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花石场
我在梅花石场干了只两个月不到，便被辞退了。
这是我唯一干过的石场工，在身上，在面子上，在心上，都有记号，所以，虽然干的时间不长，却至今不能忘记。
二月之后，天气晴暖了，我走出和惠路，沿着广汕公路往东，原计划在双凤工业区、G324国道线边上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厂进。走到潮阳师范学校，一条路落进田野往新和方向，国道324线两边的风景也越来陌生，我还没看到一个招工的工厂。进田野去新和，估计啥收获也没有，继续沿着国道324线走，前面就是金浦，甚至还有可能走到棉城。这些地方虽然不熟，但都曾路过，不会迷路。时间也早，十点过，太阳还没当空照，就是走到十里之外的棉城，下午也能原路回来。
过了潮阳师范——这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的学校，前面是324国道线，大门外的春天阳光和雾，在田野山河村庄纠缠不清，朦朦胧胧，懵懵懂懂，无边无涯；大门墙面有些斑驳，旁证了岁月沧桑；淡黄色门柱里嵌着黑铁栅门，温暖而严谨；门里石板铺路沿山势而上，道边绿树苍天，山上灌木、松木凝碧。教学楼板墙或教师宿舍黒瓦在绿树掩映里偶露一角，幽静，神秘，让我惆怅。当年……一提起当年，心里的那种叹息，就像无可救药的病，让我绝望起来。绕过潮阳师范学校，便是大峰峰风景区，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峰，和平人叫它“雄狮山”，怎么看，都没有雄狮的气势，或许它的样貌像一屁股蹲在地上的一只雄狮吧——估计和平人忘了它原本的名字，只记得这里是大峰风景区了。大峰风景区山门是白色大理石砌就，路边有琉璃瓦八角凉亭，亭里红漆水泥凳子上，坐着两个来进香的中年妇人，她们神情落寞，或许在生活中遭遇了不痛快，来给大峰祖师上柱香，祈求保佑度过厄难吧。往前，过一小溪，溪边不远处有一破败瓜棚，更远一点是村庄，影影绰绰，如同海市蜃楼。溪里的水倒是清流，不是看见堰坝里的农药瓶子，我都想溜下土坡在溪里洗把脸，喝一口溪水了。
过了这道溪，便不再是和平，是金浦的地盘了。
我无所谓，这时候只要能找到工作，还管什么天南和地北。
324国道线两边，跟和平的样貌完全不一样。
在和平，324国道线两边，民居、厂区、像蜈蚣脚一样无处不在。
在金浦，324国道线两边，一边的山像一堵大坝，一边的田野渺渺无尽。
324国道线上，车多了起来，拉石头的，拉石灰的，拉砂石的，清一色手扶拖拉机，在路上嗵嗵嗵地响，一边飞跑，一边发出一股刺鼻的柴油味儿。过了山头，仰头一看，好家伙，山上一棵树都没有，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乱石。拖拉机正从笔直上山的路上下来，司机站着身子，弓着腰，手把着车把手，整个人趴在车把手上了。路的两边，好几个石灰窑在冒着青烟。我没打过石头，没烧过石灰，没放过炮，没玩过风机……抡抡大锤，装卸一下石头，我想我行。我行，我上。我没有犹豫，沿着那条笔直的上山路摇摇晃晃地走了上去。山上面，山顶已经不见了，平了，到处都是石头，像羊群一样。每条路口，都有旧的三合板，上面用墨笔、粉笔写了石场的名字当招牌，人影儿却没见着一个。我继续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凝神，寻找风机的响声。春天正午的阳光白花花地，照着遍地的乱石，有种说不出的狼藉与荒凉。我想这就是我的人生，想到这里，绝望倒成了一种力量，非得在这里卖力，用力气洗刷自己错误的过往。这是一种惩罚，也是忏悔。往里走了一大段路，见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打石工，抡锤的抡锤，掌钎的掌钎，改锤的改锤，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一眼，注意我一下。前面，两个浑身灰迹的工人绑着绳子挂在峭壁上，一个抱着风机打炮眼，一个在后面搂着电线，亦步亦趋。
