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后变化之分期

约翰生撰写的政治文章大体分三个时期。显示其从激进趋于保守的人生之旅，如罗素比喻人生始出溪水渐成激流终没入大海。

早期（1737 －1740）

约翰生参与社交活动、写政治评论，以其到伦敦生活为起点。1737年（28岁），约翰生在家乡办学失败后，与学生加里克一起到伦敦谋生。不久他就在《绅士》杂志谋得一份杂工，做编辑写文稿。年轻气盛，思想活跃，激进情绪自然随时表现。

此时，他写有几篇批评英国“第一届首相”（当时无此称）沃尔浦尔(Robert Walpole)政府的文章。他的讽刺长诗《伦敦》（1738年5月）显然含有反政府的暗示。老一辈知名作家蒲柏（此时50岁）也持同样立场并赞扬他的诗歌。

文人相仿效。蒲柏模仿贺拉斯写反政府讽刺诗，而约翰生便模仿朱弗利第三讽刺诗，把其说古罗马的腐败寓意于今伦敦。诗里攻击政府主张常备军，消费税，养老金，执照法，回避与西班牙战争和其它问题，反响着反对党（托利党）在国会对这些问题上的抗议声音，同时也混合着攻击政府执政的道德的宽松、无神论和罪犯泛滥等社会治安管理问题。

诗歌《伦敦》有几行诗句直接嘲讽乔治二世及政府，多数诗句体现出泰勒斯（公元前640古希腊哲学家）的“告别词”。有人猜测，这可能根据诗人萨维奇的看法，因为他自愿准备流放到威尔斯。此时约翰生也许认识或不认识他。后来为其写评传。

有学者指出，约翰生本人反对某些“爱国者”称赞他这首诗，而普通读者即使增加热爱的伦敦情绪，也无法判断其“弱点或虚假”。如果说这不是他的伟大诗歌，仅是因为他有《人类希望的幻灭》比它更好而已。

 福克福利克教授（R. Folkenflik)强调，从政治上说，作为有用的盟友和热情的人，约翰生会放弃自己反对“辉格党”参战的立场，以其同样的方式思考大多数的具体问题，如认为英政府参与反西班牙战争，与恢复国家荣耀被沾污的原则有关。此刻他能被看作是个十足的辉格党人，却不违背雅各拜或托利党主张的“国家”至上主义。所谓有“立场”而不弃“是非”。

约翰生曾说过，一个聪明的托利党和一个聪明的辉格党，他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的立场或思想的方式不同。因而，有传记者强调，约翰生的“个人自由和独立”精神，证明其有辉格党主义。 温伯特（Howard D. Weinbrot） 从国会作用、权力、人民自由和革命正义四个方面表明约翰生的看法与辉格党建立的规范是吻合的。

《马魔》（Marmor Norfolciense），写于1739年4月。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是篇给约翰生带来“臭名昭著”的诗文。其文发表时没有署真名。当时约翰生也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三流写作文人。所谓名声不好，不过是据传政府要拘捕写这篇讽刺文的作者。

约翰生以“不理它”（Probus Britannicus） 笔名，虚构出一个故事，有斯威夫特式打油诗的趣味。说有一位考古学者，擅长拍政府马屁，在国会领袖沃尔浦尔家乡选区，发现一块石头，刻有古代拉丁文寓言诗。开始不知所措，不解释于心不安，而越解释，越增加寓言冒犯当局的内容强度。

如解读恶魔时，说反对派正利用这些恶魔控告政府的失误。政府现在按兵不动，害怕法国军事优势的威胁，只好让国家民族利益屈从于汉诺威王室的尊严。文中考古学者故作书生气加以评论，以政府无能为代价，表现自己的机智，把政府已有明确对法国进出口贸易政策的界线故意说的含糊不清，暗示政府在大难来临前，踌躇不前。

又如解释古诗歌寓言里最大胆的句子，“若国王改变他们的法律，而国家则要改变他们的国王”。考古学者认为，它暗示詹姆斯二世被废原因，可马上又放弃问另一个简单问题，这是否同时意味着现政府要作出更换国王的决定。约翰生指出这个政治敏感问题，预示着其后的乔治二世三世及后来女王与国会政府之间都有互为依赖、互为制约的关系。

当这篇诗文失去其当年直接反对国王反对政府的实效性后，福克福利克教授学者反问，我们现代人究竟欣赏这位作家的虚构想象还是他的政治悟性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也许就是智者约翰生的可爱之处。这让我想到智者钱锺书有同样政治敏感。他说过“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的真言。（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为舞台演出法辩》（Complete Vindication of the Licensers of the Stag），是约翰生抨击国会“舞台演出法”（“Stage of Licensing Act of 1737”）的文章，发表于1739年。因为这个“法”，剧作家布鲁克（Henry Brooke ）的戏剧《古斯塔夫斯血迹》（Gustavus Vasa）不能获得执照演出。这出戏，根据格林（D.J.Greene）教授说，是“站在反对党的宣传立场，公然讽刺英国政府。”

