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弟、师妹，各位同门：
此次盛会我不能参加，非常遗憾，至于将来能不能回来相见，亦很难说；加之我久居农牧之野的澳洲，也缺乏学术研究的条件，很难提供学术论文，只想对陈先生心灵世界做一些思索，所言对与不对，姑且不论，反正现在是少儿不宜时代，那就等待儿童将来心智成熟再来看吧。
诸位都称我为“大师兄”，那是从陈老带我朝（绝对不能用“国”这个字）正规的硕、博士开始算的，其实真正的老大是骆寒超教授，我只是忝居其位，实在是惭愧得很。
这些年在外，会常常想起陈先生来，一些过往的细节像重复回放的慢镜头在心底时常呈现，渐渐地也就悟出一些感受来，我就会想，与我一生最后有师生缘的陈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给我留下哪些精神遗产呢？
一.陈先生最恨什么？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估计诸位有的早看过，我的这篇文章与前文重复处就略过，没有的就做些补充。我说，在陈先生开门招收的四名研究生中，先生最担心、“警惕”的就是我，因而对我的考察期很长，可以说从研究生报名开始直至毕业分配结束，考察是始终贯穿着的。在我印象中，大的考察有这么三次：我因外语成绩突出，总分突出。这就给先生出了一道难题：要不要让我进入第二关——复试？因为其余三人陈先生都早有了解，只有我一个，不知是从哪条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黑马，听说年龄又最大，这种人能信得过吗？最早的考察是暗中进行的。在陈先生每天晨练的场所，偏偏也有一群住在附近的我教过的第四中学的中学生们，而他们跟我是经常联系的。后来他们就告诉我，陈先生向他们打听我在中学里表现怎么样？当他听说我文革中除了挨整遭受过迫害外，以后就是一个“逍遥派”，而且全校只有他一个“逍遥派”时，先生明显有些吃惊了，因为先生的儿子就在五中当老师，文革中“五中八八”、 “四中反修战校”是全市出名的两所武斗最严重的学校，怎么会有“逍遥派”呢？于是先生又追问我文革中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回答“画毛主席像，他画的好，到处有人请他去画，忙得很，还有就是搞无线电。”大概正是学生们的这番问答，让先生放了心，让我通过了初步考察，进入了复试。
平心而论，我的复试成绩不应该如后来公布的那样高，我给自己打只能是及格，因为我考研时根本不像其他两位那样对这门专业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我根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那时候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玉龙的眼睛》获得江苏出版社的出版、我也收到了将代表江苏省赴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少年儿童文学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当我一生中大笔稿费得到的第一次——那是五元一张的崭新人民币整整六百六十元，而我的妻子当时每月的工资才二十几元，我清楚地记得她那时点钞票的手指和嘴唇都在打哆嗦（可惜她现在已归天国），那时的我正沉浸在兴奋幸福之中，我把考研当成我摆脱四中单位对我创作压制束缚的手段，准备进入南大后继续我的儿童文学的创作。所以当陈先生考我，如果考取后我有什么计划时，我居然滔滔不绝地对他们几位主考教授谈起我将写作著名的1054，猎户座大星云，这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陈先生很有兴趣，我就干脆在纸上画起来。但是陈先生很快就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们搞的是文学研究，是跟文学创作并行的，都是社会需要的。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打算呢？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我还没想。但这是考试，我必须马上想出来。那么我研究什么呢？我想只能寻找我最有感受的课题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鲁迅，但又想到这个题目搞的人太多了，我还没想好。那么什么是我最有感触的研究对象呢？猛然间我想起了文革中抄我家时正是我几乎家破人亡的时刻，我永远忘不了造反派把我陋室搜索一空后临走时遗留下的那一本从别处抄家来的巴金的《家》，那个晚上我读了一个通宵，当我读到鸣凤自尽时我已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我又想起寒冬腊月让我穿着单薄的衣裤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对着毛泽东的画像“请罪”（这之后我画成的数十幅巨大的毛领袖像也成为其他“牛鬼蛇神”跪拜请罪的神位），一边在我的头上使劲抽打了数小时的钢丝鞭。我还想起了造反派让我当众跪下来用舌头去舔他们故意泼倒在地上的稀饭……这一切在我心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而这些人都是我从未教过的低班学生，他们哪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想起了这些，于是我说，我要研究巴金……陈先生听了似乎如释重负，微笑着满意地点点头。我的复试成绩就是这么得来的。