打石头的人虽然衣衫褴褛，但个个铜皮铁骨。红铜色的皮肤，胳膊上的腱子肉，脸上的坚毅，胡子上挂着的汗水，睫毛上的石灰，专注的眼神，画下来，绝对是战场的景儿。他们在挥锤叮叮当当，山上一片叮叮当当。一个胳膊上衣袖少了一块布的大叔停了下来，他要抽烟。我赶紧走了过去，向他打听石场还要不要人。大叔用结满老茧的手指夹着烟，看了我一眼，笑了，说听不懂我说话，招呼一个年轻人过来，那年轻人与我年龄相仿，一脸灰尘，牙齿雪白，说你干不了，还鄙视地看了我一眼，顺了大叔一支烟，走了。大叔歉意地笑笑，也没说话，猛吸两口烟，又拎起了脚边的锤子，心无旁骛的抡开来。看了看他身后的石头，看了看别人身后的石头，我明白了他们是多劳多得，难怪都这么拼了。
悻悻地下了山，我觉得在石场找工有了希望。
石场并不是不要人，只是觉得我打不来石头。我去找我能干的活不就结了。
沿路向东，324国道线边的风景变了，有了一个巨大的围墙，围墙已经长了黑苔，里面原来是庄稼地，现在庄稼地里还有几棵被飞蓬草、野菊和杂草挤得半死不活的潮州柑。乍看之下，农场有几百亩的面积。沿着围墙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农场的大门，门楣上的方框里写着正楷的“梅花农场”四个大字，铁门锈迹斑斑，并没有锁，过道里的侧门上还挂着一个医院常用的白底红十标志。这里居然有诊所！放眼四望，距离最近的村子，都该有五里路远吧！沿着围墙继续向前，上坡，还是农场的地盘，只是农场的地里，长满了齐刷刷的飞蓬草，海绵一般，一块一块，沿着山坡叠放。坡下田野的边上，有一个墨汁浸染过似的村庄，该是梅花村了，路边有一条上山的砂石路，通半山腰上农场废弃的仓库……我听到了风机的声音，废弃仓库上面有石场！
看了看路面还长着杂草的砂石路——路上确有轮胎碾压过的印子。沿着砂石路往上，走到半山腰的仓库，在仓库临路的门边的灰墙上，看到了用粉笔反复涂抹成的“梅花石场”四个大字。门里有人，我便走过去。门里，两个男人正在黑暗的光线里围着一张小四方桌喝工夫茶，北墙下有一张原木书桌，上面有本中学生的数学本，本子里夹着一支黑笔帽圆珠笔。文质彬彬的身穿格子衣的中年男人，是石场管事的张老板，两英的；长着黑胡须小脸墨黑的中年男人，是石场里管发电机的吴师傅，山下面梅花村本地人。管事的张老板背贴着西墙坐着，说话斯斯文文，问了我几个问题——哪里人，会干什么，干过什么，在这里有什么人，老乡还是本地人……我一一小心回答，然后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两英的小学老师，这个石场是他老表开的，叫他来管事。绕了很多弯，然后才一本正经告诉我招我做装土工，装一车土三块钱，装多少车算多少车，石场包吃包住。
我问：晚上可以搬来住？
含含糊糊答：你愿意。
我迫切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哪怕那座废弃仓库已经成了危房，对于生存都是危机的打工人，也是一个不错的庇护所。我再次谨慎地跟张老板——张小学老师确认了一遍，得到肯定答复，便满心欢喜，找工作的事，告一段落了。跟所有在外打工找到工作人一样，春风得意，走路脚杆子都轻松了。到了朋友的印刷厂，把湿毛巾、一双磨平了后跟还能穿的皮鞋，两个衣架，一个塑料口杯，换洗的两套衣服塞进红色塑料桶里，便沿着324国道线朝着梅花石场方向行进。人生在外，没有比拥有一个饭碗头子更幸福的事了。