 当时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在上议院强烈反对这个“法”，而能与他一起反对此法的议员却寥寥无几。约翰生以假装拥护支持“法”的口吻来攻击其要害。行文狡谲。

 文中“作者”说自己是个政府雇用的写手和奉承者，弄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反对所有的优先提议，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爱国者”如利特尔顿(George Lyttelton, 1709-1773， 英政治家) 和皮特（William Pitt,1708 -1778，英政治家)如此关怀下一代的道德教育。约翰生以布鲁克作家本人为重要例子，判断“当代诗人”就是政府的最大敌人。他这个政府“发言人”，为维护自身权利，也应对“法案”公正性作出最大胆的辩护：“我们的目的是赋予新特权，不必考虑理由也有权利做事，而这些在过去是要提出理由才能做的。”

在布鲁克这出戏里，一个瑞典英雄推翻了外国统治者和他的腐败政府，可反对这出戏的“辩护者”，表明自己如同“马魔”里那个解读石语学者一样无奈，面对“赞成自由和热爱国家”的抗议情绪很无能。他寻求有这么一天，“除了公报，什么政治都不必读；除了桂冠诗人，什么诗歌都不必看”。

有学者认为，这篇有些滑稽而讽刺味十足的文章，值得人们多些给与关注，可看作是一篇矛头指向“辉格党”的作品。约翰生后来对审查制度的看法比较复杂，可他对“执照”的批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如他词典给出“执照”定义：“一个许可证的赋予，通常是权力的工具”。

 政府在1738年试图以违背特许权的理由，压制报刊对国会辩论情况的报道，不让人们有知情权，以免国会内部的讨论被社会舆论左右。这显然针对某些杂志舆论，要他们闭嘴封口。

 鉴于此，《绅士杂志》从1738年6月起公告，他们不再发表下议院的辩论，但会报告上议院议员“麦格拉”（ Magna Lilliputia）的报告，为读者了解辩论和争执焦点。虚构这位议员名字而发表的国会讨论辩论“报道”，生动滑稽，趣味十足，很快成为《绅士杂志》吸引读者招牌特色。 

其开始由古利福（Lemuel Gulliver） 的孙子以“麦格拉议员辩论”为题执笔。1738年6月－1740年10月，格思里（William Guthrie）执笔，约翰生帮助编辑修改。格思里离开后，1740年11月－1741年6月， 其报告汇编来自刊物竞争对手《伦敦杂志》的材料，约翰生经手写12月和1月的两份辩论。

 从1741年7月至 1744年3月（两年零八个月），约翰生为报道执笔人。其后由霍克斯沃思（John Hawkesworth） 执笔，直到1746年12月告一结束段落。

 期间刊物，在布雷克教授(O. M. Brack)看来，有霍克斯沃思等人模仿约翰生文笔文章，有时请约翰生写些简介，还有约翰生为文谋生应急信笔写下不少杂文，这些都导致后来人或当代专家辨别的困惑，难以分清哪些是约翰生作品。因此原因之一，集美英澳专家于1955年开始新编《约翰生全集》（已出24卷）至今未了情。

 约翰生开始是改写别人撰写的报道，其后便是自己想像的“独立创作”（Sole composer）。鲍斯威尔用此词表示其重要性。胡佛（B.B.Hoover）教授认为，这些国会辩论可能发生在从1740年11月25日到1743年2月25日期间。应该说，约翰生不只是这些辩论的“报告者”而是“作者”。这类斯威夫特式的刻薄讽刺文体，很可能都是约翰生创作的。

尽管约翰生说过，国会里“辉格党”不会有这么好的报告，然而，这些辩论并无表现出明显的反辉格党倾向，反而是对所谓“爱国者”或党派间敌意之争有更多反感和批评。

约翰生把国会议员的名字乱拼写成“窝铺”（Waleop－Walpole)， “疲塌”（Ptit－Pitt)， “蛤虾”（Hafilax－Hailes)，给予喜剧化的嘲笑。这些报道基本上是严肃并具有深意的，难免贬低国会权威机构。约翰生显然喜欢与这些国会“演讲者”如约吉（William Yonge）和康沃尔（Velters Cornewall） 那样，以大谈本地水果好来开玩笑，敷衍严肃问题。

这些国会议员所以得到“恶名”，约翰生曾告诉作家墨菲，他写他们时，“十分注意这些辉格党狗们不应有最好的表现。”由于政府的支持者或不少反对者都是辉格党人，因此，不清楚他写这些人时具体特指哪一个人。多数学者现在看他写得这些争辩，都为他能恰当真实描写而感到惊讶，因此，虽整体上可说是轻视国会，而明显地反对“辉格党”的偏见却不表面化。

当“爱国的辉格党”（Patriot Whigs）取得权力并表明与其同党前任政府不同时，约翰生发现他们比沃尔浦尔政府更糟糕。因此，他改变从前一些“是非”的看法，敬佩当年沃尔浦尔让国家免于参战的做法，而这个战争约翰生是赞同支持的。

这些反映“国会辩论”的政治讲话，约翰生后来也有些疑虑其所起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都不是“逐字的”讲演笔录，是他文学想象与政治观结合的游戏文字。

