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作为当代华语文学创作的一个全新领域，以自己的方式分担着整个文学界关于文学未来命运的忧虑。进入９０年代尤其是新世纪前后，在文学界对于文学“边缘化”命运的集体焦虑中，两岸当代生态文学却迎来了自身引人注目的创作成果，但它显然不是当代生态文学最好的发展阶段。除了在基本观念和题材领域引起重视和反复演绎之外，另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却未能在生态文学的写作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落实，即当代生态文学的文化问题。巡视检阅两岸文化视域中当代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从这一文类的精神向度和审美艺术要求出发，对其文化问题及未来可能进行当代性思考，显得相当迫切和必要。
关键词：生态写作；两岸生态文学；文化问题；未来性
工业文明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惑愈加明显，我们已经无法与古代诗人作家融于自然的心灵之歌和鸣，只能在想象的世界中领略。可以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正在胁迫人类，使得人类在丧失地球家园的美丽多姿之时，也同时丧失了心灵的家园，丧失了对美丽自然歌咏的源泉和动力，这势必会引起人们对自然的呼声。于是生态文学的应运而生，“是在生态危机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生态学与文学相互渗透的一种以尊重自然为本位的文学形态”，［１］渐渐跃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关注人类生态环境和生存状况的一扇窗口。在绵延的时光中曲折前行，如今“生态在文学的世界中，已经处于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位置，它不再是博物学意义上动物植物百科全书，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庇护所，不再是被改造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不是惩罚人类的主体。生态是人的家园，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应该尊重、和谐、友好待之的伦理主体。在这一位置上，文学如同塑造人一样，也可以平等地去塑造和刻画生态中每一个元素的性格和命运，也可以提供一个生态人物画廊。”［２］帮助今天的人们“不失时机地把伦理扩展到大地上的万物”（韩少功语），或提供宝贵的摆脱生存环境困扰的生态智慧，同时为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意义。
一
倘若说，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形态及文学观念，生态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抒写对象和话语特征，成为与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新的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理解、看待和评价三十年来伴随着当代社会变迁和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语境下所带给生态文学的时代影响呢？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作为当代华语文学创作的一个全新领域，以自己的方式分担着整个文学界关于文学未来命运的忧虑，很快的，进入９０年代尤其是新的世纪前后，在文学界对于文学“边缘化”命运的集体焦虑中，两岸当代生态文学却迎来了自身引人注目的创作成果：一方面尝试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尽管思考、想象和叙事等空间还有待开拓；另一方面，在人类走向地球村的生存背景下，各种媒体和图书市场在传播上的力度有所强化，读者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关切、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已成为一种焦点。从整体上看，生态文学的发展势头不仅体现在创作、出版、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而且作为一个写作现象，在艺术手法和风格等方面上也获得了诸多重要的拓展。
台湾生态文学兴起的源头是当时作为台湾文学主潮的乡土文学，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已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特别是进入９０年代中期，在刘克襄、洪素丽、王家祥、徐仁修、廖鸿基，再加上稍晚、更为年轻的吴明益等创作者加入之后，这一类型的文学不仅引发了诸多的研究和讨论，同时也为整个类型的完备奠定了初步规模。与此同时，原本以非虚构性散文为主体的“自然写作”，也以动物小说、原住民小说等文字创作登场，当国外“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相关论述渐次影响台湾之后，则朝着现今“生态文学”的架构转变。［３］作为一种“绿色书写”，当代台湾生态文学的创作成果，可谓异彩纷呈，花样繁多。尚可进一步区分为“环保文学”、“隐逸文学”、“观察记录”、“自然志”、“动物小说”、“原住民历史小说”、“原住民山海书写”、“海洋文学”等几个类别。
同样的，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降，大陆作家也出现了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秉持新的人与自然观，积极投身于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创作；他们的足迹深入旷野，作品广受关注。这个创作群体人数并不多，在热闹的书市，他们的作品并不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甚至在学界对这样的作品的命名尚未确定，叫“大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的都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在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逐渐行情看涨，尤其是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等一批作品的相继推出，它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文学似乎再也不能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存在了，当然它也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议。”［４］