入学后不久，我又迎来了第二场考察。有一天陈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刻去他家一趟，进门后他对我说，魏荣爵今天才告诉我，你在考研之前，他曾经给你写过一张字条是专门给我的，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魏荣爵教授是我校物理系声学研究的泰斗，是诺贝尔奖得主费米的高足，他的家庭也由于文革遭到摧残，他的最亲密的妻子也被多次批斗最后病死，丢下了两个女儿，都下放到了农村。魏教授一人拉扯着两个女儿也着实不易。这两个女儿都遗传了他父母亲的良好基因，好学上进，聪明过人，改革开放后都返城进了工厂，大女儿很快又转为老师成了我的同事。1977年恢复高考，她姊妹俩都是由我辅导先后考进了南京大学。魏教授非常感谢我，很想报答我，在得知我也报考了陈先生的研究生后，告诉我说由于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集中爆发，第一届的报名人数非常多，你现在学校不按邓小平的规定给你假，没有复习的时间，按常规你是很难考取的。这样吧，我给你写张字条，你交给你们的导师。说完他写下了字条交给了我，此事虽然已过去了近四十年，但有几句话至今印象仍非常清晰，内容是:
“汪应果同志是我女儿的老师和同事……于我有恩……此次报考兄之门下。”落款是：弟 魏荣爵。
话虽不多，字字千钧，简直就是免考金牌。接过字条后，我交还是不交？心里很犯难，我如果用这种手段将很不光彩，不是说我人性有多高尚纯洁，我承认人性是脆弱的，我更不承认自己的人性具有超乎常人的抗击打的强大力量。在外界冲击极其强大时，我只能用我的智商与之进行腾挪进退的周旋，以尽量保住自己的良知底线，仅此而已。这张字条当然对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这种事我实在是做不来，我会脸红心里责备自己的，我即使用这个手段进了南京大学，我心里得不到愉快。而人们之所以留恋生命，不就是因为生命是由成千上万次高级或低级的愉悦组成从而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快乐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幸福的感受吗？对于这场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考试，也许当时我还年轻力壮吧，我始终具有不管前面有千军万马，此次初试我必然会杀出重围的坚定自信，这是由于我前半生受到的迫害和屈辱，这是由于我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我的估计），我要用这场考试赢得我的尊严，而不是用愧疚换取我后半生应得的生命精彩，说到底，道德不是天生的，仍然是出自我称之为的“利他的利己主义”。这，就是我一直未交出字条的原因。直到陈先生后来问起它来。
我回答字条可能找不到了。陈先生连声说不，你一定找回来拿给我看！他态度十分坚决。我只得找出来交给了他，陈先生接过一看立刻惊呼 “啊呀”一声，“汪应果同志啊，你亏好没有把这张字条在考前交给我，魏荣爵跟我在“文革”里是关在一间牛棚的难兄难弟啊！否则，我会，我会很难办的啊！”
从这之后，陈先生明显地对我态度变得亲切多了，许多系里的事他都主动告诉我，还特别关照我要提防哪几个人。
第三次考察是发生在毕业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期间，它是突然发生的。由于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届只有我和另外一位能留下来，其他两位都回到家乡，而我是很希望其中一位能留下来的，因为他对于中文系比我更重要。其实我本人并不太想留校，因为我还在做作家的梦。就在读研期间，我在写作《巴金论》的同时，还出了本《听，听，那云雀》的中篇小说。我清楚自己搞好写作的最窄瓶颈是个人生活的圈子太窄，阅历不丰富，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太封闭了，所以我特别想转到新闻单位去做记者。我对陈先生说，如果那一位的名额要不下来，那就把我的名额让给他吧。陈先生听到这里突然把脸一板，问我是怎么知道分配方案的？是谁告诉你的?其实这是叶子铭教授对我随随便便的一说，他说时并没有把它当成个大事 ，我当然也没有意识到，没想到捅了大篓子。我当然不能把叶先生给供出来，只能支支吾吾，这就更引起陈先生的怀疑和愤怒，他于是把我痛扁一顿。