在1740年后期，随着沃尔浦尔的倒台，“爱国者”举止并无改变，如从前部长们一样,腐败的源泉未断绝。此时约翰生的文章，可读作他对政治的幻灭。他在1743年《绅士杂志》抱怨，“反对党的斗争虽引起公众的关注，而所有谈话的问题和所有学识都屈从于政治”。第二年1744年他停止写这些“国会辩论”。显然，在《人类希望的幻灭》（1749），他暗示在人类如奥林匹克那样庄严的活动和欲望中，政治事件业仅是沧海一粟。如他后来为哥德斯密斯《旅行者》（1764）写联句诗表白那样：仅去承受法律和国王所创造或治理的这部分/人类心灵何其狭隘。（How small of all that human hearts endure/The part that laws or kings can cause or cure.)

    在约翰生看来，政治的重要有其根本的局限性。这也是人的局限性。因此，他强调有些事人类必须承受容忍，考虑到生活还有比政体政事更多的方方面面，何况政体也在随时发展变化。这些想法其实也反映在他写的“国会辩论”文章里，道出其当代人如鲍斯威尔夸他所以要“顺从”的理念。

    若不细究英君主政体与中国专制政体不同，便可以约翰生貌似有“逆来顺受”的东方理念之名来评价，而失去其顾大体之实。约翰生其后这个转变或无奈，实际让其思想提升到高出于政事的境界，所谓入其中又出其外。如同他视最好的文学也不过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见笔者《约翰生的诗学观》，《诗探索》2013年第1期）。政事也是如此。

     然而，约翰生对他生活所处时代所在世界的评论，在他从事文学的早期，无不带有他对英国政治现状强烈不满的倾向。他在《伦敦》赞扬过的“爱国者”，到了他的《人类希望的幻灭》（1749）里，竟成了讽刺和摈弃的对象。

 这首“幻灭”诗虽不聚焦在当代英国政治上，还是反映出一系列的政治形象，如宗教和军事，主要是从前世纪的人物，如沃尔西（Wolsey），威尔利（Villier），哈利（Harley），斯特拉福德 （Strafford），克拉顿 （Clarendon）， 劳德（Laud）， 查理七世（Charls VII，罗马帝王）和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Charles  XII）。 

 约翰生诗行（191—222）关于查尔斯十二世，无疑是“雅各拜”的英雄代称，可他不会赞同雅各拜的篡夺王位行为。如《冒险者》99期所说，“他希望把凯撒，客提林，薛西斯，亚力山大，查尔斯和彼得大帝都捆绑起来”（参看笔者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第128页）。这反映出他反对战争的思想与限制自己对政治历史兴趣有某种因果关系。

 早期愤世嫉俗的约翰生转入冷静思考的中年。

 中期（1750--1770）

1756年，《文学杂志》创刊，同时国内发生的政治大事件是，英国参与“七年战争”（1756-1763），主要与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沉默了近十年的约翰生又有机会参与政治写作。此前他忙于写《漫步者》道德文章或编辑出版英文词典（1755）。

 曾为多斯利（Robert Dodsley）的《校董》（Preceptor，1748）写的前言，约翰生已明确表明，要维护英国君主立宪的制度，教育公民遵纪守法。《文学杂志》，持续了三年，最初是让约翰生围绕“每个月的政治和文学历史”进行选题。在第一年，他写的多数是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 

《介绍英大不列颠的政治状况》（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State of Great-Britain, 1756），是约翰生在新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定下其要扩大他当代历史学家作用的基础。其论述从伊丽莎白（1558）到当时乔治二世的历史和外交政策，批评詹姆斯一世软弱，特别对法国崛起问题无能为力，也留下其对沃尔浦尔政府实行缓和政策责备的暗示。

约翰生反对所有根据贪婪和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民族利益的政府行为，提醒读者“如果失去美德，没有人能成为伟人。”（No people can be great who have ceased to be virtuous) 

他对英国剥削北美土著人非常愤怒，而提醒国人注意，法国人因待他们友好而受到土著人支持。这种局面，他认为，将威胁英国商业和进一步扩大殖民地的利益。显然，他的骂恨，实际是一种对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约翰生在骨子里是英国民族主义捍卫者。

法与英在北美殖民地开战后，有可能威胁到英国本土。英寻求途径，与俄国结联盟。尽管如此，扩军计划在国民中不流行，在约翰生看来有必要并推荐的《民兵法》（Military Bill）。此法案最终没有在国会通过。

另一个增加军队的办法是雇佣外国人为英国战斗。约翰生认为，为英国的独立，有必要这样做，尽管情理上很难说服民众，一个以勇敢著称的民族，还要外国人救命帮忙。

《文学杂志》发表英俄条约摘要和约翰生的事务“观察”（Observation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1758，8-9月）。他谴责双方不公正，侵犯领土，更主要关心的是人民的幸福平安和社会的稳定。“诚实的人不会期许双方打下去”（No honest man can heartily wish success to either party) 。他同时忧虑，本无兴趣领土的法国，不断向南部扩张地盘，并得到印度支持。为此，他提醒人们面临战事严峻的局面。

