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欣逢中国和澳大利亚建交45周年，中澳两国在政治互信、经济互惠、人文互通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郝金斯教授所说，在“一带一路”的新时代，我们的文学交流恰逢其时。在“一带一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理念的指引下，加强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将有利于增进民心相通，而文学交流是各国人文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几十年来，我们两国的文学交流日益加强，作家互访不断，两国作家作品的互译出版更有助于增强两国作家和民众之间的深入了解。中澳文学论坛就是我们友好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作协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间的文学交流，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差异中探寻共性，在包容中尊重多元。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丰富了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和不同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也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多彩的生活样态、精神脉络和文化积淀。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文学交流的领域和模式，不断深化和扩展思想表达的内涵和视野，进一步在文学翻译、创意写作、网络文学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为世界文坛的百花齐放贡献自己的热情和智慧。

亚历克西斯•赖特

我该如何解放思想，写出不同的东西？

我研究澳洲以及世界各地的故事已经多年，这是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以便让我的工作具有实用价值（包括写作）。令我越来越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我讲故事的能力，让我的故事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人们一直在讲述我们的民族故事，但是土著居民并没有参与故事创作。所以问题就在于如果别人讲述我们的故事会对我所创作的故事产生影响，那么我又怎么成为一名“土著”作家呢？我想要探索，如果其他人害怕我们，并将这种恐惧灌输给我们，那我们还能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吗？我为什么还要创作呢？我为什么还要创作我已经创作的故事呢？这些是我在努力创作真实故事的过程中想要探索的问题；另一方面，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被其他人讲述的关于我们的故事所影响，习惯性地讲述着一类故事？我该如何解放思想，写出不同的东西？

盖尔•琼斯

复杂的文化环境或许有助于写作

  “唐人街”位于布鲁姆市中心。尽管这里也有一些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和白人经营的商铺，但是只有挂着唐记、荣记和方记这类招牌的中国商店才最吸引我。除此之外，阳光电影院也是一个充满了想象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天真烂漫：他们生性自由，珍爱这些独特的异国风情，还追求不同体验带来的快乐。我并不是想感伤童年时代或者描述那段时光，我感兴趣的是流动而富有活力的想象力为何能够在这里产生；以及这些想象力又是如何在与其他事物的种种邂逅中形成。中国面条、中文、烟火、以及中国人的面容等中国元素，在成人的生活或写作中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却对我对文化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时常想，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或许正是我成为一名作家的基础，这样想来也是件浪漫的事。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写作时我们作者的身份似乎是固定的，但实际上却是临时的，随意的，不断变化的；而语言本身则像阵阵清风不时地吹打着我们。

魏微

迁徙与欧美文学

 迁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了，非但在中国，众所周知，澳洲、欧美等国也都在被这个话题所席卷。那些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城与乡之间的大量的移民和迁居，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少数几件为各国、各地区所共有的事实之一。

 中国有句古谚叫“树挪死，人挪活”，意思是说，倘若一个人处在困苦、逆境中，那么换个地方生活，或许就能改变逆境。我想，这也是迁徙之于人的最大魅力，通过变迁、游走、流动，借以改善、改良生活。无独有偶，《圣经》上也有类似的劝诫。《出埃及记》是一篇关于信念的动人故事，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人带领一群人迁徙，从而获得新生的故事。

王十月

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

 流动。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景象，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志与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近四十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如果中国作家无视这个巨大的真实，回避它，不去书写，这代作家是不称职的。正如，如果唐诗没有杜甫用他沉郁的诗歌将个人离乱与家国动荡记录在案，那一代诗人是失职的一样。

所幸，有许多人在书写中国这一段经验，这样的书写被称之为打工文学。打工文学这个叫法自然不科学，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叫什么文学，我想介绍的是这样一种文学的存在。在中国，它被认为是低级的，是边缘的，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但我想，这样的中国经验，是我们这代作家必需面对和回答的：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阿来

