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文学和审计学两栖达人：蒋山青/蒋明祺--兼致谢人文历史的发掘人和追寻者 

中国是个地域和人口大国，从古至今不缺各个领域的伟人、贤士、学者、和值得追溯的达人。这些人的经历、著作、和他们的社会贡献都是民族的历史遗产，加以发掘都会有益于国计民生和文化传承。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壁垒和纷争，这种人被埋没了一大批。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有人将他们一个个地挖掘出来，有的还带有传奇的色彩，或引人入胜，或使人唏嘘不已。本文要说的就是被发掘出来的这种人之一，他的名字叫蒋明祺，字山青，是个新文学和会计审计学两栖达人。

发掘这个两栖达人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国《财会通讯》2000年第一期刊出一篇《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的文章，其中被记录为 “一级星”的前辈有37位，而列于第24位的是民国“政府审计学”的前辈蒋明祺先生（先生名字中的“祺”字被误写为了“琪”）。这应该是蒋明祺先生的名字第一次在网络中出现。2010年，身为中国著名财经专家的江西财经大学方宝璋教授在其《民国审计思想史》一书中，当评论到民国政府审计专著的影响时，提到蒋明祺《政府审计原理》一书“对政府审计思想和理论的探讨成就最大”。2012年，方宝璋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乐莹女士发表了毕业论文《蒋明祺政府审计思想及其启迪》，其中以蒋明祺所著《政府审计原理》和《政府审计实务》两本书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反应出蒋明祺的政府审计思想与实务经验和设计，并探讨了其现实意义。以上专著和论文被多家网站和专业博客反复转载，并被许多研究论文引用。至此，蒋明祺先生作为中国“政府审计学”先驱之一的地位得到肯定。然而在财经学者的圈内，还没有一个人提到蒋明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

2012年，文学史学者黄恽先生在网上发表了《蒋山青其人其事》的博文，对中国文学史籍中竟然漏掉一个著作颇丰的新文学作家和诗人感到奇怪。作者虽然对蒋山青的个人生世多有误传，比如跳江或手枪自杀殉情以及蒋母找来姓江女子照顾等等都是子虚乌有，但文章中确实记载了蒋山青的大部分文学著作。而作者对同为一人的蒋明祺及其政府审计学的专著则似乎毫不知情。到了2017年1月2日，在“新文学甜点”网站的“一生范文”页面，出现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追寻蒋山青：一位投身新文学创作的会计师》。文章中除了提到黄恽先生的文章外，还比较系统地罗列出蒋山青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上海、南京、和重庆发表的小说集与长短篇诗歌专辑。重要的是，“一生范文”刊载的这篇文章根据民国书籍出版单位的记载，首次把蒋山青和蒋明祺同属于一个人的事实公之于众。到这时，一个较为罕见的，行走于新文学和审计学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两栖达人的形象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不过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两栖达人却只有一个54年的短暂人生，而且在其最后的十年生涯中充满了坎坷与痛苦。下面就是蒋明祺/蒋山青先生令人唏嘘的人生故事。

蒋山青是蒋明祺的字号及笔名。蒋明祺1906年1月7日出生于江苏淮阴县，父亲是邮电局的小职员。蒋家只有这么一个独子，因此竭尽全力供其读完初中。由于家里没钱，他之后只能到免费的教会学校继续求学。蒋明祺从小聪慧过人，并对文学有天赋的激情。他和初恋情人瑞木郁青一起在南京度过一段美好然而短暂的日子。不久瑞木郁青因病去世，蒋在悲痛之余以诗歌缅怀故人，并很快就拓展到更宽广的文学创作。他在南京和上海的报纸副刊上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逐渐地把社会底层的悲惨与不幸加以描述，为那些无奈和绝望的人们发出哀号。1926年，他在朋友的鼓励下，把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加以汇总，并托钱君匋勾画封面，自己也试做插图，交由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这便是他的处女作《秋蝉》，作者署名为蒋山青。不想《秋蝉》一书大受校友师生和社会下层知识人士的欢迎。 在这之后，蒋山青在上海和南京陆续发表了《花影集选》、《怅惘》、《红睡》、《月上柳枝头》、《春茧》、《重恋》等小说集；还有《无谱之曲》、《敦煌行脚》、《盲乐诗》等诗集。他的一首《盲乐诗》还于1933年被编入《朱氏初中国文》课本。

1927年一个叫江以秀的青年知识女性经人介绍认识了蒋山青，成为其小说诗歌的最早欣赏者之一。一次蒋山青把江小姐带到其初恋情人瑞木郁青的墓前，万分悲痛地哭诉了他对故人的深深情怀。这一番对旧情人的悲悯竟然唤起了江小姐的知音之情。从此他们堕入了爱河。蒋山青曾把和江以秀恋爱中的每一次难忘情景用诗歌加以描写，这便是《无谱之曲》这部爱情诗集的生活原型。这场恋爱使蒋山青从低潮的心境中摆脱出来，他对生活重新充满了憧憬和追求。由于“蒋山青”这个字号来自于描写南京“蒋山青，秦淮碧”的典故，江小姐便用“江波碧”作为自己的字号，同所爱之人的字号相配。1928年秋天两人在南京幸福地结婚了。这之后的一两年里，蒋山青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诗歌集，重点在歌颂美好的自由恋爱和对自由人生的追求。

