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与旧，是一组矛盾的对立面。但却可以相互转化，体现出它的同一性。因此，旧事物的代表，有时会成为新事物的先驱，一身而二任焉。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过：“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那么，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旧文学嬗变之际，有没有这样一位代表性人物呢？

有，他就是章太炎（炳麟）。

章太炎不但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家，而且是一位革命家。他的学术观点和文学观点，充分体现了时代的革命性。他是中国古文学的终结者，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启者。

说他是中国古文学的终结者，大概不会引起什么异议；说他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启者，可能会引起争论。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学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功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胡适文章一出，章太炎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几成定论。当然也有不同的评价，如吴文祺在1940年的《学林》杂志上连载的《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潮》中，就于章太炎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有所论述，但当时他人微言轻，未能打破胡适的定论。

其实，胡适的论断是片面的。

首先，他把新旧关系绝对化了，看不到它们内在转化的因素，也没有分清不同时期国粹派的区别。

不错，章太炎是复古主义者，还曾说过“上天以国粹付余”这样极其自负的话，当初是国粹派的一面旗帜。但晚清的国粹派与民初的国粹派有所不同。民初的国粹派是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而结集起来的朽腐势力，所以遭到新文化人士的反对。鲁迅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信中，就对其大加挞伐：“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这里所说的“要刊丛编”，是指刘师培等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此事虽然未成，但他们另出了《国故》月刊，鼓吹“中国故有之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而刘师培却是同盟会的叛徒，前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后又投靠袁世凯，参加筹安会，筹划帝制，这是鲁迅、钱玄同等革命人士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有如此激烈的攻击。但章太炎在晚清高举国粹的旗帜，则是为了反清，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深受革命青年的拥护。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前去听讲，也在此时。他们都深受章太炎复古思想的影响，鲁迅当年所写所译文章喜用僻字古字，即其一端，周作人当年也有这倾向，而钱玄同则更甚，他的复古，“不但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而且还做了稀奇古怪的古装，穿起来在大街上招遥过市。但是，这些都未能影响他们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因为他们的复古，其实并非要守旧，而在于革新。

打着复古的旗帜来进行革新，在世界上不乏先例，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规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打着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的旗号而进行的一场反对中世纪文化专制主义的革新运动。这一点，章太炎有相当的自觉。他在《革命道德说》中说：“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而梁启超则把清代的复古思潮，整个都看做是文艺复兴工作，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纵观二百年之学史，其影响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这就是新与旧、复古与革新的内在联系。可以说，若没有章太炎等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没有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启蒙局面。

旧的解构，正是为了新的建构，没有解构，也就没有建构；而解构过程，也正是建构的起始。

再则，章太炎的传人决不止黄侃一个，他的学问——包括文学在内，都有重要的继承人，并没有“及身而绝”。

章太炎的学问渊博，有着多方面的成就，经学、小学、文学、史学都有极高的建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弟子往往只继承其一个方面，但都是一时之选。黄侃是他的小学传人，此公好骂人，特别喜欢骂胡适，听他的学生说，他在北京大学上课时，每次开讲前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才肯上正课。但他的本业却有很高的成就，后来形成一个“章（太炎）黄（侃）学派”，在语言学上产生很大影响，并非只学得“一点形式”而已，也并非“一种假古董”。章太炎的小学传人，远非黄侃一个，钱玄同、沈兼士等名教授都是。史学传人有朱希祖、王仲犖等。文学方面的传人则影响更大，五四文学革命的风云人物鲁迅、周作人都与他一脉相承，钱玄同也是文学革命的先锋。

鲁迅公开承认自己的有些学术观点来自章太炎，当然，也有所发展。比如他的历史小说《出关》引起争论时，他在《＜出关＞的“关”》里就说到：“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不但对于老子的看法有所相承，鲁迅笔下涉及先秦诸子之处，我们常可以看到章氏的影响，如《非攻》中对于墨子的描写，《流氓的变迁》中对于墨家末路的分析，《十四年的读经》和《杂忆》等文中对于孔子巧伪的揭露。而鲁迅的文章风格，也与章太炎有渊源关系。中国的文学家，或追摹周秦，或推崇唐宋，而章太炎却独赞赏魏晋文章。这一点无疑影响了鲁迅，他校勘《嵇康集》，研究魏晋风度和文章，形成了他独特的文风。据孙伏园回忆，刘半农曾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觉得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不反对。“托尼思想”，说的是鲁迅在思想上受到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尼采个人主义的影响；“魏晋文章”，则追溯他文风的渊源，来自魏晋，这就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而钱玄同所发的议论，有时直接来自章太炎，如当时他喊出了影响很大的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就来自章太炎对于文选派和桐城派的尖锐的批评，见于章氏《訄书》和《文学总略》等著作。吴文祺先生眼界甚高，一般学者、权威，常不入他法眼，但却发自内心地赞赏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的学问渊博深厚，而最后总要归结一句：“哎，他们是太炎弟子！”表现出他对章太炎的崇敬，也说出了周、钱诸人与章氏的师承关系。