另一篇“观察”发表在1758年《宇宙》杂志上。（格林教授1942年首先发现这个材料）这个杂志提供人们英法开战后的关于前方胜败的消息。

约翰生写观察，主要提醒在后方的人们要心智健全，不要道听途说，为胜利假象冲昏头脑。如8月26日，他的观察文章，既庆贺夺回法国控制的洛斯邦（Louisburg） 地区的胜利，又对这个胜利的意义加以谨慎评价,劝阻国人不要有他所说的“民族的疯狂”(the madness of a nation)。在后来一期，可与《懒散者》20期比较，警惕国人不要过于为胜利发狂。约翰生讽刺挖苦，暗示即使占领巴黎，胜利意义也非十分重大。

此外还有十几篇文章或书评，如为判处死刑的英海军上将放弃救援地中海梅诺卡岛的失职事故行为辩护，多有涉及政治问题。他把英国与法国在美殖民地的争吵，讥讽为不过是“两个强盗来搅乱一个乘客”。在战争期间，出于民族主义，他替英国着想打赢战争，而出于国际主义，他反对这些野蛮战争，尤其一些反战出格言论，自然引起政府干涉，其编辑位置后来不得不被撤换替代。

 1760年局势变化。乔治二世突然去世，乔治三世接其祖父位。尽管英国在加拿大地区取得战败法国决定性胜利，新国王厌恶战争，要求取消对德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卷入“欧洲大战”的经济援助，甚至一度解除常在国会上鼓动战争并直接指挥英法战争的老皮特首相。1762年英法签订“枫丹白露条约”，法国退让法属加拿大，而英国归还法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此时靠边站的老皮特批评政府在条约问题上太软弱。

     新国王为赢得大众支持，主张让国会开放各种政治观点，引导争鸣有利于其政府执政。约翰生开始“受宠”。在乔治三世继位后的第三年，他获准政府养老金（1762， 53岁）。其后，受到乔治三世国王在图书馆的接见谈话（1767）。新总理布提伯爵（Earl of Bute）就给养老金事告诉他，这不是给他想打算做的任何事，而是给他所已经做过的一切事。其实，对他文学贡献的这个奖励，自然免不了包括他坚决反对“七年战争”的文章。

事实上，此时新国王喜欢约翰生反对战争的立场和态度，支持其是非原则。布提伯爵和乔治三世都有意图让长期受压的“托利党”人感到，他们挑出这样一个严厉的反对派作家来以正试听，无非要表明托利党在新政府有地位，可以有所作为。

 这个政府“立场”转向，反倒难为一向敢言“是非”的约翰生了。 考虑到他从前给“养老金”的定义和害怕自己因此失去独立人格，约翰生接受这年薪三百英镑，心里不安，前后掂量。所谓怕吃人嘴软。

 政府开明政策开放，加上约翰生好朋友、酒厂商人思罗尔先生代表“辉格党”在1765年区选获得席位，顺利进入国会成为议员，导致约翰生有些看法发生转变，成为政府支持者。

在接下来几年，尽管流传有关推举约翰生成为国会议员的谈论，却无实际结果。约翰生此时还同意帮助“辉格党”的国会议员马尔顿（Mamilton）寻求古典学者的工作岗位。可见他这个号称“托利党”人与朋友“辉格党”人还是能和平共处的，不讲“立场”反讲“友情”了。 

 其间，约翰生有几年忙于编辑《莎士比亚戏剧集》（1765出版），帮助朋友写书评，为思罗尔先生准备地区选举的演讲稿。1767—1773年，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牛津大学发表就职法学教授演讲。此前是约翰生秘密地帮助他上任准备演讲稿。这些演讲更多体现英国保守政府的概念，强调国王的地位，英宪章的重要和个人的权力。有学者指出，有些段落对宪章表示轻视，如同是一个“很少前瞻未来”“很少了解过去”的男爵写的东西。这听起来却很像约翰生的声调。

一路从年轻气盛、中年无畏走来，约翰生进入固执保守的暮年。

后期（1770 －1784)

1770年后，倾向“托利党”主义的诺斯（Frederick North）领导国会。其政府（1770-1782）的理念政策与约翰生想法吻合，自然得到约翰生支持。此前，1763年，接受养老金的约翰生有被要求用笔来帮助政府，他不情愿，因此，内心不安，为是否要退回“养金金”而身心受折磨。此时不同，轮到这个合其主张口味的政府，反倒让约翰生自觉自愿主动干政，写下最引人入胜也最争议不休的四篇系列小册子，打下他有些固执保守的思想烙印。

值得说明，这些“亲政府”文章，与其前“反政府”文章，只是他思想在不同政府时期的一贯表现，没有投机取巧，刻意拍马屁，仅是碰到了“对”的时机，“是非”直接等同了“立场”。