文学就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地域

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向着世界敞开。这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经济开放政策。更重要的是，从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已经向着世界全面开放。到今天，在很多时候，在中国，一个作家成就的衡量，并不是以其用中文这种语言表达中国这个地域的各种经验是否充分，而是以其在西方世界的别种语言中是否受到欢迎为标准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的真实现状与西方呈现的中国文学图景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偏差。这种情形对我本人是一个提醒。

人都生活成长于不同的地域，无论流动性增加到什么程度，这种由地域规定的语言与现实经验还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至少在现在看来就是如此。世界文学的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那么，我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构建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过于急迫地走向另外的世界。因为这种急迫可能使我们会以别人的标准去扭曲自己丰富的，自有风范的，并且可能日趋圆满的世界。在我看来，文学，是为了呈现一个流动的地域。文学家，以此方式加入世界的对话，而不是为了在对话中受到欢迎，而去捏造或扭曲一个地域。

伊沃·印迪克

在澳大利亚做文学出版商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概念性”的出版商，而不是商业出版商。这是因为，当我出版一本书时，我所关注的概念总是超过这本书或作者，即关注澳大利亚文学的概念；或更笼统的，关注整个文学的概念，甚至更理想化的，关注我们的子孙后代。幸运的是，确实有机构——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州政府的艺术部门以及大学等支持这些宽泛的工作理念，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或是直接资助，或是将我们的书列入课程教材。澳大利亚也有很多文学奖，支持了文学出版商从概念上而非商业上去思考问题。

刘方

纸质书将继续是出版的主要形式

       虽然数字出版等新的出版形式越来越成为出版的重要构成，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阅读市场中纸质书应该还会继续是出版的主要形式。首先，是人们长期以来养成的阅读习惯难以彻底改变，尤其是中年以上阅读者，他们习惯了纸质阅读介质，阅读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手段，还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其次，不少内容的呈现在目前阶段，还没有更适合的纸质介质替代物；第三，数字出版在中国因为商业模式尚未成熟、产业链条不完善、技术更迭过快等原因，没能出现预想中的高速增长，而且它所遇到的难题几乎无法跨越：数字出版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来源于纸书。只要数字出版不能建立起一条完整的出版产业链，在内容生产端还依赖传统出版业，就远远谈不上颠覆传统出版业；第四，技术的发展在有利于数字出版的同时，也会助力传统纸质出版的发展。；第五，按需印刷的普及让小印量纸质出版轻而易举。出版印刷行业的技术进步也正在让纸质图书生产成本更低。

朱燕玲

出版的前景与理由

       在人类文明史中，语言文字是进步的基础，包括其衍生产品在内，无论载体有何种变化，出版物者都是思想者、知识界和读者间不可或缺的桥梁，承担着文化和知识传播的重任。优秀出版物的交流，也是历来各国人民间深入了解、增进友谊的重要渠道。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多年的出版人，我这样看待我的工作：我坚持做的，无外乎是促进文化积累和文化交流。所以，除了认真编辑刊登国内作家最新作品的《花城》杂志外，从2009年开始，我还策划出版了大型文学译丛“蓝色东欧”，计划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整理出版中东欧当代经典文学作品100本。目前已经出版三十多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我相信对中国读者了解中东欧、了解世界，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韩静

翻译是沟通，翻译是跨文化交际

        翻译语言就是翻译文化。翻译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识别并翻译源语言文本中隐藏的和无形的认知和文化语境，以便目的语听众理解。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种语言和文化不存在同一性。翻译过程中如果要寻找对等时，我们需要明白不存在无差异的对等，而且对等不等于复制。拿一个看似简单的例子来说，走路时有些人的脚习惯向外转，有的则会向内转。这种情况用中文描述是外八字和内八字。中文最初是属于表意语言，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英文对应的词语分别是“鸭脚”和“鸽脚”，画面感十足。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中文表达更客观，英文表达更“多彩”。如果把中文“你走路是外八字脚”翻译成英语“When you walked, you had duck feet（你走路时的脚是鸭脚）”，虽然指的是同一个行为，但英语读者感受到的和中文听众感受到的有很大不同。