梅花石场在梅花农场东面，都属于前陇山，再往前一些，就是棉城了。梅花农场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看到围墙上残存的“农业学大寨”的红字，再看看围墙里荒废的庄稼地——如果飞蓬草可以卖钱，可以当作飞蓬草种植园了。历史那张破碎的脸，与羽盖葳蕤的飞蓬草形成了强烈呼应。梅花石场是新开的石场，在半山腰，掘进不到二十米，峭壁上，青岩狰狞，青石上面有一米左右的黄土层，上面是枞树林，峭壁上龙须般地枞树根已经悬空，摇摇欲坠。我的任务就是收集落下来的黄土和枞树，装上拉土的拖拉机。装一车，司机就发一个游戏币，一天下来，凭着得到的游戏币去找张老板登记数目，到月底就可以算工钱。站在半山腰俯瞰金浦大地，烟影朦胧，荒凉一片。目光落在眼前，春天的威力无比巨大，仓库后面地里残存的几棵潮州柑、大片的飞蓬草、山壁上的枞树、石头缝里的灌木、空地上的杂草，都漆了一层新绿。风机不响的时候，耳朵里都是嗡嗡的山涛。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又遇到了邓刚。
他妹夫卖茶叶——邓刚扬言是做茶叶生意，不过是一个骑着自行车驮着两个装满各种茶叶的竹筐到处兜售的小贩，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兜售到了梅花石场，探知在这里拉土方不用付钱，便告诉了邓刚来这里拉土方。邓刚一到，贵州大军也到了。原本打石头的工人只有一班人马，来自梅州平远山区的客家人，——领头的班长的右眼——领头的往往是炮手——被炸瞎了，戴了一副墨镜，我当时还以为是时髦的大哥做派，在同一个棚里冲凉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右眼比左眼整整小了两大圈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为人很爽朗，跟同乡有说有笑。而且，唯有他的房里有一台二手小彩电，晚上不干活，大家都挤到他的房间看电视。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临时搭建的床，没凳子，地上有一根歪歪扭扭的枞树，大家便穿着短裤衩，坐在枞树上，一边说笑，一边看电视。我也去看过几回，播的是《天蚕变》，吼吼吼，哈哈哈，打来打去，看起来很过瘾。更多的时候，我躲在自己的床铺上翻看从朋友印刷厂里顺来的书。邓刚的两舅子两个老表进了石场，承包了给破碎机投送石料的活儿。用翻斗车从石场里把改小的石头运出来，然后投进破碎机。抱石头绝对是个体力活，费胳膊，费肚皮，费腰。然而人在江湖，只要不立马废命，都不是事儿。
四月过后，雨水多了起来。
山顶上的黄土和枞树，受了雨水的浸泡和地面流水的冲刷，纷纷泻了下来。雨只要小一点，管事的张老板便会给拉土方的司机打电话，要他们过来拉土方，这样，天一放晴，炮手就有活干，工人也有活干。我也乐得有活干，每天装几车土方，我就多得几个游戏币。邓刚来了，我给他装泥，他也帮我装，装了一车稀泥，邓刚左看看，右看看，看上了一棵海碗粗的枞树，他要这棵枞树。我用刀，他用锹，三下五去二劈掉了枞树的枝丫。他瘦小，我让他去抬枞树尾巴，我抬枞树兜巴。他在车厢后面，我在车厢前面，两个人托着枞树往车厢里送。