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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王元化德里达对谈琐忆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22-03-13 04:48:06  浏览次数: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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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张宁发来一张老照片,唤醒了我一段记忆。这张照片是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于2001年访问上海时所摄,时间是9月11日,地点在法国驻上海总领B6EE9B77-90D9-432D-BE45-E44ACF588DB9.jpeg事馆。近景有五人:德里达、王元化、郁白、张宁和我。德里达与王元化是主要客人,郁白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是招待会主人,张宁是德里达同行的翻译,我是王元化的陪同者。后景还有孙景尧、朱立元等参加招待会的中青年学者。

时间过了整整二十年,当时对谈的两位主角德里达与王元化都已逝世,我与郁白本来就不熟悉,向无交往,也没有打听他的行止,只有张宁,虽然远隔万里,但倒时有信件联系,她来上海,也都约我见面,保持多年的友谊。张宁年纪比我少得多,毕业于广西大学,本来不可能与我有交集,只因我的学生孙景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任教于广西大学,张宁是他的学生,那时景尧邀我与叶易同到广西大学讲学,指派张宁负责接待,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但回沪之后,即断了联系。后来我到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短期讲学,准备顺道在意、法等国参观名胜古迹和艺术博物馆,巴黎当然是重点地区。景尧听说我想到巴黎参观,就跟我说,张宁现在巴黎工作,我叫她给你带路。我在巴黎玩了十多天,张宁带我游了很多地方,即使她有事不能陪我时,也为我画了路线图,便于我寻找,这使我非常感激。所以这次她陪同德里达来沪讲学,我就无形中介入了接待工作,其实只是为了帮张宁的忙。当时,复旦中文系系主任是陈思和,也是我的学生,我叫思和帮张宁安排活动,思和说:“张宁是我的老朋友,你不关照,我也会帮她安排的。”这样我就放心了。

但有一天,张宁愁容满面地对我说,她碰到了难题。我问是什么事?她说,法国驻沪总领事郁白先生说要为德里达举行午餐会,但有个条件,就是要我请出王元化先生来参加,说是如果请不到王元化先生,他就不开这个午餐会了。我托了好几位朋友去请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都不肯答应,我真是急死了,怎么办呢?我说:“不要急,我去试试吧!”张宁一听,很高兴,但也并没放下心来。

我与元化同志的认识,是由于内子高云的关系。高云于1960年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即现在的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工作,元化同志因胡风案受审查后,也发配到文研室,高云、戴厚英等几个年轻人知道他受审查事,但并没有歧视他,倒是听说他在研究《文心雕龙》而捉住他要他开课讲《文心》,元化同志赞赏青年人的好学劲头,也很高兴地为她们开班讲课。这样,排起辈份来,元化同志应该是她们的老师,但那时候,学校以外的人都不作兴叫先生、老师,老老少少都叫同志,所以她们叫他“元化同志”,我也跟着叫“元化同志”。1961年,我和高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得到元化同志的肯定,他还将自己收藏的鲁迅研究资料借给我们,鼓励我们继续研究。不过这些都是通过高云转达的,我自己与他并无联系。我与元化同志的接触,是在1977年之后。有一次,高云与戴厚英一起去看元化同志,邀我同往,我就跟着她们去了。那时元化同志还没有搬到吴兴路,住在另一地方,我只是跟着高云走,记不得路名了。她们去,也并无什么事情,只是闲谈,但一个下午谈下来,使我对元化同志大为折服,他知识广博,思路开阔,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就常去聊天,只是他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看他太忙,无空谈学问,就没有去轧闹猛。直到他卸任之后,我才再度登门。有一次,在元化同志家碰到龚心瀚,他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生,我曾教过他的课,当时正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见到我很亲切,却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我说:“你做你的官,我教我的书,找你干什么?”他说:“那么,你干么来找元化呢?”我说:“我来是听他谈学问,又不是找他办什么事的。”元化同志在一旁证明道:“我在做市委宣传部长期间,他从来不找我,倒是我不担任部长时,他常来看我。”

正因为与元化同志有这点交情,所以我主动揽下邀请之事,想代张宁分忧解难。

我跑到元化同志住处,提出邀请。元化同志说:“不是我摆架子,不肯与德里达会面,而是最近我正在发疹子,混身发痒,不能穿西装,不便见外国人。”他伸出手臂,拉起衣服给我看,果然满身都是疹子。但我仔细看看,似乎还并不太严重,觉得还可以动员他去,就将实际情况告诉他。我说:“这次陪同德里达前来的,是我学生的学生,叫张宁,负责联络安排,兼做翻译。那年我到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讲学,顺便到巴黎旅游,我的学生孙景尧怕我不认路,叫她接待,她尽心尽意,带我到处参观,所以这次她陪德里达到上海,我就帮她联络、安排。德里达是法国文化名人,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郁白要为他的访沪开午餐会,但提出一个条件,说是你们要请出王元化先生来参加,我就举行午餐会,请不来,我就不开午餐会。但如果不开午餐会,张宁回去就不好交代,我也觉得对不起她。所以还是要请你出席一下。你不能穿西装,就穿T恤好了,我来接你,陪你去,我也不穿西装,穿衬衫,好吗?”元化同志说:“既然如此,那就去罢。”午餐会定于9月11日,虽然已是秋天,但那天天气尚热,到场一看,不穿西装而穿衬衫或T恤的人很多,所以我们的穿着也并不显得突出。

王元化与德里达的谈话很随意,很松散,没有固定的主题。有时王元化、德里达和郁白三人谈;有时在饭席上你一句我一句大家一起谈,用的是英语,许多人都能对付几句。记得德里达感慨道,为什么我们要用英语谈话呢?希望下一次来时,我们能用法语对话。为这事,曾引起了一番语言霸权主义和国际通用语言问题的讨论,元化同志也发表了意见。关于那天王元化与德里达对话的内容,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经写过一篇访问记:《与德里达对话访谈录》,记得较为详细,先在报纸上发表,后收入《王元化文集》,大家都容易看到,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了。

本来,他们谈兴甚浓,还有兴致再继续下去,但德里达下午还要参观上海博物馆,对谈只好匆匆结束。

参观上海博物馆,是德里达提出要求,也是我帮忙联系的,所以我必得陪同前往,只好请别人送元化同志回去。

当时的上博馆长是陈燮君,与我有一面之交,他对德里达的来访很重视,特地安排了接待外宾的讲解员为德里达用英文讲解,重点是在青铜器馆,德里达看得很满意。在参观结束时,突然传来了美国双子楼被飞机撞毁的消息,德里达非常驚讶,愤怒,告辞了馆长,站在上博的后门外,面对长空沉思良久。

第二天,德里达访问复旦,上午在相辉堂演讲,下午在中文系座谈,我一直陪同。那天晚上,元化同志还打电话来询问德里达访问复旦情况。后来德里达到别的学术单位演讲,我就没有参与了。不过他与张宁游杭州,还是复旦派的车,我叫我的博士生张岩冰陪同照顾,使德里达此次上海之行,有个圆满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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