但是，它显然不是当代生态文学最好的发展阶段，即便近年来，得力于多方面的因素，两岸生态文学写作在生态观念、内在架构、叙事能力等方面有所提升和突破，然而，在基本观念和题材领域引起重视和反复演绎之外，另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却未能在生态文学的写作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落实，即当代生态文学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指向的生态文学的艺术探索在层面上所达到的程度。一个生态文学文本的艺术探索越有“野心”，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性就越明显，可以说，在写作技艺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层面的思考与突破，将成为生态文学作品能否完成其下一步艺术蜕变的决定性因素。也许这正是两岸当代生态文学的艺术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在当下，缺乏文化，或者说缺乏具有穿透力的文化思考深度，并进入哲学层面高度的富有厚度的文化内容，已然成为两岸当代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症结。
研究或谈论生态文学，最怕的就是陷入以环境为中心的陷阱。一提到生态马上让人联想到生态危机。今天，每一个“地球公民”，遭遇的问题之多，令人备受困挠。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地球升温、能源危机、荒漠化等问题接踵而来。这些问题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呢？说到底，是从人（类）本身而来。依愚浅见，生态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要从根本上研究生态文学，应该从人类的观念行为——人文价值观上入手来重新思考。抑或说，生态文学的要义和关键并非揭示生态危机本身，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人文理念。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和确立人在自然中的伦理关系，大到与大千宇宙、生物世界，小到与各种卑微的生命之间重新达到共处共存，即指向存在本身。诚如海德格尔所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他同时告诉世界：“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５］的确，人应学会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因为人类的此在何尝不是天地的一种馈赠？
生态文学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人类归乡冲动的一种表现，富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一个没有故乡的诗人作家是可疑的，如同一个没有文化素质、缺乏人文情怀的诗人作家同样是可疑的。匈牙利学者阿格尼丝·赫勒曾区分出文化的三种概念：一是作为高级文化的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二是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它是指人们能够以一种“文化”的方式来谈论各种事务；三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这个概念的外延最为宽泛，可以指任何人类群体的全部社会现象。［６］这三个概念的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从整体上而言，今天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通常是包含普遍文化、高级文化和文化话语在内的有机统一体；从个体方面看，则表现为对于这三者的同时吸收、选择、判断和运用，然后构成为个体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和生命情怀的人文育成过程。
以此来观照两岸文化视域中的当代生态文学，在总体上存在的缺失着实“大煞风景”。其一，缺乏大文化视野。生态文学写作在专注于表现生态文化的同时，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倾向于告别人类的大文化，使生态文学作品仅仅成为狭隘的生态文化的演绎场所。仅从贴近和迎合生态的方向来理解生态文化，本身是狭隘的，它未能真正认识到生态与人类全部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也未能从人类文化的视点深入思考生态文化的表现问题。导致生态文学写作往往流于一种轻浮美学。其二，缺乏大文化元素。生态文学写作在面对和处理一些题材或话题时，其判断和思考往往难以进入问题深处，也难以就此提供更具深度和思想含量的精神内容，并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其三，缺乏大文化情怀。从整体上观察，尽管生态文学并不缺乏甜腻式的温情，许多作家在写作中也力图摆脱矫情造作的情感表达方式，寻求一种更为自然清新的美学风格，确有可圈可点和不乏感人肺腑之处。然而，在生活情感之外，在表现文学中这一“最令人激动的领域”之外，在呼唤生态道德反映人与自然关系恢复重建之外，却难以看到生态文学对全部生命世界的更为深邃、更为开阔的感受和理解，即缺少一种浑滋润厚的生命温情和质感，尤其是对于生命自身的内在需求和抵达人性的人文关怀。一句话，小情怀是有了，但大情怀大境界缺乏了。
二
生态文学和诸如战争类、侦探类、魔幻类、财经类、官场类、职场类等文学品种一样，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在当前越来越时髦了，主要是人类意识到身处的自然环境严重“感冒”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只要让自己的内心沉静下来，更多地注视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而非陷入焦虑、紧张和纠结的人际迷途之中，将更理想地凸显自然人生的意义。因为生态文学阐述的主题和内容，直接涉及到人类的生存之危，并预兆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当我们巡视检阅两岸文化视域中当代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从这一文类的精神向度和审美艺术要求出发，对其文化问题及未来可能进行当代性思考，显得相当迫切和必要。
