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走了，时间是2019年12月17日，地点是天津总医院，小型的告别仪式12月19日早上在天津殡仪馆举行。
王教授去世和火化的消息仅仅在极其小的范围内流传，许多学界的朋友都不知情。王教授一生静心做学问，淡泊名利，他生前不愿麻烦别人，去世后也不想去打扰别人。诚如天津陕西老乡群里的一段留言： “王老师不想惊动任何人，只想安安静静低走，我们还是尊从他的遗愿吧！”
人死灯灭。王教授的故去，令我想起了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名句：轻轻地我走了，如同我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点的云彩。
我和王教授相识相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 他那时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我当时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部读在职研究生， 一条自西向东的“师大路” 将 两所学校南北相隔。 我在路的北头， 王教授在路的南头， 所谓大师在那水一方。
我最后一次于王教授见面是在他的家，时间应当2017年11月16日下午。 两年多一点， 物是人非，如今他在阴间， 我在阳间，从此只能相思不得再见，令人扼腕叹息。
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
王宏印教授何许人也？ 为了行文方便， 我们不妨先看看中国翻译家协会、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对他的介绍， 官宣的文字如下：
“王宏印，笔名朱墨，陕西华阴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英语语言文学学位点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西外学者”特聘教授。曾任教育部高校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指导员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译协理事及专家会员，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天津）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天津市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人文》英文版编委，《国际汉语诗坛》艺术顾问。在治学方法上，以跨文化研究（心理学、传通学）与比较研究（哲学、语言学、文学）为基础，现在主要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中西文化典籍翻译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及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并有少量新诗和散文作品发表。所涉猎领域包括《公孙龙子》、《二十四诗品》、《红楼梦》、《石涛画语录》等，以及吴宓、穆旦研究等。出版有翻译理论专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出版有散文集《彼岸集：旅美散记》，《朱墨诗集》《朱墨
诗集续集》等，另有民歌剧《兰花花》，陕北民歌研究与翻译著作《西北回响》，新编莎士比亚剧作《哈姆勒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以及吴宓、穆旦研究等。已出版书籍七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王宏印教授的工作、教学和科研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1976-1981年，从西安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北电管局中心实验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 2）1981-2000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外国语学院任教，先后教授大外英语和专业英语，教学之余关注跨文化交际、翻译； 3） 2000-2019年调往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从事翻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1976年到2019年，在这43年间，王教授从一位青年科技翻译工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再到南开大学的知名翻译学者，实现了人生的三次跨越性跳跃。
记得张爱玲讲过： 人成名要早。此论断对理工学科，作家，特别是对演艺界的人士来说不无道理， 但是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 真正的的学问是需要日积月累的， 讲的是厚积薄发。 故有人说55岁-75岁，是文科学者的创作黄金期。
从我所源引的王教授的简介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教授的学术研究涉猎面很广，古今中外， 文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翻译。他的一切学术成就都来自于他数十年的默默耕耘和点点滴滴的积累，可谓厚积薄发的典范。
西学东进， 东学西渐
当代已故的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 在《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九个：中华文明明区，印度文明区，伊斯兰文明区，东正教文明区，日本文明区，佛教文明区， 非洲文明区和拉丁美洲文明区。
塞缪尔· 亨廷顿在此所提到的“文明的冲突” 不妨可以理解为文明之间的一种互动和交流，在这一语境下去讨论中外文明的交流，去探讨翻译，就比较容易了。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持续不断。汉朝有张骞出使西域，唐朝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商人云集古代长安，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云南、四川和河南步道，民国时期欧国人到欧美国家的留学热。
唐代诗人李白得闻日本友人晁衡回国航海途中沉船并误传已溺死后曾写下一首诗，真挚地表达了他失去好友的悲痛，就是中外文明互动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与前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更是愈加频繁。近10年来，中国在全球建立了数百家孔子学院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明。
拉拉杂杂地扯了文明区的划分、中外文明的互动，似乎有些跑题，有人也许会问这些与王教授有何关系？且慢， 一切好的故事都离不开好的铺垫。
熟悉中外文明交流历史的朋友都会发现一个事实：中外文明的交流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均衡的态势：1） 汉唐时期的强势；2）清朝、民国和1978年以前的弱势；3）改革开放后爆发性地增强。
套用文化/文明输入与输出的概念来讲，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中国多出于“贸易逆差”的态势，即西学东进比较强势，东学西渐比较弱。从《天演论》、《资本论》到《索绪尔语言学》、《佛洛依德精神引论》，《巴黎圣母院》、《复活》再到《牛津词典》、《新概念英语》，西方的大量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而中国文明输出到海外的似乎仅有《论语》、《孙子兵法》、莫言、高行健的翻译作品。
客观上地讲，近现代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与中国当年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无须展开讨论。除了客观原因， 中国文明输出中翻译人才匮乏、政府一度对翻译工作不太重视也是制约中国文明输出的一个主观因素。
在中外文明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翻译——中翻英、中翻法、中翻德、中翻俄、中翻西（西班牙）、中翻日等， 无论在科技还是在文学艺术方面，都承担着一个桥梁的作用，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ultures 。
翻译，外翻中和中翻外，都同等重要，恰似一枚钱币的两面。由于一些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两种翻译各自不同的特点，外翻中在中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严复、梁实秋、傅雷、冯至、草婴、许钧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大家。
而中翻外的译者队伍就比较小了， 《毛泽东选集》不同外语版本的集体译者，杨宪益、戴乃迭、许渊冲、汪榕培和王宏印教授等， 有点势单力薄。
王宏印教授可谓著作等身的大学者，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汉翻英的道路上默默耕耘着，《公孙龙子》、《二十四诗品》、《红楼梦》、《石涛画语录》、《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另有民歌剧《兰花花》，陕北民歌研究与翻译著作《西北回响》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在新时期，中国几任国家领导人都在一直号召中国文化自信， 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王教授无疑是一位践行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书写中国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最好的担当。
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 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这样写道：“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一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奋斗， 争取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
时光荏苒，岁月留痕。 近30年来，我和王教授通过见面、电话、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做过无数次交谈， 涉及到天文地理、中外文学、日常生活。我时常为他的博学、待人宽厚而折服。
但我更敬佩他的则是他数十年对学问孜孜不倦地的追求， 按道理说， 他早已功成名就，他的孩子早已定居在美国， 他本应去美国含饴弄孙，可他却选择了安与寂寞为伍，静心做学问。 记得有一次，我傻傻地问他： “王老师，你真的觉得做学问不枯燥，是件很幸福的事吗？“
王教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取出夹在书中的贴条，轻轻地读来：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是啊，我是一个学术中途退场的人， 我怎能知道王教授做学问的快乐啊！
王宏印教授对中国的翻译学建设事业贡献巨大，嘉惠学林，愿王教授一路走好， 天堂无病痛！
后记： 自2003年定居澳大利亚来， 我与学术圈渐行渐远，但与国内的学界的不少的学者、教授们还保持着一些往来。 翻译学，对我很陌生， 故我没有从翻译的视野去写王教授，譬如 归化、异化、形合、意合、化境等，请谅解。另，因时间久远， 个别细节会有出入，还望纠正。
2019年12月21日早上11点-下午3点写于悉尼听雨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