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在高速公路上遇見特殊狀況，不得不繞路，繞過一個口，發現還得繞行，再一個口，接一個口，不停地繞行，產生一種錯覺，仿佛一輩子就這麼彎彎繞，永遠迷失在路上。 Detour是一個有趣的英文單詞，劍橋英語詞典解釋說， 繞行通常是為了避開某個障礙，難免會走多點路。

現在中國大陸年輕一代走過的路， 比起出生在60-70年代間的我們這一輩人，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不怎麼繞行了。他們會覺得奇怪，但我的確從小心裡相信，我們是少先隊員，時刻準備著為某個理想社會奮鬥終身。在我身上後來發生的事與上海長寧區少年宮不無關聯。那是幢民國名人住過美麗得出奇的豪華宅院，小學時代，只有在接待外賓時才能有幸去玩，裡面有一條“勇敢者的道路”，那種回想起來極為簡單的少兒冒險遊樂設施在那個年月是我心目中的天堂。我們總是纏著老師幾時可以去接待外賓。

有一天，我們系著紅領巾，浩浩蕩蕩去了。當我爬過最後一段勇敢者的道路，攀著鐵索，從假山滑到沙坑跳下去，差點撞到一個舉著相機對準我的外國女人。鐵索滑了不少次，每次跳落沙坑，都會被相機鏡頭攔截，拿著相機對準我們小朋友的全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我突然明白什麼是接待外賓，小朋友們玩是為了外國人玩，為了接待外國朋友，為了讓他們覺得我們玩得很開心，可他們不是正在水深火熱中等待我們長大後去解放嗎？那是最初我領會到生活的荒誕和理想的虛無的時候，如果那樣的悲傷可以稱之為悲傷，悲傷像一條河流穿過時間的荒漠，沒有什麼衝擊力，卻留下了一個人一輩子的內心凹陷。

我的內心在一條看不見的河床裡，開始對傳統制式教育和體制標準化思想模式產生了懷疑。九十年代的上海是大門正式打開的年代，我毅然辭去了政府公務員工作，不惜從父母那裡借錢，賠償了好幾千元違約金，包括父母在內，所有人都認為我冒冒失失砸掉了金飯碗，但是，我想我知道需要什麼，我的青年時代如果還有那麼一點可取之處的話，就是一點微弱的正義感和理想破滅後對現實的反抗。雖然我在大學期間發表了長篇翻譯作品，但我還是放棄了文學夢（那時已經發現了魯迅等民族投槍的盲點，文學的聲音如此微小，無力喚醒屋子裡假裝睡著的人）。但我以為我隨時可以放棄商業，再回到文學道路上。

經數年螞蟻搬家的努力，在德國我捕捉到一個機會，用環歐旅行的一個月，收購了德國漢堡的一間小型醫材分銷公司，剪除中間環節，成為少數幾家雇傭德籍銷售員直接把產品賣入德國醫院的中國民營出口企業之一。一轉身，我又逮住第二個機會，從義大利引入技術支持，在中國內地成立一家擁有十萬級淨化車間的醫用耗材合資工廠，率先給歐洲客戶製造裝船前滅菌套裝手術包，初步實現了產銷一體化整合。

在兩年時間內，我收回收購成本，產品不僅在德國具有知名度，還從德國轉銷西班牙、法國和北歐。當坐在上海浦東敞亮的現代化辦公室內，面對著牆上的世界地圖，我開始幻想把一面面紅旗插遍地圖上每一個角落。未來似乎已經打包裝進了一隻堅固的出口包裝箱。但是，未來是一陣風，不知道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等到聽見風聲，它已經去得老遠老遠……

一個義大利客戶，我的一個老朋友，首先向我發出了忠告。他發現歐洲市場出現了不是從我司出口卻打著我德國公司品牌的產品，同時，我德國公司帳面卻出現了巨額虧損。當我焦頭爛額不斷投入資金，企圖挽救德國公司財政時，我的商業帝國開始搖撼，發出吱嘎的解體聲響。

驕傲和野心膨脹到我全然沒有顧及市場上山寨版產品淹沒了正品，全是產自我的國內合資工廠，訂單卻是來自另一間奇怪的新成立公司，與我德國公司同名。我陡然驚覺腹背受敵，兩位德國高層為了奪取公司，早已互相串通，將資產轉入新公司，而將債務扔給老公司，任由其破產，好讓新公司名正言順接手銷售管道，並從我的合資工廠採購。德國高層雇員——一個前南斯拉夫的共青團書記，開口閉口都是為勞動人民謀福利的人，曾親自飛到中國內地，說服我工廠合夥人與之聯手，通過一系列秘密的“合法”程式將我踢出了新公司。

我花費鉅資請德國律師，發動了一場訴訟戰爭，不為了奪回德國公司，也要毀了它。哪怕是在歐洲的火車上，我都要忙著看訟詞寫文件。記得那是在前往柏林的列車上，窗外飄著聖誕氣息的大雪，轉眼覆蓋了德國鄉村雪野上腳印，一夜間也染白了我的頭髮。

在有節律的鐵軌震盪聲裡，我想到從德國醫院直銷先驅到被趕出這個大市場，上帝的風同樣極其高效，也只用了四五年時間。刮倒我的不但有德國老朋友，也有中國合資工廠的兩名合夥人和若干供應商。懷疑人生是一句膚淺的話，那時候的我，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卻不得不否定全世界。

