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日,是我终身难以忘却的日子。时值盛夏，那天上午我正在网上浏览，忽然看到一个有“小树走了”字样的帖子，心头不由一沉，一片凉意随之袭来。

青年诗人吾同树，瘦小灵巧，圈内人昵称小树。我与诗人曾经亦师亦友，尽管后来分离，但联系一直未曾中断。遭遇这个帖子让我蓦然产生一丝不祥之感，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那么可爱阳光、朝气蓬勃的诗人会遽然离去。当然，印证网上的传言也很容易，手边就有诗人的电话，拨打一下即可证实传言是否属实。但这让人纠结，谁愿意以这种方式印证一桩残酷的事实呢？我不愿意也不希望这样的结果会发生在我所喜欢的学生和诗人身上。

但犹豫一阵之后，我还是拨打了诗人的手机。铃声振动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网上的信息不过是一桩与诗人无关的流言。铃声颤颤巍巍响了几通之后，终于接通了，但电话那头却是一阵难堪的静默。静默过后，一位年轻女性语带哽咽地问我找谁，我心里顿时一沉，大脑一片空白，知道奇迹终于不会发生了……

吾同树（1979—2008），原名曾桓开，客家人，生于广东梅县。1995年开始诗歌创作。2001年考入暨南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在《诗刊》、《星星》、《北京文学》、《诗选刊》等诸多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文近200篇（首）。曾获《人民文学》、《天涯》、《飞天》、《诗潮》等刊征文奖10余次。身后出版有《吾同树》诗选。

一

说起来，我与诗人曾经有一段缘。这段缘分始于2001年9月，当时诗人刚入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学习，我刚好在此任教现代文学课，且兼任诗人所在班的班主任，课内课外与诗人的联系就较其他人多一些。我与诗人的直接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或许因为诗的缘故，我们的友谊却没有中辍，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他的遽然辞世止。

  追溯起来，我与诗人的交往，算得上始于师生，终于朋友；起于职业，讫于友谊。2008年8月1日，诗人的突然离去，让我深深体会了生命的脆弱而造成的难以言说的痛楚，禁不住为一个已经显示卓越才华的年轻诗人的夭折而扼腕。

尽管我对诗歌创作可能并不在行，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却经常被诗人洋溢于诗行的卓越才华所打动，并因此成为诗人作品的忠实读者。也可以说，正是诗人的诗作征服了我。

至今记得，我与诗人的第一面是在2001年9月，开学后正式上课的第一个早晨。当时我挟着讲义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桓开与我路遇，略显拘谨地主动与我打招呼，我方知是自己班里的学生。诗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体瘦小但不乏灵巧，面颊泛着南国骄阳曝晒后特有的黝黑，双眸透出精神，但偶尔也闪烁着一丝忧郁，脸上挂着大多广东孩子带有的真诚朴实神态。

同行的过程中随口问他，平常阅读过哪些文学刊物，桓开不假思索地列举了包括《人民文学》《诗刊》在内的几种文学杂志。问其印象，他似乎有些冲动地脱口而出：“老师，许多作品还不如我写得好！”我内心咯噔一下。询其创作，他似乎又显得有些冲动：“几乎每天写一首诗”。我心里再次咯噔一下，不禁暗暗对眼前这个年青人所表现出的咄咄锐气感到称奇。

也许是感到自己说的有些冲动，或者担心我会产生误解，大约两天后，桓开拿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来到我的寓所，请我过目他过往所写的文字。从这时开始，桓开的诗歌创作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给我带来一阵阵赏心悦目的审美冲击。老实说，桓开的文字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我相信，稍微具备一点文学鉴赏力的人，阅读了桓开的文字，立刻就会感受到什么叫文学才华。几乎就在阅读这个笔记本的同时，桓开的文学笔触所展现的惊人才华就俘获了我。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我遇到了一个诗歌天才。