这之后陈先生对我就很冷淡。事后我也多次想过，什么原因使先生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我知道自己可能犯了他的什么大忌，严重地伤了他的心。我不想解释，因为越洗越黑。直到了有一天他又心急火燎的打来电话让我立刻到他家里去，进门先生就跟我再三沉痛检讨，请我原谅他老了，糊涂了，原来叶子铭先生又一次随随便便在先生面前说起是他告诉我分配方案的事情，我的确从未打听过。看到一位老者在后辈面前如此痛责自己的痛苦面容，我感动万分，这情景即使过去了那么多年，如今回想起来，我也泪盈眼眶。完了他还怪我，你怎么当时不讲呢？解释一声不就清楚了吗？
通过了这么多次的考察，我想陈先生对我是完全放心了，这才会引出后来在系里的重要大会上陈先生做的那番发言;“中国如果都是像汪应果这样的人，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也才会引出后来我在被逼无奈下调动到浙江大学临别前与病入沉疴的陈先生道别时先生发出的痛彻骨髓的伤心恸哭……
移民澳洲后我常常会回想起这一段人生，颇觉有些奇怪，我一生清清白白，勤奋工作，按照某种逻辑混乱的前后三十年都要肯定的教导，我的前三十年是“内定右派”闷着挨整的三十年，我的后三十年是陈先生助我放飞但仍是乍暖还寒的三十年，这能有什么让先生不放心的呢？从这里又能寻出先生的哪些心迹来呢？联系到先生询问我年龄，询问我“文革”的所作所为，联系到关照我提防哪些人以及后来当先生弥留时还说着责骂什么人的呓语等等细节，我恍然大悟，先生一定是在“文革”中受到了和我同龄的某些人严重伤害，且伤害得极深极深，因为那时系里的“大咖”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上下的，而且我大学毕业还比他们早。这个年龄的人哪一个不是“文革”中的“闯将”，他们内心太卑劣，翻云覆雨的能量太大，先生生怕他招进来的是一匹白眼儿狼，因此一旦发现我有丝毫蝇营狗苟的蛛丝马迹，他绝不相饶！我想这就是他对我严加防范的原因，再联系他考察我的那些内容，全不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而是为人之品格。由此我懂得，陈先生心里最恨的是什么，是——小人！
后来我把这点体会上升为一句话，我说用什么来划分人类才更科学？有许多标准。弗洛伊德用“性”，马克思用“阶级”，毛泽东用“敌”、“我”……前两者都有说不清的地方，而最后者是完全以自己的好恶为准，这就是制造亿万冤案和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只有孔子分的“君子”、“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十分科学，前者形而上，后者形而下，哲学界限很分明。“君子”也就是英国文化中的“gentleman”(绅士)，具有普世价值，因而有生命力。
谈起陈先生痛恨小人，顺便提个小插曲，就是杭州大学的徐明旭报考陈先生的硕士论文答辩的事。陈明旭在系里跟我认识是最早的。在我考上研究生后，由于我常常陪伴母亲去上海去看我姨娘，徐明旭就不知从哪得来的渠道找到我，跟我在上海见面了，后来还把我拖到他那微型陋室里吃了几次他烧的饭。这是个好的典型上海人。
他由于小说《调动》遭到邓小平的点名，处境一直不好。陈先生没法看那篇小说，曾让我把小说内容大致讲给他听。我记得当我在讲到远西县书记牛朝杰满朝腐败以及李乔林为争取调动使出上海人的精明狡黠费尽心机用收买行贿的手段最后不仅调动成功还让官员戴上绿帽子时候，陈先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后来回想起来，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陈先生那么痛恨小人，李乔林的作为虽然是出自对特权腐败的反抗，但其手段也还是“上海特色”的小人行为，为什么后来陈先生愿冒那么大的风险让徐明旭拿到南京大学的硕士文凭呢？这反映了先生的什么想法呢？
我想这大概先生并不把作者的经历跟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混为一谈，而且反映出先生对体制、官场的看法，他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对让这群丑类出尽洋相还带点幸灾乐祸的心理。先生熟知西方文化，他一定是按照《圣经》所言，主“对忠信的人，我显出我的信实；对正直之人，我显出我的正直。对纯洁的人，我显出我的纯洁；对歪曲的人，我将以弯曲待他。”我想先生信奉的正是鲁迅“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信则吧。
至于徐明旭调动时是否用了那些手段？我跟他开过玩笑说，你小说里描写的那些手法如此生动，想必是有所经历的，他只回答我一句话，总之，在那个环境下，你想用正常的手段调动到内地完全是不可能的。至于他谈的最多的还是他在西藏的见闻，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双修”其最高境界就是中国足球队能每场做到的“临门不射”。