 可是，这只是正“对”国王政府的时机，而不对社会时潮主流，不对多数国会议员的看法。由于这些文章，特别第一和最后一篇，约翰生今天常常被人看作是个“顽固不化的托利党人”（A Tory diehard）。若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来看，他这些文章还是有很多合理的逻辑。这些文章虽说荣辱共存，可当时和后来习惯贴标签者，一直都视其“辱”多于其“荣”。“反对革命潮流”“反革命”的高帽名号，自然便戴在了他头上，如紧箍咒般不可脱身，至于“真相”“真才识见”却被淹没在口水声中了。

下面介绍这四篇小册子。

 一．《虚假的警惕》（The False Alarm，1770）是约翰生本人最“引以自豪”的第一个小册子。其背景是，名声不好的威尔克斯（John Wilkes）在区代表选举中，赢得胜利，击败对手，可他的政敌攻击他没有资格当选议员，因为他过去犯有诽谤罪而入狱两次。

根据国会内的投票，威尔克斯被宣布不适合成为服务目前国会的成员。在第二轮选举中，尽管威尔克斯还是得到多数票，他仍不被国会认可。国会宣布一个比他得票数少的人作为国会代表。以当今倾向看来，国会直接去罢免一个区代表的行为、尤其以道德标准来判断其代表资格是不合适的。历史似乎已经谴责约翰生小册子为国会辩护的“反动和粗暴”。庆幸，近来学者开始摈弃这是一部领取养老金人的“可鄙的书”的看法。

   约翰生在此文支持国会对品德放荡者威尔克斯的开除，并同意使用“一般正当理由”逮捕法办他。“因为威尔克斯的被解除，导致了目前的抗议活动”。那些支持者认为，威尔克斯不能仅被国会的一个决议所除名。有人引用，只有国会法案才能有罢免权。这样做破坏“自由”，导致“宪法危机”。

  面对众人的反对和“警惕”，约翰生坚决捍卫国会，认定国会的决议不违宪，行使其“正当理由”。他认为，国会有合法权力，根据道德理由行使它任命其成员的正当权力。他为政府的功能作用作出一个精辟的历史概述：

“政府因偶然机会形成，靠权宜之计逐步改进，不断从偶然的建议中，它们的缺陷被发现。这些是从未被公认的理论所验证的。它们是用不同材料，由不同的设计师根据不同的计划盖起来的建筑物。人们应企图修订它们的不恰当，也许很容易就拆毁，却很困难地重建它们。”

 有研究者认为，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能让我们对约翰生看法有更平衡的判断。在约翰生写小册子时，国会的独立被认为是“自由”的基石。在捍卫罢免威尔克斯的行动中，约翰生实际上是支持国会的“自治权”。尽管流行看法是“自由”受到威胁，即使有冒犯党性（不合“托利党”原则）的问题，也不能劝约翰生有不同的思考。这恰好表明其“独立之精神”，论“原则”而不顾“立场”。

 整个小册子的主色调是，那些反对国会决议的人，他们所宣传所表现出来的“警惕”是“虚假”的。不仅威尔克斯是个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者，非真诚的改革者，而且他的行为还被最普通的大众支持。这让约翰生带着极大的怀疑去思考群众愚昧或大众暴力的问题。这回响拍拉图对雅典国民大会是多数人暴政的忧虑之声。

小册子最精彩的片断是，描述支持威尔克斯的群众“请愿过程”，讽刺这类典型选举活动的荒唐，并确定威尔克斯的案子与“自由”无关。约翰生坚决反对政治家利用大众情绪，搞群众运动，制造仇恨气氛，破坏正常秩序。因为在约翰生看来，若让那些没受教育的人，决定议会事情和国家大事是危险的。煽动起来的乌合之众，不仅攻击权威，而且破坏国家制度。

这个“维护秩序”，似乎是他一贯的所谓“贵族立场”。尽管约翰生本人决不是个贵族，他总是要站在法理法制的立场去看政治问题。他认为，政府有合法权和统治权，民众应顺从和接受管理。比起“选举人的权利不能破坏”， 他更关心政府的职能。因此，哈德教授说，应把这小册子视为探讨政府“管理的科学”。

  约翰生对待威尔克斯支持者的态度，提醒人们注意，同样是约翰生同情为“穷人”的人群，有时会被他攻击为“乌合之众”。《虚假的警惕》也攻击“托利党”在“正当理由”上所保持的“严格的中立”，一个不多见的他公开不同意国会“托利党”看法的分歧。

   从约翰生思想行为看，他既不求激进也不讲平等。他不会是后来搞出更进步“改革法”（Reform Bill,1832）的政治家祖先，也不会是无阶级社会的鼓吹者。鲍斯威尔在传记提到，麦考利太太（Mrs Kenneth Macaulay）很奇怪，他怎么把政治原则与道德，不平等与顺从调和起来，约翰生回答说，“人类在一个不平等和讲顺从的社会是幸福的。”“我是一个顺从的臣民，因为顺从导致社会的幸福。”基于这样深刻的意识，他反对乎乌合之众的无理性的喧闹，也从未想过自己这种看法有不人道不民主自由的问题。

