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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写作生命的三大因素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6-10-28 10:44:54  浏览次数: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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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走在路上,情状各异。一个诗人作家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他到底能走多远,能延续多长的创作生命,能获得多大的文学成就,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或为后世留下什么?这些都是十分有趣而引人深思的问题。除了具有天赋、才情、禀性等先天性因素外,作者自身的阅历、学养、能量和气度,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文学不仅是观念和美学问题,也不只是技巧和方法问题,还有作家自身的问题、时代语境的问题、潜在文化结构等问题。就此而言,所有的写作者笔下的文字,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

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均有着不同的文字气味,说明文字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往往决定了作者自身的写作生命。就以20世纪中国诗人作家为例吧:郭沫若风华正茂之时就写出新文学史上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杰作《女神》,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其诗歌写作越来越糟糕越差劲;何其芳在20世纪三十年代写出散文经典《画梦录》,过些年又写了《我歌唱延安》,到了后来散文写作几乎停滞了;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获奖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风发生了巨大变化;沈从文、曹禺以及诸多同辈诗人作家到了解放后,或者说到了生命晚期几乎封笔了。反之,像冰心、巴金,还有穆旦、蔡其矫等诗人作家健在时,即便走向岁月的黄昏,依然笔走龙蛇,后劲十足,佳作迭出。台湾的余光中、洛夫、王鼎钧等诗人作家如今虽年届高龄,但一直以来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态势。如此等等,颇为耐人寻味。其中的缘由相当复杂,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述尽。

如果说学识和阅历皆是后天养成,才华乃是拜先天所赐;那么,学识可以托起皓首穷经的鸿儒,阅历足以产生洞烛幽深的智者,而才华所造就的应是天地间的精灵,既能俯仰于天地,又能自由而灵动。有的人天生为文字而生,他们的文字思想深刻,语言丰美,充满睿智而不乏温情,令人为之叹服。这样的写作,甚至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写作,是天赋和才华的体现。而大多数作者的写作,则依赖于生活、积累、勤奋以及后天的修炼。世界上除了极少部分作家属于文学天才之外,包括许多知名作家在内的大多数写作者都属于后者(参见王韵:《文学正道是沧桑》,《文艺报》2016年7月29日)。由此可见,一个写作者想要延续写作生命,卓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更需要勤奋和悟性。同时,需要不断学习,需要拥有超前意识,需要心怀敬畏文字之心,并且在融会贯通中做足后天储备乃至境界格局的提升。通过一番粗略分析和思考,可以看出,有三大因素(条件)起到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一是成长阅历,二是知识结构,三是精神能量。

说起成长阅历,我们可以从外格和内质的综合来看,起码有三种:一是读的历程,一是走的历程,还有就是心的历程。可以说,一个写作者的阅历大致包括读书、行走和心路这三重层面。前者的阅历大多来自于第二自然,即对经典书本的阅读、理解和把握;中者的阅历多指来自于第一自然,即对大千世界的亲近,与自然万物的对话,包括如何看世态,察人情;后者主要来自于自我,包括自我对话、心灵跋涉和个人的内在定力。中国古代先贤早已道出其中之奥妙,留下了警醒的至理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环顾当下,多数诗人作家往往急功近利,一旦小有名气就很少读书看报,有的甚至把反文化反知识反传统当作“先锋”行为,把读书,尤其是阅读经典当成可有可无的事儿。某些诗人一辈子固守在小圈子内,走的路实在太少了,有的连国门都没有跨出,还在那里自我吹嘘自我炫耀,存在着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态,甚或产生“自恋”情结。是故,视野、眼界、见识大打折扣,令人不敢恭维。尽管特定的地域性(环境)对诗人作家的写作有着深浅不一的影响,而寻找属于自己的创作视界或精神根据地显得至关重要。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一个写作实践者,走出与回归、借鉴与更新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纵观古今中外大诗人大作家,庶几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有心人。在华人作家中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而走向世界的。

何谓知识结构呢?同样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它包括一个人的求知、积累和涵养。但知识必须转换成智慧和能力方能发挥作用。一个明智的诗人作家,要学会在广泛吸取营养中吐故纳新,要以不安分又不守成的姿态走出书斋,善于在与自然与世界的对话中,求新求变,做最好的自己,不断涵养自我人生,如是,才能永葆前倾姿态。知识结构往往随着年龄的递增或时间的流驶而退化,倘若抱残守缺,意识陈旧,思维滞后,创作水准会因为视野的局限、知识的匮乏而停滞不前,甚至如江郎才尽,更遑论超越和突破。对此,当代文坛巨擘王蒙先生曾强调:作家必须学者化。这不仅是经验之谈,而且提出了一个并非是真理,却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艺术命题。

