的医治而恢复健康。这时，老中医那位如花似月的侄女突然“频送敬慕的爱意”，男主人公只好“打开心河隐痛的闸门”，把相恋七年的爱情公开了，并与女主人公重圆爱梦，比翼云天。这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抒写，或悱恻缠绵，或曲折迷离，或悲喜交加，最终依然以中国古典式的“大团圆”而落下帐幕。难得的是，诗人大胆以抒情诗的艺术形式展开书写，并将现代人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巧妙地融化在诸多古典意象中，既抓住了故事的内核、又弹响了情爱的琴弦，把分离的疼痛与痴迷的爱情加以淋漓尽致的表达。如果说蔡丽双最精彩的诗歌都是情诗，那么在笔者看来，《比翼云天》这部爱情抒情长诗便是最佳的印证。当然，她的写作并不止于此，她将潋滟的笔触延伸到了生活海洋的诸多角落，在那里寻觅诗意。她的诗歌大胆尝试着让古典的东西在现代重新唤醒，将熟悉的汉语通过自身对日常的介入和独特的感受带入诗中，并赋予别样的新意。这是一种值得褒扬的勇气，也暗合了女诗人给自己设定的文学母题，即将传统文化元素经过心灵的过滤找到情感寄托，将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爱情主题，通过传统文化的意象找到反映现实生活的图景和帐篷，为诗歌写作尽力突显出中国特色的民族诗风带来了某种可能。无庸讳言，这部长诗已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所进行的自觉探索和努力。

菲律宾的泉籍诗人作家已形成一个创作群体。或者说，这些作家在境外已形成相对独立自足的写作空间，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王勇和林素玲可谓是菲华文坛的“作家夫妻档”。王勇以诗闻名，也是海外华人文化活动家。林素玲以散文见长。这对贤伉俪多年来在海外、在非母语的国度里，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从不因时变而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因文学在商业化时代走向边缘而退却，彼此相互砥砺，忘情地书写，忘我地书写，怀揣内心的使命书写。或敞开他（她）们的心灵视窗，或展示萦绕于心底的秘密版图。王勇总是在不断求索中寻找诗意人生，他是充满激情的歌者，又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始终在默默耕耘着自己的一方桃源，或拨开落叶拣选果实，或梳理岁月弹响一串串音符。王勇擅长于写精短诗，格调清新隽永，颇为耐人寻味。从其诗歌中可以发现，物已不仅仅是具体的物，而是通过内心过滤后凝成的生命载体，那是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往返通途。他写树写落叶写新叶，写眼睛写镜片写昼夜，写鱼骨写电线杆写隐身术……，在存在与诗意之间，面对人生百态自如从容地进出。作为一种诗性的对流或回响，我们分明从诗人语词的背后，感受到一种时隐时现的情绪意向，以及背后的深切思考与人文情怀。林素玲写散文如同写诗，多为灵视或审视，即重心灵感受与观察体悟；写诗则以文入诗，如同其散文一样，显得平和、自如、清静，简朴中见婉致，柔细处见通达。换句话说，无论是作文还是写诗，她的目光总能越过生活的表象，更多地关注足以感动心灵的那部分情愫。

集多种身份于一体的香港诗人秦岛，以一章极尽唯美的散文诗《读你成了习惯》，表达了一份激情依然的浪漫情怀。与诗人内心律动的这些词语相遇，似是与甜美的爱相遇，或是与美丽的愁相遇，当然也是与一段幸福的岁月相遇。重要的是，这些心语，有心跳、有温情、也有甜与涩混合的味道。另一位泉籍香港诗人方文心，他所弹奏的“文心”诗弦，通过自然感悟人生，别具意味。读其诗如同《凝窗听风》：“风盘绕着远方的温度∕穿透了笔尖∕缓和了纸笺∥重拾陈年的记忆∕飞书落迹故人名∕墨香夹裹着眷恋的味道漂移远去”。现代的风情，古典的气息，得益于他对人生、对时间、对风物、对记忆、对不能承受之轻的感悟与理解。

之四：写作经验与文化艺术感受。泉州素有“滨海邹鲁”之美誉，人杰地灵。说痛快点，泉州本身就是出才子和学者的风水宝地。朱熹老兄早已点赞过，恕勿赘述。说起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我想泉州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他漂流海外，在远游岁月中依然无怨无悔地走在路上，构成自己的“第二人生”时，让我们读出了“二个刘再复”来。因为第二人生的逶迤延展，对刘再复来说仿佛洞开了一双“天眼”。这可能得益于他彻底走出去，勇敢地放下了许多在世俗里无法放下的东西。当然，他是重情义的人，骨子里依然流淌着艴艴的中国元素和灵悟气息。于是，亲情与故土情结总是挥之不去。用刘再复自己的说法，他是尽可能把“乡愁”往形而上升华，进而成为良知的乡愁、心灵情感的乡愁。看得出，跨文化视野和经验，给他带来的益处同样不言而喻。难得的是，在他的生命谱系里，文学已成为一种信仰，而写作则是一种生命体认，是为延续生命而写作。尽管他已臻达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但在他那里，母语依然是他的最爱，是他的生命所系，而一个个词语似乎已不再是词语，而是从容又平淡的日子。作为一个智者，他活在一个个词语里，活在她们美丽的清辉和温暖的孤独里，活在她们的风姿绰约和明净素朴里。他用不连贯的思索《独语天涯》，他将父女两地书转换成《共悟人间》，他把漂泊的心灵自传凝成《漂泊手记》，他为自己与另一个灵魂对话和倾听的轨迹延伸成《远游岁月》……

