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了，读《北方的白桦树》，这个民族在那个岁月的那些个“细节”,却分明地看到它们有着这样的特点：它们既具有可追溯性，因此用它们来观照历史，便不动声色地就剥出历史的真相； 它们又具有前瞻性，检测这些曾经的细节在今天的“活性”，便能知道今天在发生什么，明天或不远的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景象—如果“科学地”、“持续地发展”下去。

细节当然是人物的细节。《北方的白桦树》里的不幸的人物。他们的可追溯性，在于他们没有哪一个是孤例、罕见的，他们是一个庞大群体里的普通一员，时代长轴上绵延着的人物，这个民族浪淘尽的不灭的灵魂。

比如57年反右当即便落入政治深渊的那一对热恋中的毕业班学生:一班的小班长李玉瑶跟她男人范长虹，他们一个是右派，一个竟然被打成“反革命”，被带着手铐押去流放地；—书中这样写道：“…犯事儿是犯在老范身上，他仗着自己是转业军人，去过朝鲜，打过仗，硬气，鸣放那阵，就对党委书记何锡林开了重炮，说他睡了外语系的女学生是道德败坏，就为这，打成了右派”。

“李玉瑶……她这人认死理，憋不住心里话，于是闯进了党委办公室去质问何书记，她就问，毛主席不是事先说好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不是还号召大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怎么老范只是说了事实就要治他的罪呢”？于是也把她定为右派。她愤怒了，于是有次在棉花地除草，便污她故意铲断棉花苗，罪行上升为“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

她是被如此押往黑龙江的：“他们的六人座上就坐了五个人，空下的一个位子没有让人坐。李玉瑶和范长虹面对面坐在靠窗的位置，陆文举坐在范长虹的旁边。挨着过道这头的座位上，面对面坐着两个年轻干部模样的人，把住了座位的出口，……陆文举和范长虹手都搁在车桌上，明显地没有手铐。只有李玉瑶下巴搁在桌上，几个月没见，她那张小脸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两眼无神地望著窗外。她的手藏在桌下，……”原来，“她的双手都被铐在桌子下面的那根桌腿上，为了迁就她的手，她就只能一直伏着腰把头搁在桌面上了。”（『01 发配』路上）

当年沙皇要求叛乱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必须离婚，并制定了新的法律，立即生效。（瞧，沙皇还真懂什么叫“法治”）…沙皇还宣布，凡想随同流放者的妻子将作为苦役犯一律剥夺贵族身份，不得携带子女和任何财产，终身不得重返家园。

即便来自沙俄的“细节”也不孤单。百多年后新中国一样呼应。

当年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单位里的主任工程师段伯伯，原中央大学毕业生，有一个大女儿，我称呼她“段姐姐”，就在北大化学系学习，57年毕业班，她是班上的团支书，她的男朋友同班，特厉害，是学习尖子，四川人，那年被打成白专典型，开除学籍，退回原籍四川成都。北大逼迫段姐姐同他断绝关系，段姐姐拒绝了，这后果就是，段姐姐虽然成绩很好，却被分配到山西一个小县城的化工厂。后来没有法子，不干了去了四川，曾跟着她丈夫一起当过小商贩，后来怀孕了，没法那样生活下去，便回到父母身边。

我至今还能想起看到段姐在八区居委会打杂，吹哨集合家庭妇女开会的那个样子。她丈夫后来的故事就更长更曲折，一个四川硬汉子，坦荡而且仗义，终于监狱成了他的归属。这边，熬到1970年，段姐同她的女儿也被下放到了江苏高邮，有过好几年艰辛的日子，后来突然发现段姐是如此一个化学奇才，被一家化肥工厂要去，便回城了。庆幸的是，段姐生下的这个女孩，童年少年坎坷，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又读了研究生，据我母亲告诉我，女孩一毕业，叫上她的也是研究生的男朋友，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四川老家，去寻她从未见过的坐牢的父亲。

如果苦难也可以比较若轻若重的话，段姐一家的苦难不亚于这部小说里那对一起流放到黑龙江的年轻夫妻，虽然在第二十章『李玉瑶』文字间里让读者担忧着或许他们的遭遇已经接近了“夹边沟右派厄运”的边缘，“李玉瑶”这个“来自无锡”太湖的山灵水秀娇小美丽的姑娘，最后拼死逃出劳改农场，只是为了腹中的胎儿能活一命。细节依然相似。

我这里换个角度看。

1825年12月党人的起义失败，书中谈到其中一位十二月党人沃尔康斯基公爵面对沙皇可以赦免他但“他必须下跪认错，并保证永远忠于沙皇陛下”的条件时，他直接对沙皇说：“陛下，而我希望您处分您的臣民取决於法律，而不是取决於您的欲望，任性，和一时的冲动。”结果引来沙皇的勃然大怒，吼道：“这个公爵是混蛋!”“给他戴上镣铐！”是沙皇直接决定了这批起义的十二月党人的命运。