1930年山青和波碧的爱情有了结晶，第一个孩子来到人间。业余写作的微薄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家用，为了养家，年轻的丈夫在结婚之后就强化专业学习。他早年具有上海教会中学的教育基础，之后又参加了复旦大学财经进修班学习财务和审计。1931年蒋明祺在政府举办的文官考试中以高分被录取为“简任文官”。经历几年勤奋工作与在职钻研之后，他陆续被调任审计部佐理和湖北省审计处三室主任。其间他曾受聘为武汉中华大学(现湖北师大)教授，讲授审计学。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抗战进入艰苦的时期。随着审计部门的撤退，蒋明祺和妻子带领六个孩子也一起转移到湖北恩施乡下，住在农民的家中。在这期间，蒋明祺撰写了《政府审计原理》这部专著，是以他自己的本名署名的。据其家人反应，蒋明祺精通英文，他常年翻译英文审计学专著，并与自己在民国政府审计工作中的实际相结合，终于能够学用结合，写出这本珍贵的专业著作。这本书于1941年被国内的出版社出版。在之后的一两年中，蒋明祺又相继发表了《政府审计实务》和《审计制度论》等专著。他的这些专著成为了我国审计学界的早期著作。2010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审计思想史》绪论中，作者方宝璋评述道：“在上述诸多的著作中，蒋明祺的《政府审计原理》（以下简称蒋著）对政府审计思想和理论的探讨成就最大……。”

湖北恩施的大山中虽然远离战火，然而日寇占领南京实施大屠杀和日寇在祖国大片土地上对人民进行的烧杀蹂躏，激发了蒋明祺对日寇的满腔仇恨，也激起了他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他在工作和教学的同时，发挥自己新体诗歌的特长，在煤油灯下写下了一篇篇歌颂前方将士浴血抗战的诗歌。这些中长篇诗歌集包扩《七勇士》、《雄鹰底搏斗》、《流不尽的血》、和《战斗在太行山底谷口》。这些诗集都是以蒋山青为笔名，相继发表在当时的抗战文艺丛刊上，部分被正中书局收集出版。另外，蒋山青还发表了表现卢沟桥事变时中国军人英勇抗日的剧本《芦沟晓月》。那是在1938至1941年间。当时在诗坛的活跃人士中有柳亚子（柳安如）先生。1939年在与安如先生的信件交往中，蒋山青提出了撰写歌颂“红军”白话体长卷“史诗”的想法，并以“团结则革命成功；不团结则革命失败”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前蒋山青被调任重庆，在于右任领导的检察院审计部工作，于是举家迁到重庆。在之后的数年里，他还同时受聘于立信会计学校、求精商科学校、和重庆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讲授审计学。在这一期间，蒋明祺《政府审计原理》的专著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得到再版。在工作和教学之余，他还参加了重庆文化界组织的“饮河诗社”，参加抗日文化沙龙聚会，并继续撰写诗歌。

不久，日本投降，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蒋山青为“重庆抗战胜利纪念碑”（49年被更名为“解放碑”）的落成撰写了历史性的胜利赋文。随后，因监察院搬回南京，他被推荐担任了审计部外派重庆的审计处处长。在那个大批官僚争发国难财的时期，蒋山青并未摈弃书生本色，只是以工作和教学的有限薪酬维持一个有十个孩子和四个大人的大家庭。由于他在审计工作中的清廉秉性，平级的政府同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南京大萝卜”，嘲笑他不谙世道的“愚昧”和拒绝贪腐的“自视清高”。然而蒋明祺先生并不以为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蒋妻波碧女士也到郊区工厂当了一名会计，由此夫妻还两地分居，周末方能相会。

全国解放后，蒋明祺曾被西南行政公署聘用，在重庆市财务部门工作。但是不久，他在全国镇反运动中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并被投放西康劳改农场劳改。虽然他很快就被农场聘用为不拿工资的会计，但是直到1956年才被“刑满释放”。蒋明祺回到重庆家中后一直失业，其间不断被街道派出所强制进行集中劳动。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完成了《翼王石达开》和《杜甫》两部长篇历史史诗。但这两部长篇诗集后来均未获得发表。1960年，正值大饥荒时期，蒋山青在被集中管制劳动中患了严重的浮肿病（饥饿病），很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享年54岁。他在文学和审计方面的诸多原稿，也都陆续被遗失了。值得欣慰的是，山青和他的爱妻波碧共育得十个儿女，他们大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现已退休），为建设国家作出过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