當坐在地球另一端靠近南極的家裡，看著螞蟻旁若無人從花園爬進客廳，我想起數年前在北京的一件小事。當時，我去北京出差，晚餐結束，大學時代的班長才姍姍來遲，他坐在那裡，無心吃喝，問什麼耽擱了，他說是在看螞蟻搬家，看了居然有兩三個小時，螞蟻從這一頭把家搬到那一頭，他輕輕吹了一口氣，螞蟻們都回去了。幾小時等於螞蟻生命的幾天幾月幾年白乾了，而他花了十來年時間在北京娶妻生女，有房有車，但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間失去。他覺得自己就是宇宙中的一隻螞蟻，不知道哪陣風把他打回原形。

班長的螞蟻比喻聽起來像是抑鬱症發作，但實際上充滿了智慧。數量遠遠多於人類的螞蟻一定也把我家當作了他們的地球。德國官司打了兩年，想不到班長擔心的事應驗到了我的頭上。 然而，一個人真的相信你的眼睛所見嗎？我發現，螞蟻的眼睛竟然看不見人。他們只是二維世界的動物，加上時間維度，充其量也就是三維動物，而這個世界按照數學家的演算就起碼十維以上，多一維我們尚且不能理解，多七維八維該怎麼辦，聖經詩篇說“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我以為這是我的地球，豈知這是那至高者的後花園。我繞行了世界一大圈，竟然又來到了《聖經》的話語面前。

繞行於我而言，沒有避開上帝，而且遇見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東西，然而，遇見耶穌，從來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意味著你得把過去幾十年積累搭建的違章建築統統拆掉。我撤銷了德國訴訟。

2011年是我人生中最為苦悶難熬的日子，在讀經查考中，摩西和我一起流浪四十年，約舒亞和我一起跨過約旦河，進入流著奶與蜜的迦南美地，耶穌帶我在棕櫚日進入聖城。當我第一次開始向上帝禱告，懷疑是主要的動機，然而，神的信實一次又一次向我證實耶穌所說那種移山填海的力量。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都不是停留在神學知識或禱告話語上，每一個都經過死蔭幽谷，都有經歷神的見證。每一個禱告都是信仰建造上的一塊磚石。

那時候有三個發現衝垮了我對理性對科學對無神論的信仰：

其一，人雖有理性的追求，但從更為基本層面上看，卻是非理性的。無神論完全沒有證據或實驗證明，實質上也是一種宗教；沒有人生來是無神思想，實際上，大多數人在人類歷史所有階段都是有神論者，如果不是從小刻意在全方位灌輸，一個人自然而然會產生的思想是有神論或不可知論；

其二，科學與宗教並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麼彼此衝突，相反，許多證據表明科學起源與宗教密切相關。事實上，美術，音樂，文學，醫學，天文，化學和物理等人類主要知識的起源均與宗教有關。科學僅僅有六百年歷史，卻幾乎奪取了各個領域的話語權，以至於有人把它高舉到幾乎成為一門新宗教的地位，然而，科學對世界和人生的觀察十分有限，對良心和道德束手無策。科學發現越多，由此產生的問題也越多；縱然（有組織）宗教在現代社會已經被邊緣化，但信仰卻從來沒有邊緣化，相反，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正在飛速發展。

其三，上帝的保守一直在我生命中，我發現對此最難的事不是相信，也不是靈修，而是感恩。很多人生於此長在此，對索取習以為常，終於靈性枯竭。從文化淵源看，中國人歷來沒有屬靈(spirituality)這個概念，害怕各種形式的知識灌輸，卻又趨之若鶩把孩子送進各種培訓班接受各種教育，為了不輸在起跑線。然而，從來沒有一種聲音出來說：要培育孩子的靈性。時代的悲劇，莫過於謊言洗腦已經把人培養成靈性乾枯的人，骨中乾枯比乾枯的手更可怕。

十個月後，我受洗成為一種叫做基督徒的新人類。在這個彎曲悖逆的世界，一個隻追求智慧和只相信個人奮鬥的現代人成為基督徒，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必然是一個神跡。這種新人類不是從此過著幸福的日子，而是從此開始了試煉。 洗禮那天，據說是那個中文堂第一次人數超過100人，牧師興奮地問我為什麼有那麼多朋友，我說大概更多人是希望看一看這個人的腦袋是怎麼漏進了水。

做一個創業的商人需要勇氣，做一個放棄商業的傳道人更需要勇氣，勇敢者的道路是繞行，但如此繞行必然也是神的恩典。我繞行了半輩子，以為已經聰明地避開了在歷史背後的那股超然力量的支配，卻不料那繞行的距離正是這支配者提前設計好的恩典之路。 五年神學院的裝備恢復了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賦予我解剖自我與社會的手術刀，我又重新提筆寫詩歌寫小說，作為一個基督徒作者，連續獲得了詩歌獎和散文獎。

在我被按立為牧師後，我常常想：在現實的災難面前，信仰不是某種蒼白的主張或脆弱的理論，聖經也不單單是某種世界觀的洗禮，這是我們人類共同祖先對世界超越物質肉體的那崇高力量和智慧的見證彙集，是一份給後世子孫更新屬靈、重新做人的免費禮物，不要怕否定自己，背起每一個人的十字架來跟從耶穌，哪怕為此繞行一大圈，付出幾十年光陰。

寫作此文時，第一本中短篇小說集《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在臺灣付梓印刷，理當可以松一口氣，但是，右耳邊響起澳洲叢林山火的嗶嗶啵啵，以及從北半球那座長江畔大城市傳來的求救呼喊，許多人連夜攜家帶口逃離瘟疫之城，還有人趁機把口罩等防護用品漲價幾十倍，那都是人類心底裡真正的恐懼與貪婪。

左耳邊卻響起一個柔和謙卑的聲音說，不要怕，跟隨我！

繞行遠路不正是為了豐富你的人生，加深你的生命體驗，給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無神論者否定自己特製下數段奇異的旅程。 

01/29/2020寫於墨爾本鷹山 原载于2020年首期“澳中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