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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一本字帖的故事
作者:张光武  发布日期:2017-07-10 07:56:29  浏览次数: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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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着一本字帖,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双钩本。guangwu.jpg

1976年,我去南京看望爷爷。当老爷子得知我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准备重新拾笔练习书法时,高兴异常。他建议我学习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他认为,欧阳询的书法结构严谨,笔力劲险,为唐人楷书之首,适合临摹和学习。

学习目标确定了,接下来要选择字帖。爷爷为我选择了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他的理由是,“九成宫醴泉铭”是历代公认的学习欧字的范本,是欧阳询的代表作。碑文由唐代名臣魏征所撰,由欧阳询在其66岁(公元623年)时完成。

爷爷给我找了两本“九成宫醴泉铭”字帖。他对我说,一本是印刷品,特点是版本权威(“九成宫醴泉铭”有唐拓本,宋拓本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拓本上的字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石头也有分化和破坏现象,影响其艺术和学术价值),主要用于临摹学习。另一本是原拓,直接从石碑上拓下的拓片,其特点是直观,主要用于欣赏。要格外爱护。

一天,爷爷下班回家对我说:“阿武,我今天特意去朋友家借了一本欧阳询的字帖,给你看看。同一个书法家,不同时期书写风格有所改变,要多看,多读。”

爷爷借来的这本字帖就是欧阳询的《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他说,这本字帖不多见到,市面上买不到,要我读读。

几天后,我不舍的把这本字帖还给爷爷。我明白,借别人的东西总是要还的,何况这是文物级的碑帖拓片,在谁家都是宝贝。

又是几天,爷爷对我说:“我把这本字帖给你复制了,好好保存。”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线装的字帖。封面上爷爷亲笔写了书名《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并盖了自己的印章。后来可能他觉得书名不准确,又补写成《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钩本》,以示该字帖是用是用“双钩”的方法复制的。

过去由于没有印刷技术,人们复制字帖的常用办法就是“双钩法”,即将一张半透明的纸放在要复制的字帖表面,然后用毛笔,以极细的笔锋描绘出原字的轮廓。复制过程要求“鈎绘”的丝毫不差,否则不能体现原拓的神韵。因此,字帖“双钩”复制过程对描绘者的书法功底要求极高。

翻开封面,爷爷用他擅长的铁线篆写了书名,并注明“猷远手钩并书耑”。

观看字帖正文,我被爷爷深厚的书法修养和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所震撼。爷爷不仅“钩”出了文字,甚至原拓上残字,石碑风化的痕迹都惟妙惟肖的“钩”了出来。

在“双钩本”的最后,爷爷还特意盖上他刻的一枚印章“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理解,爷爷告诉我,学习无止境,我差的很远,不可自满,不可骄傲。

爷爷告诉我,他把字帖“钩绘”完成后,是奶奶用针线按照中国传统线装书的要求装订完成的。

2017年7月9日,是爷爷去世33年的忌日。这几天,我一直折磨着写点东西来纪念远去的爷爷,不由的想起我保存了41年,由爷爷亲笔完成的《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钩本》。出于好奇和写作需要,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相关资料。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本《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的字帖,学术界竟然众说纷纭。

该《塔铭》的存在最早见于清代学者赵之谦的一本学术著作中(同治三年发表),后来《番禺县续志》披露了该“塔铭”的全文,当时无人考虑其真伪。

随着时间推移,有好事者对《塔铭》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质疑者对《塔铭》的文字仔细研读,又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进行对照分析,发现许多矛盾之处,归纳如下:

第一,赵之谦时代,刻有《塔铭》文字的原石已经消失,赵氏只是途听,并未眼见。更怪异的是,《塔铭》的原版拓片也不复存在。人们只能目睹其“儿子辈”,甚至“孙子辈”的复制品,即2.0,3.0 甚至5.0版,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其“来路”。

第二,据记载,笃信佛教的隋文帝于公元601—604年将佛教舍利(应该不是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分送给全国一百多个州,要求地方政府建塔供奉。这批官方免费赠送的佛教舍利的接受方就包括广州番禺(番州)地方政府。属于正常工作。

但是,这本字帖名为《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何为“分安”?“分安”之意是“正式制度外的权宜之制”,也就是今天的“计划外的临时变更”,也可以形象比喻为软件的“补丁”。隋文帝分三次颁赐舍利,广建佛塔,还有防止佛教资源过度集中之意。为使佛教普照四海,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的社会效益,隋文帝似无必要在三、四线城市番州再搞“分安”,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劳民伤财。

第三, “弘教寺”是寺名;“舍利塔”是载体;“铭”是刻于石碑或器皿上的文字。公元601年番州接受的佛教舍利供奉于灵鹫山寺起塔,即今日广州灵鹫山果实寺塔,与弘教寺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弘教寺分安寺舍利塔铭》的文字也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当年其它接受佛教舍利塔的“塔铭”不同,不符合“舍利塔铭”的通用格式。岐州凤泉寺舍利塔是当年接受佛教舍利的佛塔之一,该塔《塔铭》主要阐述了隋文帝分发佛教舍利的动机,全篇充满对佛的崇敬和对皇室的祝福(凤泉寺塔铭略)。而《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先讲历史背景(“既恭立名郡”),再谈实施过程,突出“大比丘晓玄”的无私捐赠和“魏焕和尚”认真实施。对“分安”目的一带而过,敷衍了之。不合规制。

第四,关于供奉佛教舍利的时间。隋文帝下发供奉佛教舍利的“红头文件(诏书略)”为仁寿元年(公元601年6月13日),第一批佛教舍利要求同年10月15日供奉完毕。而《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记载佛教舍利的时间为“仁寿元年五月朔日”,早于6月13日,有执行政策抢跑之嫌。

综上述,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所谓欧阳询的《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属于造假。造假时间大约在道光二年(1822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造假素材主要取自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

(尽管《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是假的,但是“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是欧阳询的经典,所以该《塔铭》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毋容置疑)

捧着《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钩本》,好像看见了爷爷冒着南京的酷暑,挥汗如雨为我字帖的场景,爷爷对我的教导犹在耳边;好像看见奶奶一针一线为我装订这本字帖。

《弘教寺分安舍利塔铭》也许是假的,但爷爷奶奶对我的爱绝对是真的。

所以,我没有理由辜负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

爷爷奶奶,我想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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