实际上，因为个人专业的背景，在我眼中掠过的诗人诗作也算不少，而且因为职业的行为，我也免不了要通过评价诗人诗作——尤其是现当代的诗人诗作——而讨生活。但除了少数诗人的作品为诗歌留下了光荣的印记，大多数诗人诗作如过眼云烟，甚至带给我们的是对诗歌审美意识的损害。质言之，诗人众多，但诗才可能并不多，优秀的诗作更少，而桓开无疑属于具有突出诗歌禀赋的人之一。从阅读桓开诗作的那一刻起，我有一种从沉沦于职业的麻木的诗歌经验中被唤醒的兴奋感和解放感。

如果一定要追问桓开诗歌的才华禀赋，我认为，在桓开诗作表面漫不经心的诗行里有一种对诗歌形式的直觉把握，他的诗歌有一种整体的旋律感，渗透文字的艺术世界具有很高的想象成分，他的诗歌对文字的驾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训练而获得，毋宁说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激情与灵感的瞬间释放，他对文字非常敏感，而且对之具有很强的捕捉能力。在我看来，桓开的创作总是走在想象与现实的结合部，文字与精神的交汇处。

遭遇桓开的诗歌对我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我有一种既被震撼又深受鼓舞的兴奋。不用说，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年轻学子的诗作具有的不同凡响的艺术价值和蕴藏其中的超时间能量。说实话，我为这个发现而倍感振奋。于是从其中精心挑选了十五首诗歌，输入自己的电脑，作为永久的珍藏。

桓开的这些精美的诗歌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已经来到宁波，电脑意外发生故障，这些诗歌令人惆怅地在我的珍藏中消失了，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弥补。在我的记忆中，诗人身后出版的《吾同树》诗选中，只有《第一笔稿费》是在我第一次阅读的桓开的诗歌篇目中，但按诗选后的时间标注，该诗写于2004年11月23日，我想这很可能是该诗经修改发表于某刊物的时间，而非首创的时间。这首诗真诚地呈现了生活的沉重而温馨的一面，以诗行的形式凝练地出现，又是极为大胆而自信的：

那是1995年，稻谷初黄的秋天

虽然只有八块钱

但让我和母亲高兴了好久

她说，可以割上一斤半猪肉了

如果割肥一点的五花肉

那就可以割两斤

她说，没想到你写几个字

就能抵上我帮别人挑沙子

一天的工钱 

那时，父亲死去不久

微笑第一次爬上母亲的黄脸

她在田野里，重新给生活算上了账

与诗人曾桓开的相逢，品读他的那些美好的诗歌，后来成为我对暨南大学珠海校区最美好的记忆之一。甚至因此，我感到了自己短暂的南国之行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二

2002年5月，我移居宁波，和桓开的联系也从直接转为间接。但因为诗歌的关系——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我们之间结下的友谊没有因为时空的转移而终止。闲暇之时，我会有意无意地留心一下关于桓开的零星消息。其实这样做并不是缘于教师这个职业，尽管身为教师，但我似乎一直缺乏职业的神圣感，但我确实发现，当一个人自己不再年轻时，目睹一个年轻人如雨后春笋般地拔节生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令人兴奋的事。后来，时任宁波大学校长严陆光院士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他曾经就高等教育向他的父亲——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请益，这位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老教育家语重心长地说：高等学校教师的职责，一是传授知识，二是发现人才。想到与桓开的交往，我油然有感。其实我对桓开诗歌创作的成长并无多少贡献，但作为一个教师和读者，当我发现并确认他的诗歌才华时，我想我对得起自己的职责了。当然，如果这种发现和确认对他的诗歌创作有所激励那就再好不过了。

求学时的桓开，精力过人，文学交往非常频繁，创作也异常勤奋，这是让人称羡的——年轻就是好啊！如果说诗歌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文学体裁，那可能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诗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当然青春与诗歌同在。

离开广东以后，桓开每年初都会把上一年的诗歌新作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我浏览，每一次我都非常愉快地分享了他的新作。这种愉悦是难以言表的，它不仅给我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让我直接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旺盛脉搏。

