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７月２８日）真是一日三报，且是一报凶于一报。一大早我的学生发来微信，报告说陆谷孙教授病重住院。我知道他曾经中风过，以为他这回又是小中风，希望能够康复。但中午接到女儿发来的微信，说她得到消息，医生宣布陆谷孙已经脑死亡，正在尽力拖延时间，等他女儿从美国赶回，夫人则因高血压，无法回上海。但这些其实都已经是迟到的消息，到了傍晚，就收到复旦外文学院发布的讣告，说陆谷孙教授已于今日下午１３时３９分逝世。
接着，网上就有许多关于谷孙兄的信息，其中还有一张陆谷孙、朱维铮和我的三人照。这张照片是十多年前复旦出版社请我们游天目山时，在山坡上拍的，大家手中还拿着竹竿当手杖。三人中我最年长，朱维铮小我三个月，陆谷孙小我四岁，现在他们却都先我而去，真是不胜感伤！
我与谷孙兄的认识，是由于他的夫人林智玲。小林进复旦时，先在中文系读书，到二年级却调到外文系进英语培训班，大概学成之后准备做英语教师的。她在中文系时听过我的课，算是我的学生。到得文革开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叫我们老师了。客气的，叫声“老吴”、“老王”，一般的则直呼其名，更有甚者还要恶言相向。只有林智玲见到我，还是毕恭毕敬地叫我“吴老师”，给我印象很深。这样，文革之后继续交往也是必然的了。开始时，谷孙兄很客气，说既然我是他太太的老师，就与他有半师之谊，他要跟着小林称我为老师，我忙加以阻止，说小林是我的学生，你是我的朋友，桥归桥路归路，不能混为一谈，咱们还是称兄道弟吧。于是，我称他老陆，他叫我老吴。
那时，大家工作较忙，交往并不很多，但有事总能相互帮忙。我女儿在复旦读书时，想到一所外语学校去补习英语，这所学校非常热门，难以进入，还是谷孙兄写了介绍信才进去的；后来，他的女儿到美国读书，小林不放心，想到美国找个工作，就近照顾，谷孙兄找到我，要我以业师的身份给小林写一份推荐信，便于她找工作，我当然乐于从命。
我与谷孙兄的专业不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爱好：爱读杂书，爱写杂文，看到不合理事，好发议论。这样，就常常交换书籍，交换意见。所谓交换书籍，其实是他借给我的书多，我借给他的书少，不是对等的。因为他跑的地方多，书源广。他每有新书，就打电话给我，我到校时就顺便到他家去拿，还书时还常交换阅读心得。因为谈得多了，意气相投，所以他出版散文《余墨集》时，一定要我给他写序。当时，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已经出版，反响甚佳，很受到校、市、乃至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只要他开口，有的是高官名流愿意给他写序。但是他不请，却非要我这个无职无权的布衣书生来写。那时我正好在澳洲探亲，累得责任编辑陈麦青老弟老远的将一大叠校样寄来。这也显示出谷孙兄强烈的个性，他不稀罕官场上的名誉、地位，而看重文化思想上的同道者。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过去文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谋官，至少是靠近官府，以求托庇。直到如今，有些人还以认识高官、受到他们器重而自豪。谷孙兄认识的官员不少，而且很受他们的器重，但我从来就没有听到他提到过他们。我听说，他很有几次做官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知识也成为一种商品，特别是在出国热、外贸热中，英语教学也成为赚钱的工具。但谷孙兄却从不染指此类事情，他坚守文化人的本色，读书、教学、写作、编词典，——编了《英汉大词典》接着又编《汉英大词典》。这些，都是吃力不赚钱之事，但却有益于中国的文化事业。谷孙兄想做的，就是一个本色的文化人。这个要求看似不高，但其实却相当不易，它需要十分的定力，不断的坚持。
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安逸着眼，他完全可以移民到美国，因为他的妻女都在美国，他的英语又好。但他却宁可两地分居，而要留在中国。他从不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只是觉得他在国内还能发挥些作用。记得我和高云准备到澳洲长住时，他曾劝我采取他的模式，即让夫人出去照顾孩子，爷们留在国内继续做文化工作。我觉得他言之有理，特别象我这种研究中国文学，写中国题材的人，到国外实在没有用武之地，而且与母土脱离得久了，怕要写不出东西，所以准备采纳他的建议。但是太太不能同意，说是她年纪大了，一个人带外孙太吃力，要我跟着去做助手。我只好服从，但准备等外孙大些之后，再回上海读书、写作，并与陆兄继续探讨问题。却不料还没等到我回上海长住，他就走了。
去年春天我回沪时，谷孙兄请我吃饭，并请了几个同学作陪。席间说到，有一天半夜，他与朋友通电话，对方忽然觉得他语音异样，有些不对头，而他自己却没有觉察，还是朋友警觉，赶快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是轻度脑梗。小林从美国赶回照顾，总算很快康复。但我看他明显地衰老了。
今年春天我再回沪，在褚钰泉的追思会上与他相见。在这种场合，大家心情都不好，就没有多交谈。我看他样子还好，以为他康复得不错。郑重兄说要请我吃饭，要他和别的几位朋友作陪，他也答应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另约时间见面。但大家都忙，时间难凑，我又急着要回悉尼，这次聚会就拖掉了。本以为明年回国时还可以再见面聊天，却不料追思会上一别，竟成永诀。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