可能是他力气不够，也可能是枞树上粘满了泻泥巴巴，他手一滑，掉了，而我这一头，已经把枞树兜巴按在了厢板上边，他那一头滑落了，我也抵不住，树兜巴也滑了下来，把我扶着树干的左手无名指最后一节压裂了。殷红的血从裹着指肚上的泥浆里冒出来，钻心的疼。我把无名指捏在右手虎口里，蹲下来抽气，实在太疼了。邓刚说旁边的水沟里有清水，洗一洗，看看咋样了。我原地蹲了两分钟，缓过来了，用水沟的水洗去掌上黄泥，发现指肚上面三面裂开，与半截指甲分家了，只有下沿还连着皮肉。邓刚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呆，好像被打蒙了，过了好一会，清醒了，说：我拉你去梅花农场上药，那里有诊所。
诊所的中年阿姨说话很温柔，动作也温柔，帮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还叮嘱我每天来换一次药。
无名指伤了，我干不了活了，我盘算了一下收入，面色煞白，哎，还上什么药，就等它自然好吧！
邓刚从他妹夫那里拿了一包纸包装的铁观音送我，算是表达了同情和遗憾。
第二天，我拆了包着手指上沾了消炎药的纱布，嚼了一把茶叶敷上。
第三天，管事的张老板听闻我伤了，进宿舍看我的情况，其实我正靠着墙壁，右手拿书看着。见他来了，还充好汉，说休息两三天，就能干活了。张老板摇摇头，没说话，阴着脸走了。
第四天，吴师傅进了宿舍，问候了两句，才说：张老板要我通知你，石场不要你了。
我想都没想，问为什么。
吴师傅面无表情，眼神却有点无奈，答：你在石场，看什么书嘛！
就因为这个？我想问吴师傅。吴师傅已经转过背去，沿着墙壁下的过道走到了破门边。我看了看裹着茶叶像颗卤鸡蛋的无名指，宿舍里汗臭味变成了诱人的温暖，我却要离开了。两个月不到，挣的钱还不够三百块……我得先找个地方养伤……
外国作家说：“人活着就应该热爱生活，而说到热爱生活，人也必须要热爱不幸，失败，孤独。”
我们中国的作家说：“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打工的人，生活的核心，就是就业有活干。我惧怕失业，当失业成为今天的现实，我倒不绝望了——在绝境里绝望逼迫自己也改变不了现实。我听到了窗外半山腰风机的响声。我开始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一边也愤恨，一个小学老师，心胸如此狭窄、势利、无情，真的有辱斯文。惆怅的是，我觉得我和这荒凉的梅花村前陇山蛮配的。
在眼镜厂
进眼镜厂纯属意外，有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
我一个人在双凤工业区漫无目标地游荡，心慌慌的时候，在距离以前工作的建材厂不远的马路边，看到了厂里以前认识的一个四川女工——没有腰的那种中年妇女，他们正在围着一个文质彬彬的男青年聊天，我走过去围在旁边，听了一会，知道了那男青年叫小苟，是眼镜厂电镀车间的小组长——这可不得了，在几千人的眼镜厂，他是唯一一个当了小组长的外省人。这帮围着他的老乡，都想托他介绍进眼镜厂。
双凤工业区的眼镜厂是这个镇规模最大的工厂，不不，听小苟介绍说，不止于此，不仅是全镇最大，还是东南亚最大。但小苟有些难为情，进厂要收三百元介绍费，这个钱收了，对不住老乡，不收，厂长、主管那里不送两条烟，不好打招呼。
说到钱，大家都犯难，小苟最后说，至少得四条云烟，或者四包品相过得去的茶叶。
那位女工问：这得多少钱？
小苟盯着地面说：这个怎么也得两百吧。
那位女工还在犹疑，怕给了钱，打了水漂。我觉得是个机会，便跟小苟说：老乡，二百，我去。他们说的是四川话，我说的是普通话。小苟白了我一眼，没说话。那位女工介绍说：这娃儿是我们厂原来的同事，湖南娃儿。