李尧

让我们的作品，有尊严地走向世界

       汉学家也好，中国学者也罢，在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都不能以外国读者不熟悉、不了解、看不懂某一作品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为借口，就肆无忌惮地删节、修改中文原著。翻译的功能之一，恰恰就是要把别的民族不熟悉的东西，包括所谓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介绍给他们。背离这一原则，就是对翻译的背叛。我接触的国外的出版社和作者没有一个人允许译者肆意删改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我们的作品走出国门时就要遭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是具有战略性的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这是需要我们世世代代走下去的伟大事业。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应该肩负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让我们的作家、让我们的作品，有尊严地走向世界。

安东尼·欧曼

评论的价值

       关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评论家有某些基于社会形态和同代人的价值评判模式，他们会就文学在社会形态框架内所能扮演的角色对文学做出评价。

       教“慢读”的老师们呢，对价值有着不同理解。这种对“价值”的理解，很不幸和开始时我提到（且一直会首先提到的）的“直觉”的概念一样引人深思。

       价值即指含义本身的价值。细心研读文学作品的评论家们所关心的“价值”，正是评论家研读的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意义。

       评论就是对一本好书的“含义”（且必定和许多其他书籍相关）进行充实、强调或例证，评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评论家能将充实、强调或例证做到什么高度。相应的，这也给了其他人学习如何“理解”的材料，从而帮助他们理解得更深刻。

本·丹汉姆

生态，多样化和文化

       BBC系列纪录片《地球脉动第二季》（Planet Earth II）第六集名为《城市》，它讲述了生存在世界各地城市中心的动物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和其他动物文明的诸多碰撞，而这些动物或是面临致命结果，或是成功地适应城市环境。虽然通常是其他动物被迫适应我们人类构建的环境，但《城市》在结尾描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愿景：我们可以通过建设高密度城市，为比城市中现有的更大的物种多样性提供栖息地，实现对环境的适应。

       对有着强烈浪漫主义情感的人来说，这种构建的生态系统的愿景可能会令其十分困扰。但我认为文献和生物科学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见解，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关于自然的浪漫想法，并探索曾有着深不可测的深度或难以穿越的荒野的海洋都市或森林城市。

谢有顺

为批评立心

       那何为批评之心？我以为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其中，又以义理为最高。批评的义理，不仅是指思想或哲学，它也是指文学的道义与艺术的原理。不合义理的批评，即便姿态勇猛、辞章华丽，终归偏离了文学的大道，而难以服人。而讲究义理的批评，又要有实证精神和文体意识，才能使它所坚持的义理得以落实。实证，就是考据，文本的考据，关乎艺术细节的欣赏，人物性格的逻辑分析，情感冲突的发现和探讨——所谓的细读，其实就是实证，是一种艺术形象的还原。       文体，是说话的方式，也是语言的风采，是修辞之美，也是文章之道。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这个“言”就是修辞，也是文体。有怎样的义理，也就会有怎样的文体。情感如何节制，说话如何把握分寸，个性与激情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如何互动，修辞立其诚，这都是文体的艺术。

李朝全

批评是一种选择

      批评是一种选择。选择的结果一是推介给读者观众，引导阅读欣赏风尚，提升受众文艺艺术素质。一是面向作家，引领创作思潮与趋向。一是对优秀作品进行经典化、历史化，使之进入文艺史、艺术史、文化史。文艺批评的力量包括其本身所具备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也包括对文艺创作的反作用力和推动力，读者阅读鉴赏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真正的文艺批评者由于其对文艺创作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思想哲学、艺术审美层面的深入开掘，对目标读者的极大关注，对艺术特色的执著追求，因此往往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取更为开阔的视野，抱更为宽宏的胸怀，对自己的批评对象进行审视、研究、剖析和评判，犹如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师，手握解剖刀或手术刀，对自己的解剖对象或患者进行认真准确科学的剖析或手术治疗，不仅能揭示病理病变，指明疾患，更能疗疾治病，使患者躯体更为健康、更趋完美。这样的文艺批评对被批评者和广大受众都是有益有用有利的，对文艺创作的发展则是不可或缺的。