从文化传统来看，自然与人、风景与心景从来都是紧密相关的，在自然生态书写中显而易见，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是客观的，而文学是主观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的高度展示；从辞源学上看，文化则意味着人文化育，其指向正好呼应了生态文学的基本特质。可见，生态文学的精神实质乃是文化（精神）。生态文学有别于一般文学的重要特质便在于，自从诞生之日起，便天然地背负着人文化育的文化责任与使命。回望历史，尽管传统的中国文人，对自然的情感异常深厚，且常常流连沉醉其中，但他们对自然的赞美、对万物的赋形更多是发自内心的觉悟，而非出于功利目的。我们从《诗经》到庄子、陶渊明、李白、王维乃至徐霞客的作品中，隐约可见他们在荒野之中表达自己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尊崇，让心灵获得一种永久快乐的宁静。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根基始终深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种子，崇尚自然，天人合一，具有相当丰富的生态意识，但却在文化转型和断裂中失去风向。纵观当代的文学创作，真正写大自然的甚为鲜见，多数作品对于自然生态的描写，在整个篇幅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式微。甚至可以看到，作家们在描述人物或故事时显得游刃有余，却没有足够的能力生动而鲜明地展示大自然风貌，尤其是现代主义盛行的“向内转”，只注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描写，导致许多作品往往难以调动更多的笔触伸向大自然中，不像十八九世纪古典主义作品，常常用大段的篇幅描写大自然风光，把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作品大多缺乏应有的生命气息，未能在“接地气”中获得更大的艺术张力和美感力量。
实际上，所有文学都应当建立在自然生态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因为无论在什么境遇中，大自然永远是生命的根基。文学写作一旦脱离了自然，就会变得肤浅而乏味。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攸关人类的生息与前景，而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起因并非是生态系统本身，恰恰在文化系统之中，即文化对于自然的影响是关键所在。文学是人学，是文化的最高级形态。但“自然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在自然文学中，人作为主人公的概念被淡化，作品焦点是农村和荒野，而并非城市和都市。”［７］意识到这一点，就更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然生态文学写作的意义。遗憾的是，当下有些作家急功近利，只是贴着“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作为标签，对文学进行生硬的分割，在文本中很少见到有份量的文化内容，多数是对环境保护直接的呼吁之声，抑或是流于表层的罗列和记录，其中所能承载的文化含量甚为稀少，这对于文学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伤害。
诚然，在当代文学的创作语境中，仅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谈论生态文学的文化问题，坦率地说，尚没有完全足够的现实说服力。但问题恰恰在于，当文化在未能得到充分关注的情况下，文学自身的艺术操作同样存在着问题。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生态文学写作在生态观念、写作方式和价值理念上均受到西方生态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然而，中西方生态文学的运行轨迹、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以及表现特征毕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生态文学起源于西方社会且有着相对完整的发展流程。例如，在美国，诗人、散文家爱默生于１８３６年就出版的《论自然》，被称为“十九世纪美国文艺复兴的宣言”，此后美国文学进入成熟期，诞生了霍桑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名篇。１９６２年出版的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则是一部震撼时世的代表性作品，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生态思潮及生态文学写作的热潮。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美国大学普遍开设一门“自然文学”课程，自然文学作为一支文学流派，开始被承认和接受。这个新的领域，汇集了从１８世纪以来对自然情有独钟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生态文学名篇。可以说，近两百年来，西方的英美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中，大自然文学或者说生态文学的发展是一条很重要的文化命脉。这类文学创作有其精神源头、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广泛影响力和相应成果堪称蔚为大观。那些经典作品，要么秉持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和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既有作家对大自然的身心双重体验，又有作家长年在沙地、湖畔生活观察的过程；要么谴责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给世人以警醒和震撼，同时倾注了作家对地球母亲和大自然的敬畏和虔诚之情，流露出浪漫的情调和色彩。而中国生态文学则是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与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相结合并加以改造和变异的产物，尤其是“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惯性及社会功用，过多地控诉和批判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的社会现实，精神生态的浪漫主义文风甚为鲜见。从某种程度上，固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贴近现实的生态保护意识，但与西方文化中的超越精神有所不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更多地将关注点聚焦于现实和道德层面；而在对“真实”追求上，又缺乏西方生态文学中对“美”与“善”等超越现实的成分，更多地带上具有自身特色的儒家文化及老庄思想。由于中国作家偏重于关注现实的书写倾向，对于浪漫的艺术理想追求显得乏力，个人对于自然生态的思考也难以有效而深入地展开。这些差异难免影响到原有的生态文学思潮的内涵和精神的传达。相对而言，西方生态文学从最初的关注自然保护转到关注世界的全球化的同时，更多地对生态保护地域进行美学、伦理学和历史观照，而中国生态文学尚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中，尤其是相关的理论批评，与国外相比明显滞后了。