大约是在2004年春节前夕，诗人将他前一年创作的诗歌的电子文本发给我。阅后，我对诗人在课余时间仍然保持勤奋的创作状态，感到由衷地赞佩。我去邮局给诗人汇去两百元钱，在留言处写道：“谨表示一个读者对作者的真诚敬意！”我说的是真心话。

历时地梳理桓开以后几年的诗歌，创作风格与题材的变化痕迹是明显的。清纯精致的个人化抒情似乎少了一些，乐观轻快的格调也降低了不少，激情中明显蕴含着愤世的尖锐倾向，但文字更加洒脱大气。个别篇章还使人明显感到了某种深刻的虚无主义情调——好像是《哲学课》，——原文我手头已找不到了，但那单纯、谐谑而深蕴惘然的意象却永远镌刻在我脑海里了。后来他的诗歌创作开始将视野投注到家乡的生命背景中，试图营构了一种诗歌与生命同在的大境界，他似乎有意识地要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自己创造的宏大作品。虽然他还非常年轻，但似乎已经在进行探寻精神的回故乡之路。比如他以家乡梅州山村为题材创作的长篇组诗《长布村》的开篇就独特而极有气魄：

石坑墟于长布村西北，10里

石马墟于长布村西北偏北，18里

黄陂墟于长布村正北，20里

石正墟于长布村东北，23里

大柘墟于长布村东北偏北，40里

龙虎墟于长布村正东，12里

大坪墟于长布村西南，30里

读到他的这些诗作，我很有感触，在给他的邮件中说：“你的近作，感觉有一些比城市的时尚和世俗生活题材更有意味的意象出现在其中，缅想中的山村田野山川故事，构成了一个个富有意味的情感图景，或者如沈从文所追求的‘向着生命的远景凝眸’。我想这是生命履历和文学追求达到一个新境界的必然结果。从海子的麦地，舒婷的大海……，都可见到诗人情怀涌向永恒的努力”。

毕业之后，桓开的职场生涯似乎比较顺利，这时了解桓开的信息已经非常方便，因为他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他的博客更新的频率非常快，笔头依然洒脱生动，下笔成文。我是他博客的常客，也经常从他的博文中有所收获，并且我还把桓开的博客推荐给我的研究生们浏览。此时桓开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都以其生机勃勃使人深受感染，我也希望我的研究生们从中汲取一个同龄人应有的生活热情。

从桓开身上，我突然产生一个联想，感到不论是外形还是气质，他都与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粤籍作家丘东平非常相似，激情如火，疾恶如仇，诚实清高而富有正义感，但有时也不免偏激。说起来，两人的故乡也相去不远，一个在梅州，一个在海丰。两人都才华过人，对文学都很虔诚，入世的意志也非常强烈，并且都在强烈的入世行动受挫中而自决。从个人行为上讲，都表现得非常刚烈。

丘东平，生于1910年，殁于1941年；曾桓开，生于1979年，殁于2008年。一个31岁，一个29岁……

三

凡是桓开的朋友，都会为诗人的遽然逝去而感伤。时至今日，关于“诗人之死”的话题其实已与诗人无关，因为他已经走在天国的路上。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也将随着时日的推移，无可避免地踏上死亡之旅。然而因为血缘亲情的原因，抑或因为诗歌的原因，诗人之死竟然成为萦绕生者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

2008年8月3日，在东莞参加完桓开的追悼会后，关于桓开生前的点点滴滴不断盘桓在我的脑海，很想写一点什么，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于是这个想法也就随着俗人俗世生活的繁忙而渐渐淡出脑海。09年珠海的容浩兄告知，将于5月16日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举行一个桓开诗歌的朗诵与研讨会，诚邀我为桓开写点文字。于师于友，我都无法推托。我想这个活动对诗人和珠海校区的学生们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诗人的主观死亡不能遮掩诗人伟大诗歌的现世价值。然而真要写点什么，却深感踌躇，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写出有力量的文字。容浩兄回复：情真即可。