二.探寻真理，是陈先生学术追求的终极目标
陈先生是体制中人，他的人格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他基本上从未获得体制基因。
有件事可以证明：这就是我的《巴金论》答辩前的定题。我在读研的第二年已把四十万字的初稿写就，第三年就把我调到对外汉语去教留学生现代文学课了，因为首届研究生我还保留了调干的待遇，等我带了老外学生旅行讲课回校后，先生通知我要确定提交论文的题目了。由于先生眼睛不行，他要求我们讲给他听。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讲了《巴金论》的三个部分的核心内容。陈先生的记忆是超强的，过耳不忘。我讲完之后，他沉思良久，说三个部分都很好，都很精彩，但这太长了，这是博士论文的体量。我看你就拿第一部分，论巴金世界观提交论文吧。说实话，我有些担心，因为这最犯忌，这是给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翻案，换在“文革”时期是要掉脑袋的。我倒宁愿拿第二部分作品分析《家》，这最保险，内容答辩时也很能吸引人。我怕提交的第一部分只要有一个评委提出异议，就可能全盘否决我的论文。我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陈先生说不怕，只要言之有据就不怕，又说你这一部分是全新的，但都有根有据。如果联系当时的情势，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在全国是颇为引人瞩目的大事情，学生的论文出了问题，老师也是难辞其咎的。既然分析巴金的作品《家》也能出彩，为什么陈先生偏偏要舍易就难，选择给巴金无政府主义翻案的题目呢？这对陈先生而言照样是有压力的呀。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这反映出在学术问题上陈先生对体制话语系统尤其是过去对巴金的一系列批判的做法，是有抵触的，翻案文章带有与体制话语对抗的意味。这也就进一步凸显先生所关心的不是顺应体制话语做官样文章，而是关心研究能否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讲的有没有道理，最终目的就是寻求真理，发现真理，哪怕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也毅然前行。这就是陈先生的一生的学术追求。
三.拒绝守旧，不断更新知识，是陈先生永葆学术青春的奥秘
陈先生虽是老者，但听他的课，读他的文章，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很少采用体制话语，内容很少陈腐气。我想这是跟他始终拒绝思想老化、始终抱持开放心态，不断吸取新知识是有关的。和我的同龄人比起来，由于我们那一辈都经过“反右”的洗脑臣服，先生比我们的学术心态要年轻得多。我举个例子。1988年尾，我结束了一年多的美国布朗大学的访问学者生活回到了国内。这是我经过漫长的封闭洗脑生活第一次走出国门呼吸域外新鲜空气，那种新鲜激动的感觉极大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当我经过漫长黑夜越过太平洋进入美国本土俯望大地上整齐的高速公路网，像围棋盘的巨大方格缓缓向后移动时，我想，就为着这一刹那，我能见到真正的美国，我的一生值了。我像一个婴儿贪婪地吸食奶汁和新鲜空气，利用假日时光我边打工边游历了大半个美国，所见所闻大大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前半生被灌输的那一套被彻底轰毁了。回国后我向陈先生作了汇报。可以说，这是我在陈先生面前最大胆最放肆的谈话。就像一只被放飞后的小鸟，再也不想回到笼子里去了。我夹叙夹议，滔滔不绝，大体上讲了几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看法；三是对基督教在社会中的进步作用的看法；四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质疑。我讲到我在教会里感受到的基督教对民众道德的巨大教化作用，我讲到许多基督徒民众给我的感受，讲到了赛珍珠研究。我讲到美国的选举，讲到州议会选举时，一名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为了想跟我谈话听取意见在我门外等了很久（他不知道我不是选民）。我讲到除夕之夜民众都聚集在政府大厦里、楼台上，站立在政府大楼前广场积雪的草地上（美国的草地冬季不枯萎），等候那个年关到来的时刻，周围一个警察、警卫都没有。而后来才知道，州长就站在隔着我数人之远的民众当中，和大家一样冻得不停地跺着脚，和周围群众开着玩笑，在新年到来时和周围的人拥抱在一起。