在西方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后期就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多种研究文章、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等大量出现，为一些国家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参考。这方面，台湾的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并在解决生态危机诸多方面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在中国大陆，该领域的研究依旧备受冷落，尚未形成本土生态文学研究气候，进而去探讨一些核心问题。总之，在整体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的因素不仅影响着生态文学艺术世界的宽度与品味，也以其特殊方式作用于具体的写作。另外，对于生态文学的重视程度所形成的创作与研究氛围同样必不可少。因此，要突破当代生态文学写作的瓶颈，增强创作的原创力和内在含量，关键在于解决好文化的问题。
三
审视当代生态文学的文化问题，首先对生态文学写作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要求。当代生态文学总体上的文化缺失，反映出当下作家集体性的文化贫血或缺钙：一方面是作家自身文化素养的欠缺及文化视野的局限；另一方面乃是写作者越来越不甘愿在文化层面多费心思，即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加之生活资源、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匮乏，结果是生态文学写作越来越变成一件与文化疏远的事情。显然，急功近利是于事无补的，唯有在探向文化深处的书写中，有的放矢地进行长时间的准备、积累、思考和沉淀，摒弃即时性、跟风式的凑热闹写作，才能找到当代生态文学的文化问题和实质。任何不具备思想文化价值的作品，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表征。
那么，中国当代意义上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取得突破的关节点在哪里？首先是作家要走出人类中心论的影响，力求呈示出新的人与自然观和生态整体观。有学者认为，人类具有生态本原性，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永享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保障。而人类许多问题的解决，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为了以诗意的方式栖居在大地上，我们应以敬畏的态度、亲切的关怀和真诚的生命意识善待自然，爱护环境，重视生态。倘若仅仅停留于现代版的放松心灵或时尚旅行文字上，抑或停留于探险体验上，甚或停留于保护生态的呼吁和简单的自然向往上，就难以深入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深度，难以在审美创造和审美价值表现上向大自然无限延伸而达到更理想的艺术境界。
回眸巡视，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即早期海峡两岸中国作家已开始对环境问题提出了种种担忧，由此文学领域出现了对环境问题关注的主题文学，并从不同层面对森林过渡砍伐、淡水资源匮乏、黄河源头萎缩、草原迅速沙化、动植物惨遭灭种、城市污染严重等生态现状，展开了一系列描述、披露乃至批判，的确发人深醒，也引起社会各界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重视。大陆的徐刚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性作家，先后推出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绿梦》《倾听大地》《中国风沙线》《地球传》《长江传》《守望家园》等；刘先平、刘贵贤、哲夫、何建明、李青松等作家也在遥相呼应中投以热切的眼光，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共同发出保护自然生态的声音。而台湾作家生态书写的兴起，源于他们自觉的环保意识，故又称“环保文学”。如宋泽莱的小说《废墟台湾》、刘克襄的报导文学《随鸟走天涯》、陈煌的《飞鸽的早晨》、余光中的诗《控诉一支烟囱》，还有马以工、韩韩所写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心岱的作品《大地反扑》等，或开拓了环保文学的创作领域，或充当这一领域的重要角色，对于唤起时代的生态环境意识，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皆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引导和启迪作用。例如，台湾政府对红树林这一珍贵物种的保存，就得益于当地生态文学作家的四处奔走与撰文呼吁，类似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主要采取报告文学的形式，创作手段较单一，较多地停留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层批判，尚缺乏对人性冲突、生命关怀等生态主题的深入挖掘。”［８］因为“生态”不只是简单的环境、单纯的动植物，也非仅仅是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生态治理，“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文化价值层面的状态，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尊重、友好、和谐。”［９］进入１９９０年代，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恶化和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两岸的生态文学从创作形式到创作成果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出现了生态诗歌、生态散文和生态理论作品等多样化的形式，尤其是生态小说创作已成为生态文学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倾向于将生态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及中国边远地区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生态文学独特的民族性特征。”［１０］于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生态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尝试和坚持一种文化姿态的写作，并陆续推出了一批富于文化含量的作品。