 另一方面，约翰生反对“精英统治”(elitism),如他写詹尼斯书评《詹尼斯对自然和原罪的自由探索》（Soame Jenyns’s Free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Evil），直接对其“天生贫困者应保持无知教育”的理论提出质疑。他不认为有“永恒的民族性格”(permanent national character)，一切都因状况不同而变化。

  正是约翰生这些虽矛盾又“独立之精神”的看法，难免不让“立场”不同者去判断其“是非”，更可为现代专制社会利用其思想资源，尽管他太自由之精神、太坚定之宗教信仰、太反对革命之态度，还是让革命社会专权政府尽量回避之。这恐怕是约翰生失落于中国的根本原因。即便倡导“和谐社会”后，官方宁可拿孔子也不情愿拿约翰生背书。李克强2015年访问英国特意到约翰生伦敦故居参观，国内中文媒体却只字不提，恰当表明官方政府对其暧昧棘手态度。结果本可借此宣传增加游客量的故居终因此受影响。

 二．《思考最近关于福尔克兰岛的处理事件》（Thoughts on the Late Transaction Respecting Falkland’s Island，1771年3月），涉及英国与西班牙围绕一些岛屿主权的冲突，进而导致两国外交危机的问题。此时约翰生早已放弃好战的立场，用羞愧的眼睛看殖民地的争土夺地的历史，表明这是“暴风雨打击贫瘠地”的行为。他描绘战争的残酷，阐述打这场战争的不实际，批评那些纵容战争的看法。其中对一些人物给予“尖酸刻薄”的讽刺。

  他回顾历史，引发读者对“爱国者”所提倡“士兵要为英国光荣生，笑着死”主张的否定。他猛烈攻击朱尼厄斯（Junius，以此化名特指的内阁大臣老皮特),因为其在1766 -1768任英国首相期间和后来国会代表都有过激的主战言论。约翰生认定，从战争中什么也得不到，只会满足那些有意要从战争得到利益的人。这是他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散文佳作之一。

   三．《爱国者》（The Patriot，1774年11月）的写作背景是，在美殖民地开始新的独立危机之前，英国国会解散，准备开始大选。在报上，有人发表文章，抱怨“爱国者”即选民偶像崇拜者占了大部分席位。有人却发出警惕，那些从前的议员都是“假的爱国者”。

  在这本小册子，约翰生向英国选民致词，表明要暴露那些参加化妆舞会“爱国家”的人的“利益和野心”。比较“真”与“假”，其更侧重注意识破假爱国者的面目，而并不关心投真爱国者票问题。

   积六十年阅历，他提炼出富有启发后人的格言。如他曾说过，“爱国者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他对“爱国者”一词认识也有变化。1773年修订词典，他把“爱国者”定义为“一个干扰政府的派系”。当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借用爱国主义维护极权，可过激的爱国本身谁说不是“干扰”甚至毁灭其政府的派系呢。后来思想家智者关于爱国者的言论可与约翰生格言作比较。[1]

四．《税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1775年3月）。这最后一篇小册子争议最大,给约翰生带来“大坏蛋”名声。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虽是最大赢家，独自占有印度，取回加拿大，而巨大的战争费用，国内无法承担，需要转嫁北美殖民地。自1765年制定“印花税法”（Stamp Act）以来，英与美殖民地关系日益恶化。法案越来越层出不穷，也越来越激起美国人的抗议和抵制。法国不忘雪耻，为几年前输给英国挽回面子，乘机帮助支持美国独立。一旦美国独立，英国在南半球建立澳大利亚殖民地，以便解决其囚犯过多难以安置的问题。 

 针对美殖民地人呼喊口号，“没有议会代表，无需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同时根据一个引语“除非暴政和暴力，国王或政府不应超出其权力范围，让那些没有议会代表的群体未经其同意而交税”，约翰生借此攻击“美国的篡权者”，写了这篇坚定捍卫英国政府立场的文章。

 他认为，殖民地人虽无议会代表，但与其他英国人没有特殊不同，都应纳税；他们是自愿移民美洲的，也就意味自愿放弃了本土的代表权；英国有责任负责美洲的国防保护，他们应该交税参与贡献。他对美殖民地的态度，导致与他最好朋友、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e）的意见冲突和立场对立。 

美殖民地远离英国，终将成为一个国家。随时间推移，其可能性越来越大。有人早想到，如果英国政府放弃管理权，独立不可避免。若殖民地不服从，英国就要施加管理。真有独立一天，那一定是“可怕的场景”。（James Otis’ Vindic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约翰生与这个想到流血事件的看法略有不同，他以自己深信不疑的大英中心观点来观察，殖民地就是要服从英国的权威和民族利益，恰同乔治三世主张美国屈从而不是英国和解的认知合拍。

当时并不是所有英国绅士议会代表，如约翰生那样持不灵活的态度立场。有人认为，生米熟饭，英国已无能力维持远方秩序。从许多对约翰生小册子的批评看，很多人都同情美国。同年发表的《税收，暴政》，就借用了约翰生的语词来嘲讽他。