大卫·马斯格雷夫

诗歌中的听觉场景分析与声音

       正是由于我们容易误听、误解且选择性地接收信息的倾向，才使我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可能途径来取得进展：请容许我强调，此处我并不是在说“虚假新闻”，或是对气候科学的顽固无知；而是把评论限制在诗歌领域。与我们对古典信息论的期待相反，比起在全是寂静的孤立状态下听取打断的言语，人类大脑在拥挤或吵闹的环境中，更容易正确听取并理解受阻信息。这就是阿尔伯特·S·布雷格曼（Albert S. Bregman）所说的“听觉场景分析”，我认为它对我们思考诗歌中的“声音”有些启示。如果杂音、误听等表面混乱不仅自然，还有助于产生新的含义，又会如何呢？

如果不是单单在系统和连贯中找出抽象的难点和分离，如果这些的来源也是声音本身、音色、声调、重音和响亮度，还有氛围、共鸣和或许更为重要的多重性，又会如何？说话声音中的冗余标志着对可理解含义的充实的理解，正如它们在杰罗姆·罗滕伯格（Jerome Rothenberg）的翻译中可能做到的那样，但是它们也可能标志着对不同形式的押韵及它的近亲韵律重新燃起了兴趣。这样做将成为回归主体和分裂的自我的另一种方法，或许是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它会展开听觉场景中的指示意图，并带来通过诗歌的探索。

杨克

从对现实深刻关注的有限中看到无限

1980年，我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是我，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第一次读到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我十几年前曾写过文章，提及当年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豹》这首诗时对我的精神冲击。从此，可以说在几乎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狂热读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包括各种文艺理论和哲学，深受欧美文学和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强调自我，认为如何写比写什么重要，如梁小斌所言; 一块蓝手绢，从阳台上飘下去，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

       可是写了30多年，回头看我自己的诗作，诚然，如作家余华表达过的类似的观点：我以为自己是手法翻新的现代主义写作，到头来才发现其实骨子里是现实主义写作。

       我曾说过：“我写关于世界的诗歌，将现代性锲入现实关怀，把个体生命融入时代语境，呈现特定生存空间的元素，同时坚信为人类写作。”与“现场”和“当下”构成紧张关系，具有面对和处理“当下”的能力，一直是我贯彻始终的有别于许多诗人的写作追求。

郑小琼

将庞大的事物钉在诗歌的墙上

诗歌中的词语具有无限可能性，词的多种意义像不断交叉的路径，不断地蜿蜒伸展交错，让我们的表达有了无限种的可能性。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时，将一些具体的事物，比如图纸，铁锈，机台，钢针，螺丝，胶片，合格纸等，不断通过某种暗喻来呈现内心的精神感受。这些支点性的词语有时如一枚铁钉，能将庞大的事物钉在诗歌的墙上，它让图纸铁锈等日常事物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比如斑驳的铁锈便可以隐喻起伏不定的人生，“铁”可以隐喻不同的内心情感，忧伤，疼痛，喜悦等，大大地拓展了“铁”在艺术表达中的美学意义。

铁、铁锈、起伏不定的人生、内心的忧伤与喜悦等这些事物与情感我们早已知，如何通过有效的词语将其内在关系连接起，让我们的诗歌有了区别于以往作品的新的方式，拓展原来固定的意象审美与情感表达，在我的诗集《黄麻岭》中，我探索对“铁”“雨水”“锣钉”等工业词语在现代诗歌的美学意义，实现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发声。我相信每一件事物中都包含着不同的诗意，诗人们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发现已存在于它身上的诗意的一部分，诗歌要不断冲破日常事物以往固有的条条框框的樊篱，让它承载新的意义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