二周和钱氏，都是章门受业弟子，在思想学业上受到老师的影响是必然的。就是在学术上与章太炎没有师承关系的人，如胡适、陈独秀，他们反对烂调套语，推倒雕琢、陈腐文学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主张，又何尝不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呢？连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截断众流”，去掉上古的神话传说，从有史可征的诸子说起，也并非原创，而有着章太炎的先导。章氏在《诸子学略说》等著作中，就对未有文字以前的历史传说持怀疑态度，认为无可征信，不足为据。而这，又开启了日后的疑古学派——钱玄同是这个学派的带头人，自称为“疑古玄同”。至于顾颉刚疑古疑到大禹是一条虫，那是他自己走入荒谬，当然不能由章太炎负责。

但人们总觉得章太炎与新文学是对立的，最明显的就是语言问题。

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把新文学运动径直称为白话文运动。而章太炎却是反对白话文的，还很嘲笑了一通白话新诗，引起很多新文学家的反驳。鲁迅也说，他因为主张白话，后来不敢去见太炎先生。

文学是以语言来表情达意的，而且语体直接影响到文体，所以文学革命从语言变革入手是有道理的。但是，新文学运动毕竟并不完全等同于白话文运动，白话仅只是新文学的表征之一，单靠白话文，并不能完成文学革命。周作人在白话文运动高潮中就提出：“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但这也不尽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至于白话固然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所以，他认为：“文学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还要从内容上来区分。（《平民的文学》））于是，他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自己也说：“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逼上梁山》）可见他也是把白话作为一种工具看待的。

这样，我们就必须超越语言形式问题，来看章太炎对中国新文学在内容层面上的影响。

二

文学革命，关键在于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化。

那么，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有哪些重要的观念和意识的变革，而它们又和章太炎有何关系呢？

我认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革上，至少有这两点是与章太炎有密切联系的：

一、理性的评判：

中国的古代文学和欧洲的中世纪文学一样，在思想上都受着严重的束缚。欧洲是受制于宗教思想，中国则被束于儒家学说。要发展新的文学，必须要突破这种思想束缚。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理性主义的伟大人物，“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同样也出现了一些理性主义的伟大人物，他们也把儒家学说和相应的礼法、社会观和国家制度，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进行辨析，从而剥去了它神圣的外衣。其中最杰出者，就是章太炎。

儒家，原来只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家，并不占统治地位。直到汉武帝时，为了统治的需要，经过相当激烈的斗争，才有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孔子的地位一代高于一代，直至做到文宣王、孔圣人，而儒家的书籍也由子书升为经书，又因经书的来历不同，就有了两种版本——秦始皇焚书之后，老儒生凭记忆口述了一种本子，因笔录者用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是为今文本；后来又从孔家墙壁中发掘出来另一种本子，写的是古代的籀书，是为古文本。这两种本子，不但所用的文字不同，而且在篇幅和内容上也有些差别。这样，在汉代就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其实，这背后还是由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不同，否则，小小的版本学问题，哪里会引得起这么大的风波？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儒学本身失去了统治地位，这种争论也渐趋沉寂。到得清末，经今古文之争却又热闹起来。这是因为改革派人士要借着今文经学，进行托古改制，从刘逢禄、龚自珍直到康有为，都是如此。康有为还写过几本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微言考》，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师，并因前人曾尊孔子为素王，他自己也号称“长素”，俨然现代素王。但康有为改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即在维护清室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立宪改革。而章太炎虽然早期也受过君主立宪派的影响，但由于时局的发展，现实的教训，很快就转为民主革命派，他的改革目标是要推翻清室皇权统治，建立民主国家——“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就是他起的，见于他的《中华民国解》。这样，他就必然站在康有为的对立立场。表面上看，他是以古文经学来反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是属于经学派别之争，而实际上则是政治观点之争。这从他为邹容的《革命军》所作的序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可看出。他在清室的统治之下，竟敢指斥当今皇帝为“戴湉小丑，不辨菽麦”，勇气实在可嘉！

不过，既然当时他用作理论斗争的武器是经学，那么，章太炎就必然要在经学领域里提出问题。我以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把孔子从素王的位置上拉下来，恢复为诸子中的一家。在章太炎看来，孔子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当然是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说：“孔氏，古良史也”（《訄书·订孔》），但并不是什么素王。而且，孔子的书也有缺点，“窃以孔书泛博，难得要领。今之教者宜专取《儒行》一篇，亦犹古人专授《孝经》也。”（《訄书·儒侠》）

