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私德来讲，却是光明正大的。两人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比如：两人都不喜欢饮酒，谁都不纳妾，都不喜欢奢华等等。正因为品行修养，两人对对方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敬意。司马光在《与介甫书》中说：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也提到：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去世后，有人想趁机诋毁王安石，司马光却说：“不可毁之太过”。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古代仁人贤士之间君子之交的代表。
政治家和思想家有没有言情诗呢？当然是有的。不过他们的婉约言情可能只是表面，而其诗歌中真正的内涵，却往往超过一般的情愫。先来看一首王安石的春夜怀情诗《春夜》：“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许多鉴赏者都曾把这首诗看作漏液思春怀念心上人的言情诗，但更有人发掘出诗句中更深层次的内涵。此诗的题目原本是《夜值》，当时宋神宗有推行新政之意，对王安石于英宗时奏表的变法主张极感兴趣，于是启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翰林院每夜有一人当值，王安石在当值时想到面临的历史重任，夜不能寐心潮澎拜，遂作此诗。这首诗被后人收入著名的《千家诗》，编入时按编者的理解把题目改为了《春夜》，一字之差，尽失原作的背景。这首诗和杜甫的《春宿左省》为伴，诗中的景色情绪也很相似。杜甫《春宿左省》：“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若仅仅是比较文字意境，王安石这首也许不如杜甫的那首；但若比较思想情操，王安石这首内涵天降大任摩拳擦掌的胸怀，而杜甫那首则是小心翼翼在等待明朝的封事。
司马光也写过许多言情诗词，其中很有名的一首是《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词中对美人的赞誉和见与不见的情感斟酌充满了诗意，并显示出司马光率真而丰富的情感。司马光虽然是深究理学的儒家，但他对情感不加掩饰的态度和对世事鞭辟入里的犹如法家研学的深度则与一般学士有别。这些人格与学问的精修在他编著的《资治通鉴》里也有充分的反映，就不在此处多言了。
王安石在北宋变法历史中代表改革派，而司马光代表保守派，但他们的政见和历史贡献却是异同各彰。他们二人早期都有改革现状的志向，并在这方面很谈得来。司马光曾在宋仁宗时期就提出了免役法，其思维模式和想法与王安石是接近的。但是司马光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官僚之家，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宋代忠君理学的毒害，要想他接受废旧立新的思维和理念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他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王安石的变法目的是改变宋朝孱弱的现状，也就是为了富国。他的主张偏重于治民，而司马光的主张偏重于治吏。当时变法的一些措施对商贾和农民太苛刻，赋税很重，连神宗自己也有“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的叹息。特别是“青苗法”（又称“草田法”）的出笼，成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分裂的导火线。青苗法的本意本来不错，是想模仿唐代的贞观之治。正如王安石在《河北民中》一诗中所写道：“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用现代的话来解释，每家每户都生儿育女，学习耕织，然而生产的粮食布帛却要上交朝廷，再由朝廷贡献给敌国。而今年大旱，使得赤地千里，却仍然要去充劳役。老幼只好相携逃往南方（河南），可惜南方虽然丰收，但是交完赋税后，剩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百姓们生活一片黯淡，行人一个个神情惘然。只可惜没能生在唐朝的贞观盛世年间，那时几文钱便可买一斗粟，并且还没有战争。可是王安石虽有经济改革的措施，却无整治贪官污吏的魄力。一方面，“青苗法”鼓励富家并吞土地，然后朝廷增加富家的税收。这样就使得大批贫苦农民失土缺粮，流离失所。而富家和商贾之家也怀不满，认为自己的利益都被“王安石”拿走了。如此虽然一时国库充盈，但是国进民退，失去了民心。另一方面，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把经济改革的好处和相当部分的税收都纳入了私囊。由于这两方面的弊病，改革失败的孽根就被种下了。变法本身是励志图新的作为，比如青苗法也有调动生产力和限制利益集团的改革进步因素，但由于封建统治的时代限制，变法不可能真正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司马光对青苗法做过简短的评述：“青苗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可见，他是把“病民”和“伤国”当作因果关系来看的。当代人对这个历史观应该有所借鉴。关于旧法和新法，司马光有一句精辟的分析：“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这对于当今世界，尤其具有警示的意义。
司马光作为研究和总结封建历史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在佐君吏治方面是有见解的。他深谙昏君独夫和贪官污吏的危害，这在他的诗词和史学专著中都有体现。比如他的一首五律《五哀诗·马伏波》就写道：“汉令班南海，蛮兵避郁林。天涯柱分界，徼（ｊｉａｏ４，边界）外贡输金。坐失奸臣意，谁明报国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烟深。”此诗表面是为西汉将军马援（马伏坡）为奸臣污垢落难而不值，实际上是忠告当朝圣上要明辨是非，要远离奸臣和信任忠良。司马光在仁宗和英宗时只当过判官和谏官，竭力于整顿吏治。但在君王昏聩污吏不绝的事实面前他又很失望，于是辞官修史。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编写了一部从三家分晋讲到秦二世而亡的《通志》。这本史书受到英宗的赞赏，并要求司马光继续按年代编写，并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编书助手。宋英宗驾崩后，太子赵顼（ｘｕ１）继位，改元熙宁。此时司马光的《通志》更见 丰硕，宋神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为该书提名《资治通鉴》，还写了序言，而书名是取“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之后历时１９年，司马光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记录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１３６２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规律。司马光在《自嘲》一诗中对自己的志向和成就做了 总结： “英名愧终贾（穷困），高节谢巢由（巢父和许由的并称。相传皆为尧时隐士，尧让位于二人，皆不受。因用以指隐居不仕者）。直取云山笑，空为簪组（穿戴）羞。 浮沉乖俗好， 隐显拙身谋。惆怅临清鉴， 霜毛不待秋。”其中的“拙身谋”和“临清鉴”应该是重点。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被神宗及其后代哲宗任用。
每一次变法改革失败之后都有一个“重振朝纲”的时期及其代理人，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重振朝纲的代理人便是司马光。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所谓“元祐更化”。司马光为整顿北宋变法失败后的乱世做 出了贡献。他即是封建王朝的维护者，又以 《资治通鉴》一书为千秋后世制作了一 面以史
为鉴的镜子。他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封建王朝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这在他的一首《感怀》诗中得到了深刻的 体现： “昨日春冰破水边，今朝腊雪坠风前。岁华过目疾飞鸟，壮志如何不着鞭。”他去世前，北宋在外部侵略和内部腐败的夹击下已经露出了衰败的征兆，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也只有空自叹息的份儿了。
王安石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之星，虽然在司马光被召回主政之前就遭到了贬黜，但他在司马光主持“元祐更化”复辟旧法的时期，任然没有终止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关注和思考。他的这种政治见识和情怀在其七律《读史》中得到了比较深刻的体现：“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ｄａｎ４）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宋代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诗人还有一句惊天之语：“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体现了他大无畏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尚能具备如此深远的眼光和浩然之气，而在我们当代却有不少的人被历史记载中的糟粕和虚假忽悠，导致在思想上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对照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如上种种，我们传扬他们的诗歌，吸取他们的教训，继承他们优良的品格和理想应该是十分值得的。
（注：本讲座稿中有少量语句择录于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