1957年的反右，这百万右派分子的命运又是由谁直接决定的呢？代表“组织”在处分书上写下结论的“就是屎球蔡一个人”，一个新任的“党支部书记，专门从外班调来的，为的是加强反右斗争的领导”，因为球场上的臭球而得了这么一个绰号， “我记得，屎球蔡有一次当众失口对周季斌（学生中唯一的一名校党委的委员）讲到，“这两天我光是写同学们的组织结论就把我的手写酸了，脑子里面的词都用光了。”（『01 发配』路上）多少人的一生的命运就如此被扭曲在一个人渣的笔下。

一位学院老师，当年被从南京押送至青海劳改了二十多年，最后在他的档案袋里，只有当年的一张铅笔写下的字条，说此人是“反革命分子”。二十年后，连平反都觉得“无反可平”。虽然没有当面问过这个肤色黝黑只象个荒野里牧羊老汉的老南京，觉得他太冤、大半生被人糟蹋得太荒诞，可说“荒诞”又有点昧了人该有的良心。没想到吧？这位我们作为学生旁听过一次也能称呼为尊师的汉子，回来能给南航基础课部的力学教授们上课。

这是东方的特色了。

六十多年来，人民遭受的苦难，没有表达会过头的，只有还远远没有揭露出落成文字的。记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楊顯惠著的《告別"夾邊溝"》，只是以“小说”的名义才能问世，给了“人性”或“文學”意味的角度容他切入，当是嫌里面的现实过于“凶狠”，让精熟今典的手从中抚平了些，文学的文字就好说多了。个中道理，弄得杨先生那年来悉尼，听说独立笔会想给他颁弄个奖，杨先生说感觉非常荣幸，但最好是他退休之后。也是有点这样的抹去点锋芒好的意味。上面这几行，若有错，就算我栽脏了，让原本圆滑的事情不圆滑了。但楊顯惠先生凭《告別"夾邊溝"》作出的努力, 他的飽蘸同情而又憤怒得無言的筆觸,已經遠遠超越了"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他用這一本書,推動民族的自救和新生。這個民族就是從那时起真正開始"夾著尾巴做人"的跨世紀長征。刺刀﹑鐐銬和偽善的宣傳﹐迫使整個國家和人民投入了近半個世紀的聰明才智與勇氣去逢迎。

逢迎当然不该仅仅是逢迎一代的事情。那么，红一代是如何培育出红二代的呢？

《北方的白桦树》里也有这样的细节。

『10 智斗史建军』（132页-140页）。史建军，史副书记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他爸通过内部保送的管道给他挑了一所好学校，但他不好好上，最后退学了……这所师专是他爸给他找的最后一条路，他还在瞎折腾。”『11 第四十一』这是书中女主人公张桦如的说法，两人的父辈是战友关系，而张桦如最后被迫嫁给了这个人。

当然，人活在世上，要有底气。史建军如此展望他的前程：

“我爸说了，我的前途早就安排好了，毛主席有过一个讲话，说天下是交给我们的。……我最近又听到一个内部消息，说主席为我们这些人已经安排了一条‘快捷道’。‘快捷道’你懂不懂？就是所有的学历、职务都为我们敞开大门，加速进行。有朝一日，我想要北大就有北大，想要清华就有清华，我要想当副博士就有副博士的帽子给我戴上。我今天还是什么研究所里的打杂工，明天我就能当上也许是教育部部长什么的。这就是‘快捷道’。你说我还要努力做什么？你还真以为我会把这所破学校放在心上吗？”

今天，便能明白，为何还会有“五毛”，钦点的“周带鱼”之类人物，应运层出不穷; 而远远地跟随着的，若论“智商”，该不在带鱼类之下，行文却让人读后感其“率真”反不及带鱼类；庙堂阶下，所谓“每况愈下”，便需要人渣般的文痞、打手，如“屎球蔡”，他们自觉地施行着上峰的意志。而百姓，就倒在这样的淫威下，即便冤屈能昭雪，却是说不幸是撞上了坏小鬼，哪里知道这下属常常自出心裁，不劳上峰久待，已经到堂上堂下心心相印，不亚於热恋的男女的地步了。

这个细节，推动的就不仅仅是《北方的白桦树》里的情节了（还决定了该书男主人公最后令人唏嘘的结局），如今大陆的社会现实，也是在它的推动之下才有如此面貌。

可有人敢说，这个“细节”已经翻过去了？

《北方的白桦树》里，有许多抒情散文的片段，美。这些片段，大抵同“北方的白桦树”相关，寄托了书中“我”对那片土地、也对书中女主角张桦如的赞美，成了形象的代言、气质的隐喻。我想把它们较集中地聚拢来，以嚮读者， 既作为这篇拉杂写来的有关书中细节读后感的结尾篇（之四），也以此表达对汪应果先生的敬意，以及对这本新书的感激之情：

《北方的白桦树》，书中有美与力的享受，她将经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