章太炎的国粹主义，是要全面恢复中国古代文化，并非独尊儒术；而目的则在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他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而且说：“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而实际上，他对“国故”还是严肃地进行评估衡量的，于是有《国故论衡》之作，那才是理性的分析，公正的评判。这本著作，一直到五四时期，还被新文化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中的教师推荐为优秀书籍，让学生认真学习。

二是根据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把儒家经典，从经书回归为史书。章太炎认为：《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自然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也是史的一部分；《乐经》现已失传，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质；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无关，但实际上也是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引申他的意思，可以说《春秋》是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是明显的史，而《易经》则考察古来的事迹，得着些原则，拿这些原则来推测现在和将来，则蕴含着史的精华。而且，他还从字义学上去追根究底，彻底打破了“经”的神圣感。什么是经？章太炎说：“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罗多’。‘修罗多’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本，亦编丝缀属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原来，“经”只不过是装订书籍的一根线而已。古代用竹简纪事，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需要用线把它连起来，这连缀若干竹简的线，就是经，又有什么神圣的呢？

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先导，到得五四时期才有对于孔学大张旗鼓的批判。当然，五四时期的反孔斗争，还有着现实的政治原因，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是抬着孔子的牌位来行事的。但是如果没有章太炎的理论先导，要反对这种传统力量也是困难的。虽然，那时有“打倒孔家店”这样轰动一时的口号，而在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的具体论述上，则显然不是打倒，而是归位，即章太炎所说的回归于诸子之位。陈独秀就说：“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答程演生（国学与国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竟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再答常乃悳（古文与孔教）》这是当时批孔的主导思想，与章太炎的意见，何其相似乃尔！

二、个性的张扬：

儒家的伦理，讲三纲五常，讲长幼有序；儒家的诗教，讲温柔敦厚，讲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怒而不争。就是把个性压制在礼教的范围之内，不可张扬。

这种道德规范的结果，就造成了一些毫无个性的驯服青年，正如鲁迅所说：“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当然也不可能有大的创作，因为文艺创作需要有大精神，“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

可见个性的发扬，对于民族精神的确立，对于文艺创作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在晚清，最突出地张扬个性者，就是章太炎。

他指责孔子只反对“乡愿”，而不反对“国愿”；并揭露其行为的“诈伪”，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采取虚假手段。当孔子穷于陈蔡之间，没有饭吃的时候，子路为他享豚，他不问肉之所由来，就吃了起来，剥了人家的衣服来酤酒，他也不问酒之所由来，就饮了起来;待到鲁哀公迎接他了，他就端起架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了。真是虚伪透顶，“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章太炎则崇尚正直人格，狂狷精神。正因为有这种人格和精神，所以他才敢于非议经典，直斥皇帝。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仍然放言无惮，因而被人称为章疯子。对于这顶污蔑性的帽子，章太炎不但不避忌，反而很乐于接受。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有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这是何等的豪气！

章太炎还用佛教平等之说来解释庄子的《齐物论》，作《齐物论释》。他认为庄子所说，是“齐物”之论，而非齐以“物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可见，狂狷精神的背后，是民主、平等思想。

章太炎这种张扬个性的狂狷精神，曾鼓舞了许多革命青年，也激励起新的文学思想！

在新文学运动中，宣扬个性主义最突出的，正是章门弟子鲁迅和周作人。

早在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万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在五四时代所写的许多小说杂文 ，也是这种“立人”精神的发挥。从《狂人日记》所揭示的“吃人”历史，到《灯下漫笔》中发出的“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号召，都是这条思想脉络的延续。

周作人则在1918年发表《人的文学》，从理论形态上界定了人道主义的性质，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鲁迅和周作人这种“立人”思想和“个人主义”观点的形成，当然是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缘故，但与章太炎的直接影响也不无关系。鲁迅直至临终之前不久，还追忆当时仰慕章太炎的情景道：“一九0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为什么景仰章太炎，这里说得很明白。

五四时期，提倡个性主义的，当然不止于周氏兄弟，而是一种时代思潮。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群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是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但这种新思潮也不能完全看做西学的影响，它同时还有着本国的思想传统，章太炎就是这个思想传统中的重要环节！

此外，五四文学的写实精神，与章太炎的徵信论也不无关系。章太炎曾力斥那些为政治需要而弄虚作假的经师，而要恢复史籍的原来面目，作《徵信论》上下篇和《信史》上下篇，强调徵信的重要性，提出写作信史的要求。虽然他的论述着重在经学和史学方面，但于文学也不无影响。

因此，从文学思想、文学精神上看，章太炎无疑是中国新文学的先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