我讲到我暑假打工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拥有公司的股票，都是公司的股东，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由此我说，我的亲身体会是，资本主义已经在民主、人权以及国民福利待遇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相反我们却从空想变成民众的灾难。联系到巴金我又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更被列宁推向了极端，造成人世间巨大悲剧，而巴金当时就是先知先觉者。应该说，我讲的这些话若是放在“文革”时期，我至少要被枪毙、割喉几万次，即使在当时社会气氛稍有松动也是很禁忌的。我只顾一吐为快，完全没有顾及到先生的感受。事后回想令我惊诧的是，陈先生居然连一句反感的话都没有，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个上午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疲劳（尽管他已在病中了），而是始终兴趣盎然。由于师母不断地探头我想是提醒吧，我不得不最后终止了我的胡扯。陈先生只是十分感慨地说，我们与世界隔绝太久了，我们都落伍了，我们要重新学习，今后有时间再来聊。而这些话后来当我跟大学里睡上下铺的某教授同学说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思想反动，要宣布跟我绝交，——直到三年前我与他再次相见他才对他儿子介绍我说，汪应果毕竟是学现代文学的，思想敏锐超前，算是间接肯定了我，挽回了友谊。两者相比，我们跟陈先生的思想落差多大啊！我想正是先生始终坚持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且胸怀若谷，广纳百川，不断纳新吐旧，不断知识更新，才使他永葆学术青春，这也是我们的“常春藤”陈先生学术思想永远年轻的奥秘。
陈瘦竹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九年了，过往的谆谆教诲至今犹闻在耳。正像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并不能看到脚下高山的巍峨，只有回首远望时才能看清那高耸入云的雄伟山体一样，我也只有经过了这些年生活的积淀，才愈来愈体会到陈先生人格的伟大，作为他的弟子是多么地荣幸。先生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是所被后人称作为中国当时唯一的诺贝尔奖种子的大学；先生又是原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教授，这在当时又是唯一具有诺贝尔奖得主并获得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这种混血的优势，滋养着南京大学师生一贯的独立自由的学术人格。我们身为这种人格的真传，应该充分珍视这份财富，下决心把这条血脉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我们又都是陈先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弟子，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为中华民族开辟了走向现代世界的大门，我们的旗帜鲁迅已经背起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沉重的闸门第一个冲了出去；我们的另一面旗帜胡适也成为第一个走向现代的中国人。榜样在前，让我们沿着他们的脚印奋力前行吧！
正如胡适所说，抗击黑暗的有效办法就是让你自己光明。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让我们牢牢记取我们的双胞胎兄弟以色列人的经验教训，我们同为世界上两个最早尊崇上帝的民族，《圣经》告诫他们，当他们背弃上帝的话，他们就将承受无尽的苦难，而当他们听从了上帝的话，上帝许诺将让他们建起一个伟大的以色列国家。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苦难还没有过去，那是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有一连串的败类逆天道而行，我们仍将承受许多灾难，但我们一样拥有上帝赋予我们的优良基因，我们也会从小兄弟的榜样中汲取力量，那就让我们永远留在光明吧。
亲爱的同门兄弟姐妹们，我也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我不想回来，除非我和我的民族一起拥有和统治者同等的监视他们的权力，否则我拒绝让他人随意翻开我的大脑进行搜查，拒绝一切高居人上的统治者有权监视我的一言一行，我拒绝做畜生！
陈先生的精神不朽！
2019.11.18为纪念陈瘦竹教授诞辰110年学术会议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