约翰生也许在许多问题上都想到，每件事都应根据它的自然特性改变或废除，可是却对“政府每个法案都是为了公众利益好”坚信不移，因此，无法接受地区的分割独立有任何好处的意见。他认为这样“独立”的要求，“整个服从的结构就会立即毁灭，法制消失，混乱盛行，没有权威去管理，没有义务去服从，整个社会化解，陷入个人的骚乱中。”哈德教授说，尽管准备庆贺另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起义，约翰生还是不忘其热爱的纪律秩序。《税收，非暴政》的辩解符合他的一贯思想。显然，他表现出对“顺从”多么忠诚和顽固。

 美国赢得战争和获得独立的事实， 让他在世七八年（1776 －1784）活在不识时务的讽刺挖苦中，尽管他厌恶美国的情绪在晚年还是那样依旧故我。

 继他逝世后的二三百多年间，许多以革命名义的战争潮流，经常社会动乱、秩序颠覆、朝代改代的局面，无不是光明与黑暗的交替出现，显示人类进步缓慢或进一步退两步的实际，那些理想空想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蔑视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逆行，更是文明倒退的征兆。

 无论历史进程如何，身处和平时期，约翰生的冷静与理性的思考，还是能给人有益的启事，探究这些人类前行难免的激进血腥进步，究竟带来更多的是幸福还是悲哀或是无奈。

 上述约翰生的主要政治思想，还散见在他的《漫步者》，其关于废除死刑的主张，在他死后的1818年还激起过政治辩论。其他如《幸福谷》（1759），《漫步者》（1761）《苏格兰旅行记》（1775）《诗人传》（1779--81）里的言论，表明了一种“没有政治目标的政治”。若要全面地研究约翰生政治思想，应把他所有著作都考虑进来。

思考与小结

一．约翰生的政治思想“是非”观与其人道主义、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紧密联系。在信仰中，约翰生的英国国教信仰，让他厌恶不讲原则信仰、破坏秩序的言行。在党派互争中，约翰生不全以立场论是非。即便“雅各拜”与“托利党”彼此有联系又相区别。约翰生不是“雅各拜”，更多倾向于“托利党”；他反对与托利党对立的“辉格党”，可他有辉格党的朋友，如同他常嘲讽苏格兰，却有鲍斯威尔那样忠诚的苏格兰朋友。这些矛盾现象，都应从他有时有“立场”，更多时讲“是非” 或有人情来理解。

  通常一个只讲“立场”的人，是不论或难顾“是非”的，而只讲“是非”的人，是不会受当权政府欢迎的，除非对上号。

约翰生的前半生，讲“是非”，无疑有反政府倾向，他不很得意，差点被逮捕；中期讲“是非”，反对战争，文学编辑工作被撤消；后期他讲“是非”，赶上一个与他持相同近似观点的乔治三世国王，而国王恨不得借他之口说话，而他用不着如梁启超那样拒绝当年想当皇帝袁士凯拿20万元封口威胁其就范，而是自愿自觉执笔，表达其一贯主张。

这里时代、国王立场变了，而客观地说，约翰生未变，可谓以不变应了万变。简言之，他在“是非”问题上，用理性说话，尽管带有情绪，但决不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他用脑袋写出的政治文章还有时代的穿透力，在某个点某个面某个观念上还有智慧力打击力感染力。

 二．约翰生政治思想变化，主要反映在对待战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约翰生从早年“激进”转入晚年“保守”，如同智者钱锺书早年有“偏见”的《写在人生边上》晚年有“圆说”的《管锥编》一般。

 约翰生对人类基本需求和殖民主义早有看法。他说过，“自由，对每个民族的最低层人来说，不过是选择工作或避免饥饿。”（见《英国普通士兵的勇敢》，笔者译《人的局限性》，第162页）这类“有饭吃、吃饱饭”的政治主张，在极权国家常被反复教育民众，成为维稳的国策，似乎与约翰生看法一致。可深究下去，其区别不同的是，他是在可以自由讨论争议的体制下去寻求社会“和谐”，反对战争，更无情批判那些打着爱国主义名义的无理性行为。

 在对外战争问题上，约翰生常反诘，我们为“自由”听到那些驱赶黑奴的最高喊叫声后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样的提问不是约翰生的一个修辞策略，而是他一贯主张。他反对奴隶制的观点和反殖民主义的看法，很早就交织在一起，而这又是从他对英国商业贸易自我满足和他的人道主义这些信仰里生发出来的观念。

他发现，欧洲人的“想象的领土”，导致了“掠夺，血腥和荒废”。他对殖民主义引起的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结果表示悲哀，说“如果亨利（Henry，葡萄牙航海家）的设计策划能沉睡在他自己的怀抱里，那么对压迫者是幸福的，对被压迫者确实更加愉快。” 

 晚年他恰好碰上相对保守的国王和政府，他不但能发表“四篇政治小册子”，而且它们无疑自然地成了政府的代言文。研究者都肯定指出，观点全出自他，无勉为强作之笔。显然，他不受风气而改变，不对潮流而退却，多少有点不识时务，顽固不化。