走进刘再复的《读海居书话》，拜读他与刘剑梅（父女俩）谈写作与研究，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一个善于提问（问题意识），一个长于妙答（见解精妙）。这种带有随笔体的对话和呼应，不像某些高头理论文章晦涩难懂，让人难以卒读。其文风其笔调亲切自然，情理并茂，或有的放矢，或左右驰突，多为经验之谈，智慧之光。令人读后受益良多，如闻其声，见字如面。无论是“再说勤奋”、放谈“学如逆水行舟”及“实在性真理与启迪性真理”，还是解析“写作的密码”、“写作的灵魂”、“写作的蒙昧”，或发人之所未发，或直指问题的要害。如此真知灼见，往往直探心源，启人神智。

此外，蔡益怀博士的《创作的“五岁法则”》作为创作体会，其独到的见地和旨趣，同样叫人受益匪浅。泉籍香港诗人兼书法家秦岭雪的画评《渐入精微——王来文国画举隅》，香港泉籍学者孙立川的《云横秦岭  雪涌蓝关——秦岭雪〈石桥品汇〉序》，构成有趣的“对话”。前者是秦先生评论他人的画，后者是友人为秦先生三十年来所写序跋汇录再作序（评），足见两位同乡学者（作家）惺惺相惜之情。观此两文，其立意、其文采、其情趣，堪称极尽才情，且文心畅达，慧眼独具。难得的是两者的笔墨功夫，隐约可见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令人在品读之际，击节拊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青年俊彦蔡曜阳和青年才女蔡佩珊兄妹的两篇读后感。他（她）们或读书或赏画，或求索或感悟，一唱一和，都能在思考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他（她）们追求美好的文字和人格，看人、看书、看艺术、看世界，最终看的还是“我”。随着社会视野与人生阅历的开阔与丰富，他（她）们增加了新的认知与欣赏元素。此兄妹二人年轻、勤勉，具禀赋、有潜力，未来前景未可限量。

限于篇幅，有关反映血泪侨史与早期华人在异域的生存境况的文章，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感受和理解。陈畋地的《万缕幽魂聚义山——拜谒马尼拉华侨义山》一文，以纪实的笔墨，召唤记忆也撕开了历史伤痕，读之令人惊恸、慨叹。

至此，本该收笔，但忍不住还想说点什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谈论泉籍华文文学，其实只能从当下的文学现实出发。针对有些作家的作品看起来入情入理，徐徐道来，却总是平常，缺少发现的震动或欣喜，缺乏阅读的挑战，也挖不出特别的灵魂来，这种知书达理式的安全写作，顶多只能在有所限制的水平线上滑行，却很难产生大手笔大作品。其实，没有写作上的大胆探险，就难以产生阅读的惊异。就艺术发展眼光而言，有三大方面可能值得境外泉州籍华文诗人作家思考。首先，是在紧紧抓住自身独特优势资源的同时，克服自我局限，以更从容、练达和超越的生命意识，自觉去寻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现有差距，在他者的文化陌生中感悟出新的洞察力，以提升自我的精神视界。其次，切莫把心灵化、艺术化演变为新闻化和事件化，而应将所描绘的现象或故事通过语言文字的独特性，转化为人类内心在不断寻求、不断澄静及不断升华的人文需求，进而抵达永无终点的对人类心灵探索的一种终极关怀。再者，追寻生命的那份纯真和生命质感，应该成为每个作家创作过程的信条。因为说到底，真正的文学作品决不是比技巧比形式，尔后滑向制作工艺的类辙，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存在方式，提供的应是诗性的拯救与灵魂的关怀，并力求进入富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厚度。当然，笔者以上的随想是否说得到位，并没有真正的把握。

还是借用蔡益怀先生《创作的“五岁法则”》中的一段话作结吧，并愿与同在蓝天下的泉籍同乡华文诗人作家共勉——“五岁法则”对一个创作人是十分必要的，它的基本准则就是保持一颗童心，打破“成见”，以无尽的爱拥抱生活，以不受约束的心灵自由想象，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构建一个世界，一座理想的童话乐园。 

2015年10月12日急就于泉石堂（原载《泉州文学》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