如张抗抗的《沙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雪漠的《狼祸》、满都麦的《雅马特老人》、魏微的《沿河村纪事》、关仁山的《麦河》、李佩甫的《生命册》等，或涉及传统乡村与环境生态意义上乡村的复杂现象，或涉及民族历史又具有生态文化的意味，或涉及地理环境和日益恶化的现代环境，既体现出对大自然满怀柔和宽厚的深情，又穿越现实层面的生态到人的精神层面的生态；既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和改变生态现状的强烈呐喊，又突显出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个别作家在其作品中则反复强调了自己的自然生态观，比如著名作家张炜的多数作品，包括早期的《古船》《九月寓言》《能不忆蜀葵》《刺猬歌》，特别是那部４５０万字的原创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共由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等１０个单元组合的宏大叙事，可谓包罗万象，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一部足踏大地之书，一部行走之书，它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史证和心迹，既有对大自然美丽的描述和讴歌，又有对物欲、对喧嚣世界和环境生态等问题的深刻反思。此外，他以“野地”、“山野”、“乡土”等为主的散文同样具有整体精神意识的生态观，其中对土地、历史、文化、精神的坚守，传达出一种远远超出形式自身的意义，让大自然成为他整个文学生命的寄托。
台湾作家中对生态书写的坚守最为执著者当推刘克襄，他总是不断尝试各种写作路径的可能性，几乎为整个台湾生态文学的掘深和推进，贡献了最为积极也最具分量的心力。他在“自然”想象方面，在人与自然互动模式的处理方面，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话题。《旅次札记》《随鸟走天涯》等作品，经常以人类居住活动领域之边陲为观察、书写范畴，包括稍早于“小绿山系列”之前的自然史著作及其对台湾古道的调查，无不开启了一种不同的自然观察与书写视野。相对于标榜“幽微天启”的吴明益、偏好荒野的徐仁修，从海洋获得心灵解放的廖鸿基，以及风靡一时的如陈冠学、林清玄等的“田园体”写作，刘克襄的“自然”想象，显然是一种趋于相对多元的“在场”：既存在于湿地中的水鸟，也体现于古道之中，又呈现在都会地带的居家环境周遭。饶有情趣的是，台湾原住民作家作品中那种回归部落生活、试图重新寻回原始世界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的探索性写作实践。可以说，“企图回归生活这个人类文化最为关键、也最能体现人文色彩的板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叶前后的台湾生态文学，开始有了不同的尝试。尤其是刘克襄的‘小绿山系列’与原住民文学的重要成果。然而，这些尝试尽管已经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还存在着某些需要人们继续思考、想象的空间。”［１１］在消费式阅读、浅阅读流行的时代，在图书快餐市场的进逼下，作家能够选择和坚持这样的写作姿态，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然而，对于这类写作来说，“伪文化”的问题有时更需要加以警惕。换句话说，即便某一富于文化内涵的题材本身在作品的叙事层面得到艺术性较多的展示，也未必能提升作品的文化品味和审美价值观。
实际上，在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写作的文化问题方面，中国文学是存在着缺位或错位的。因为生态文学的文化问题最关乎的不是表面文化的内容，而是具有深度的文化识见和精神内涵，唯有深度开掘才能在沉淀中呈示出生态书写的厚度。是故，理解和实践生态文学写作的文化维度，必须同时理解文化穿透文学的这种方式，方能激发生态文学的创作活力和写作可能性。
结语
毋庸讳言，两岸当代生态文学的写作面临着巨大挑战，也面临着诸多机遇，如果不启动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那么留给这一写作领域的艺术提升空间就会显得十分逼仄。这应该是两岸生态文学的艺术问题，也是当代所有热爱自然生态的文学书写者面临的文化艺术课题。相比之下，当代华语生态文学在文化思考和文化底蕴层面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还远远落在世界生态文学之后。甚至可以说，目前两岸生态文学与世界优秀生态文学的最大艺术距离，不是文学的距离，而是文化的距离。文化所牵动的是文学的整个艺术肌理、艺术神经和艺术格局。有文化的写作与缺失文化的写作，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止是停留于单纯文化空间的，而是作品整体艺术的质的差异。从这点上说，谈论和评价两岸当代生态文学的艺术未来并不存在单独的文化话题，触动它、激扬它、呈现它，就是触动和激扬生态文学的整个艺术生命世界。唯有从容自如地进入它、抵达它，才能真正进入并抵达生态文学的全部艺术生命问题。这关系到生态文学写作的未来性，也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美学领域，且牵涉到更为立体的未来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逐渐清晰辨认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艺术姿态和文化蕴含，让生态文学因此而呈现出未来的特质，从而取得属于自身应有的话语权。
可以预见，作为一种绿意盎然的文学写作实践，在全球化语境下，在通向未来的征程中，两岸文化视域中的当代生态文学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１］参见高彩霞主编：《生态文学作品导读》前言，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９］李鲁平：《生态在文学中的位置》，《文艺报》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３］［１１］参见蓝建春：《从自然写作到生态文学：绿意盎然的台湾文学实践》，《文艺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
［４］吴秀明：《生态文学三人谈：“大地伦理”与平等意识》，《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
［５］［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张汝伦校，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９－９３页。
［６］［匈牙利］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３－１９７页。
［７］程虹：《自然与心灵的交融——漫谈自然文学》，《文艺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８］［１０］于宝英、田国立等《中西方生态文学表现特征的比较性分析》，《河北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原载香港《文学评论》２０１６年６月总第４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