然而，他见证美国十三州独立（1776）后，虽讨厌美国情绪不变，却没有再写小册子反对，多少有些孔夫子的“成事不说”态度。若能再活过“一百年”，依这个他“存在即合理”的“时限”，他肯定会认可美国的合法化。

三．约翰生的政治思想体现其关心国家民族利益，却无狭隘民族主义。英国战胜法国的举国狂欢，怎么也激不起约翰生的“爱国”情绪。然而，应该说，约翰生一生处处都在维护大英帝国民族祖国家土的利益。其爱与恨、其战与不战，无不基于他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总体考量。虽不合时宜，也争辩是非，尤其到晚年被称为顽固“抽搐的托利党人”。

基于其个性文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英国既典型又顽固的“爱国人士”，尽管他非常讨厌爱国者这个称号，可他英国人身份特征、精神财富、卓越智慧之烙印，却异常鲜明立体突出，无疑成为英国的民族魂。比之莎士比亚更有特异鲜明的英国佬味。

福克福利克教授认为，政治家的约翰生，是个尖锐的敌对分明的讽刺家。他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政治记者。他晚年的政治转变为捍卫政府的立场，从内到外都赞同政府，反对可见的激进变化的威胁，可如果把他看作“反抗历史潮流”则只能歪曲他的观点。这样一个说过“为穷人立像样规则是对文明的真实测试”的人，这样一个坚决反对死刑，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包括对爱尔兰的天主教的压迫）的人，是走在他时代的前列的。可这样的看法又为约翰生讨厌的辉格党看历史的观点作了大力宣传。因此，要准确公平地评价约翰生的政治思想，人们必须看他的全面。他的“立场”终因其“原则”“是非”而能得到长久的思想价值。这也许是文人撰文干政的一个最好结果。

四．“理一分殊。”（参考钱锺书《管锥编》的具体论述）。事理就是一个，方式却可表现不同。 约翰生一生所要捍卫的是英国君主立宪后的民主政治，其谴责批判或维护争辩，自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不能以反对美国战争的立场是非或法国废君主的激进行为，作简单的“革命”与“保守”的价值判断。

 现在越来越清楚，“革命”“保守”是个非常“名”。“革命”后要看进行什么样的“实践”。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革命旗帜干反革命反人民倒退社会践踏文化的历史太多太沉重。“文革”不就再现了约翰生笔下那“法制消失”的场面吗。

比较激进启蒙思想家，“保守”的约翰生的可爱之处，在于他讲真话，真正从心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强权政治或反对自己的人怎么说。我以为，今天读约翰生政治文章，依然不过时，给人震慑力量，余音绕梁。因为他“看的全面，看得远。”（He that see all this, sees very far)成事不说。“事”不在，“理”还在。

     约翰生虽文章智慧深刻，却“谈话为取胜”，在一些人更过分强调他的政治立场。这主要来自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约翰生看法”。鲍斯威尔面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乱，落笔想到的是极力写出一个“顺从”讲“秩序”的约翰生，以此抵抗法国对君主立宪的英国的威胁。现代学者常挑战那些把约翰生看作不知时变的“抽搐的托利党人”的看法。

 近些年我在介绍约翰生时有些“困惑”，感觉不能只讲鲍斯威尔那个“顺从”而不提不顾他不“顺从”一面。说他的“反动”“反革命”实在是个“立场”而不是“是非”的判断。所以，事过境迁，“立场”无关利益，重要性退而居次，而他的“是非”观却随时上升，好比“保守”可转化“激进”、曾经“反动”后来“革命”，又好比当今社会转型人世变迁的是非观念颠倒。约翰生政治思想，伴随其哲理文采，依旧闪耀智慧之光，仍然值得今人去学习思考。高山仰止。这是我这几年不遗余力（不喻于利）去学习他或介绍他的动力。其精神人格，我们这个时代尤其知识界文人应取为榜样，用智慧脑袋去做人作文。笔者网上读书笔记，杂志专题论文，出版五本译作《约翰生传》《幸福谷》《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传记奇葩：萨维奇评传和考利评传》及“序言”，都在检验我学习介绍约翰生的主客观性。最后要反问自己，我是站在约翰生立场论其是非吗。

参考书目：

Hardy,J.P “Introduction” in Hardy(ed)(1968)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Dr. Johnson, a selec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awes,Clement,“Samuel Johnson’s politics of contingency” in Clingham and Smallwood(eds)(2009) Samuel Johnson after 300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lkenfli，Robert. “Johnson’s Politics”，in Clingham(ed) (1997)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anlan,J.T.“Samuel Johnson’s Legal Thought” in Clingham and Smallwood(eds)(2009) Samuel Johnson after 300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笔者《走近约翰生 －文论集》之一）

[1] 英国政治家爱德蒙Ÿ柏克，“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英国作家奥斯卡Ÿ王尔德，“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爱尔兰剧作家乔治Ÿ萧伯纳，“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其他的国家都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德国作家歌德，“煽动爱国情绪，只有在最低等的文化之中，才有最强和最暴力的效应。”中国现代学者胡适，“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才建造得起来的！”中国学者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2016-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