目前诗界文坛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过于注重或强调常识,或则一味反知识反文化,这是一种致命伤。其实,日常生活常识是无须过分强调的。懂常识,是每个生存的个体必须具备的,哪怕是目不识丁的老妪,也有最起码的生存常识,何况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作家。其实,常识本身是另一种知识,是最基本的日常的那一小部分“知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根据和普通要求。在笔者看来,诗人可以反常识,但不可以反知识。譬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物理(常识)上反拔的夸张,在情理上却是一种审美(知识谱系),这是诗人把日常生活常识通过语言修辞转化为诗性智慧的结果。可见,知识反不得,反了,诗就失去其艺术魅力。如果诗人仅仅局囿于常识,把白发的长度如实地写上,像说明文那样,诗就失去味道了,写“愁绪”就缺乏艺术表现力,或如白开水一样。当下的“口水诗”往往存在此症状。

所谓精神能量,应涵纳一个人的精神资源和生命容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精神能量可以从四个基点来加以理解:一是审美理想和生命姿态,二是写作伦理和精神底蕴,三是悲悯情怀和超越意识,四是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一个人的艺术生命境界与自身的人生修养是相辅相成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程度的境界就写出有什么境界的作品。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显然,能够保持长久而旺盛生命力写作状态的作者(学者亦然),其精神能量一定是相当巨大的,而且总是具有心怀天下的胸襟、包容万物的气度。或者说,能够给人带来正能量,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温润和力量。

中国历代经典名家无不认为,从事写作应从修身养气入手,而不能徒然劬劳憔悴于章句之间。是故,“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这种修养,包括高尚的品德、宽阔的襟抱、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见闻。至于如何提升生命境界和人生修养,或以为“养而致”,或主张“学而能”,或则从“不平则鸣”、“文穷后工”等角度,强调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对于开拓情怀、积聚文思的重要作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出尘俗,自然丘壑内营,自成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明·董其昌《画旨》)尽管董其昌是针对绘画而言的,但这种见解同样适合于文学创作。正如清代文学家张潮所言:“文章是案头山水,山水是大地文章”。

絮叨至此,足可窥见,人生阅历的局限、知识结构的欠缺、精神境界的低俗,乃是制约或阻碍诗人作家延续写作生命的主要瓶颈。人生与文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选择。生存或者毁灭,停滞不前或是汹涌向前,这是个问题,也是一种选择。人生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自己能做什么,生命和激情往哪里投注?同样是一种选择。要选择当诗人当作家,到底当什么样的诗人当什么样的作家?应写什么样的题材和作品?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写作以及怎样写?这一切,皆是一种相当个人性的选择。说到底,写作是一种手工劳动、思想劳动、生命劳动,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的事业。但这并不说明写作仅仅是为了宣泄自己,或表达个人的小情绪、小意见。被誉为“世界华语诗坛泰斗”的诗人洛夫说过,写诗不仅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是有价值的创造。我对诗歌有自信,才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对诗人来说,写诗就是为了回家,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洛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和心路履痕便是最好的注脚。其诗歌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以及诗人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之间进行整合和交融的美学嬗变,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以及持久性的写作,可谓令人刮目,也令人为之心驰神往。

认真说来,一个能够持久延续写作生命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心灵的挖掘者,一个生命的耕耘者,一个灵魂的探险者,一个精神的引领者。而这,恰恰是作者自身具有深厚的修养、独立的思考和自在的生命精神使然。因而,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需要有丰厚的积累,包括知识、阅历和情感的积累。至于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作者寻找自己、突破自己、创造自己,完善和提升自我的过程,更是充分展示清新、自由、深刻、睿智和广阔而又不失灵性的艺术生命过程。一个作者要延长自己的写作生命周期,让写作朝着有序而健康的方向运行,重要的是如何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局限,具有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或者说,只要在不满现状中寻找突破口,探寻新方向,拓展新局面,并对写作在品质上进行某种不同程度的突围,就能在自觉和创新中延续自己的写作生命。谨此,不妨借引星云大师的《生命之歌》作结吧——

                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

                生命不是躯体∕而是自性

                老人不是年龄∕而是心境

                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

2016年8月写于泉石堂(原载《语言与文化研究》2016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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