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北宋朝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不同的是王安石还是一个变法的改革家;而司马光则又是一个史学家和理学鸿儒。从名声来说王安石因为其著名的变法而为世代瞩目;不过司马光因为其主编的第一本编年史《资治通鉴》而经史致用,在历史上发生过而且还正在发生深远的影响。司马光还因为幼年砸缸的故事被编入课本而为后人家喻户晓。历史上凡说改革,不能不提商鞅和王安石;而凡说历史,则不能不提史记和资治通鉴。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虽然各有异同,却有一定的可比性。特别是在北宋变法的斗争中,王安石是发起人和推动者,司马光是变法的反对者,但二人却又都是王权的忠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他们二人的诗歌来联系分析二人在情操、政见、历史贡献上的异同。

王安石(1021-1086),号介甫,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七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古人评其诗时称道他“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他的词作不多但意境开阔。其词风格独特,洗净五代铅华,开启豪放派的先声。有辑本《临川先生歌曲》。以 上专辑共收编他1808首诗词作品。

中国诗词中有众多千古流传的名句,其中有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出自王安石的七言绝句《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21岁时中进士第四名,随后在老家江西临川和南方多地任官,并逐渐产生改革的思想。1067年宋神宗赵顼(xu1)继位,时年王安石46岁。神宗起用王安石为江宁(今南京)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次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同一年的新年,王安石有感于推动变法的决心并期望着变法之后的新气象,于是创作了这首诗。

王安石有一首诗曾被用于课本,题名《船泊瓜州》,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二月(即1075年)。当时他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瓜州镇处于扬州市古运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是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之一。当时王安石立船远眺,想象着变法成功之后大地将是一片春光。他又想到改革路上斗争尖锐前途迷惘,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功成身返而回到家乡,不由得吟出了“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因为春风比喻着变法运动,他觉得“到”这个字不够生动有力,本想改成“入”和“过”,整整想了一夜,却没有一个满意的。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船边,忽然看到岸边有一片草地,是那么的青翠碧绿!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字——“绿”!就这样,“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成了千古名句。这个“绿”字,体现了他对变法成功后国家新面貌的期待。他在后来的诗歌中又多次用到“绿”这个字。后人为纪念这首诗,于瓜州运河边立下了“瓜州古渡”碑。我个人以为,这首诗有破釜沉舟的意味,因为王安石想到商鞅被五马分尸的结局,深知变法对个人命运的凶险,然而哪怕个人永无还乡的机会,他也要让变法成功,带来世间一片春色。“明月何时照我还”其实表明他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       

司马光(1019-1086)只比王安石早生两年,却于同一年去世,谥号文正。他是宋朝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他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又一说四川郫县),原籍山西涑(su4)水,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19岁就考得进士,进龙图阁当直学士。他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担任过各级官使,其位高至尚书和宰相。死后他被追认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 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他的文学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续诗治》等。司马光的诗词全集共有1257首。在一首题名《苦寒行》的诗中,司马光倾述了他做官不为名利而只为报恩和造福黎民百姓的胸怀:“我来苔欲报恩分,契阔非尽利与荣。古人有为知己死,只恐冻骨埋边庭。中朝故人岂念我,重裘厚履飘华缨。傅闻此北更寒极,不知彼民何以生。”(苔欲-止欲;契阔-阔别;傅闻-富闻)这与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情怀是一致的。在另一首题名《景福东厢诗·观试骑射》的诗中,司马光寄托了他淳德秉义为臣尽忠的心愿: “须知天地德,慎勿忘所自。”,“求为忠义臣,无负搜罗意”。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以文官治国著称,并在北宋前期开启了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社会繁荣。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的宰相,既有变法的雄才大略和佐政济世的胸怀,同时也有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他有一段营救苏轼的美谈:1079年,苏东坡受贼官诬告,说他诗句中暗语讥讽朝政,被下狱后在御史台受审,面临生命危险。御史台上有乌鸦呱噪,史称“乌台诗案”。当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自己多年的政敌。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安石:“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诗词也呈现出格调高远和清风傲骨的境界。先看一首他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又如《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些诗句强烈反映出王安石凌霜傲雪的气节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后世评价王安石的诗歌风格用了四个字——“空中之音”。

相形之下,司马光的诗词并没有王安石的诗词出名,但他忠君爱民的气节在诗词中常有流露,并为后人所称道。比如在《送呈班叔大名司户》一诗中,他写道“致远必自近,如君岂掾曹。鱼龙试春浪,松栝露秋毫。错落辞华富,坚肱气节高。垂天起肤寸,无叹走尘劳。”(此诗中的“坚肱”二字在原文里被写为“左石右坚 ;肱月换石”。肱指手臂上段,股肱之臣是指皇帝左右臂。)司马光在这首诗歌中寄托了他以身作则不图富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心愿。他另有一首题名《闲居》的诗,其中叹道“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我已幽慵僮便懒,雨来春草一番多。”当时他因与变法派政见不一,遭到排斥,曾经闲居洛阳14年,其间继续撰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坚持己见不趋炎附势,这种人格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也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为官的时期,二人的私交其实是很不错的,而且还被后人誉为君子之交的典范。司马光比王安石大2岁,两人都去世与1086年,同样都是20岁左右中进士,同样的满腹经纶、治政有方。在王安石成为宰相前,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非常要好,两人常与欧阳修、包拯等人一起谈天论地,指点江山。王安石和司马光还同为苏轼的朋友,他们三俩个人常在一起赋诗共兴。比如王安石有《明妃曲》三首,赞美汉代的王昭君出寨,其中有句“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句一反古人惋惜昭君的心情,反而为昭君得到人生知己和幸福而称道。不料想,这种看法却在当时著名的骚客当中获得一片喝彩,并得到许多唱和。其中很得力的一首唱和正是司马光所写的《和王介甫明妃曲》,其中赫然听得“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司马光在溢美昭君之后,更加大胆地直接斥责汉元帝的昏庸,连他用毒药逼死先帝(汉宣帝)遗臣萧太傅(萧望之)的事也给翻了出来。这里不仅有司马光对王安石(介甫)诗句的赞赏,更体现出他本人借古喻今秉持正义的心怀。然而,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的性格截然相反。王安石固执、激进,锐意进取,而司马光沉稳、老练,善于周旋。虽然两人都认为应当改革图新,但是,方式方法却有不同的选择。当王安石提出一系列尖锐的改革方案后,两人的争论越来越大,甚至经常在朝堂之上大吵起来。不过,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是巨大的,司马光无奈之下,选择回家写《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