既然如此，我不得不又一次发掘着久已微漠的记忆，蓦然间竟然发现，诗人生前实际上不止一次与死亡邂逅，据桓开自己讲，早在上大学之前他就曾经有过一次严重的轻生经历，原因不得其详，只知后来是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才度过了那次生命危机。但后来的一次活动却使我在某种意义上亲自领略了发生于桓开身上的这一生命症候——

好像是2002年3月26日，——那是诗人海子的忌日，桓开吃力地捧着一箱矿泉水，邀请我和王香平教授、珠海的两位音乐人以及班里的十余位同学，到珠海海滨公园为海子举行了一个纯属民间自发的追思活动。我内心很是愕然，老实说还闪过了一些世俗的念头。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我是知道的。从那以后众多的关于“诗人之死”的文章，我也是耳闻的。但海子之死是否成就了他诗歌的伟大，我却是持有保留意见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桓开对诗歌的虔诚却让我无法拒绝他的恳求。

但现在猜想，吾同树在发起这次纪念海子的行为中，除了诗的因素，是否也包含着“诗人之死”的因素呢？我想也是应该有的。

记得那天阴雨连绵，冷风阵阵，空气阴冷，即使在南国的珠海也算得上是一年少见的恶劣天气。在空旷凄清的海滨公园的一个亭子里，大家围坐一圈，气氛稍显压抑肃穆。桓开说了一个开场白，然后我顺着时髦的“诗人之死”的观点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兴发言，凭着语言的惯性，我自己也好像被自己的言说感动了。然后众人都很投入地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我相信这个事件对当事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触动。实际上文化活动的人为性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认同对人的影响却由此产生，文化的本质大概就体现在精神对生命肉体的能动塑造过程中。

2007年10月4日，云南诗人、小说家余地自杀，桓开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充满同情与怜悯的诗歌《中心》。现在想来，余地的行为无疑在桓开的精神世界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因为在《中心》里，桓开把余地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请看这样的诗行：“1998年，我曾走在自杀的路上/因为压力和对未来的无望/母亲和一个远房的亲戚救了我/我‘活’了下来，却一直走在‘死亡’的归途/和那些爱我的人一起，和那些爱我的人一起/死，只有先后顺序区别/但一路上，有‘爱’，使得痛苦的旅程/充满了快乐、感激和幸福的眼泪。”

2008年8月1日发生在诗人身上的事情，圈内曾传言纷纷，《东莞晚报》甚至作了整版的专题报道。在我看来，桓开最后留下的那首悲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达观——的《消失》，几乎就是对《中心》主题的践约:

一只鸟，在层云上飞

那疲倦的身躯、迷茫的眼神

只能被云朵的灰色遮蔽

或许云有多么脆弱，然而

他无法穿透，他的力气已将用完

内心的虚弱，更能感觉天空的缥缈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

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

他爱的人都在下边

大地上熙熙攘攘地过往

他们无法飞起，沉溺其中——

幸福和苦痛，在尘嚣中难分彼此

雨下了，寒凉的雨丝

没有零落的羽毛

再无孤独的影子

之后，天空像新鲜的蓝床单

而大地，继续像垃圾场

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

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

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生或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对人类来说是永恒的问题。也许透过生死，我们隐约窥测到的是生命的未解之谜，然而我们却永远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

诗人已逝，终究无可挽回。但值得庆幸的是，诗人留下的诗歌却超越了死亡的羁绊，留存于后世。我深信，诗人留下的那些充满才华、扣人心扉的诗歌，是没有也不会随着诗人生命肉体的陨灭而消亡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仍然将以精神不死的方式播布时空，捕获她的知音，进而绵延诗人的生命。这是诗人优越于常人和俗人的地方，也是诗歌显示其高贵价值的本质标志。

2009年5月10日深夜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