小苟装着笑了一下，对我说：我们厂部办公室的文员就是湖南女娃儿，你们老乡。接着又问我：你带身份证没有？
找工作，身份证就是护身符。我赶忙说带了。
小苟接了钱，红了脸，说：进厂分到什么车间我可管不了的哦。
只要能进厂，扫地也没所谓。我想，那是正儿八经便宜我了。当然这些话我没说出口，只是表示：只要能进厂，发工资了就请你喝茶吃饭。
小苟捋了一下垂在额头上的头发，对他几个老乡说：你们明天中午就在大门对面等我，办妥了，我出来带你们。
几个四川老乡唯唯诺诺，我觉得也必须唯唯诺诺。我在双工业区的山坡上面，曾经无数次眺望过山坡下的眼镜厂，做梦都想进入眼镜厂。厂房是现代洋房，厂区里绿化很好，环境不仅干净卫生，工作也稳定，里面姑娘还多。盼了这多年，哪知道这次在路边凑热闹就达成了心愿，正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打电话给朋友，告诉他：我进眼镜厂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麻烦和平的朋友。
好在他生活在高处，我在低处，所以，他帮助我，从没有想到过什么回报，反而让我感到了这段友谊的纯粹。他有些惊讶，告诉我：眼镜厂的工资很低的，他的朋友就在眼镜厂做董秘，马庆学，你问问。问问就问问，第二天中午，见了小苟，告诉他：我朋友的朋友马庆学也在眼镜厂。小苟一听“马庆学”三个字，脸“唰”地更苍白了，问：马老师，董事长身边的人，你们认识？
我说不认识，我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说我要进眼镜厂，找马庆学就行。
小苟没说什么。
分配床位的时候，小苟把自己靠窗的床位让给我了。
宿舍在工厂对面，车间改的，外地在工厂上班的男工，两百来人，都住在这一个宿舍里。本地的员工和女工，宿舍在厂区里，在食堂后面的两栋楼里。宿舍里的铁床，两张一行，清一色上下铺，都挂着蚊帐，背靠背的一面，还用硬纸板挡了。即使是床前面，一半也用硬纸板遮了，每个人都在尽量使自己的空间私密一点。床下面，板箱、纸箱、行李箱、塑料桶、拖鞋、旧皮鞋，一应俱全，摆放的整整齐齐。终究是正规工厂了，每天保安都会进宿舍检查，不卫生的，偷懒不上班的，逮住了，就把对方车间名和工牌号写在厂区大门边的黑板上。
我被分配倒了包装车间——小苟祝贺我，说包装车间是眼镜厂里活路最轻松的车间，也是全厂工资最高的车间。
厂长领着我到包装车间报道，被主管分配去车镜片——镜片其实是塑料片，根据眼镜型号，寻到对应的模具，然后车出对应的塑料镜片，装配车间验收后，戴手套的女工把镜片摁进眼镜里，支撑镜框，在运输中挤压不易变形。车镜片的房间大致二十平方，五台机器旁边阳台上安装了吸尘器，把车镜片产生的碎末吸进去储存起来，下班的时候，门口的保安上楼来，负责把碎末运走。车片间里，几台机器一开，切刀切割塑料片的哇哇声，像海水漫灌，同频的叫嚣声充斥了整个房间，带耳塞都塞不住。高脚凳子比屁股还小，而且坚硬。原来的师傅们在凳板上垫了一层海绵纸，我也试了，坐一会还行，坐久了，烫屁股。
进包装车间第二天，董秘马庆学穿着白衬衫，拖着厂里的蓝色拖鞋，进车间套了两个胶袋子，进来找我。
包装车间两百多个女生齐刷刷的看他——大家都知道他是董秘，他全然当没看见，径直走到主管台前，问新来的欧阳杏蓬在哪。
主管领着他找到我，马庆学四十来岁，脸色严肃，虽然贵为董秘，但也没有改善脸上黑糙的皮肤，跟我握了手，说了我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朋友给他打电话了，叮嘱我先在这里干着，等以后有了好的机会，再给我换工种。说完这么多，也没跟主管打招呼，扭头直接很板正地走了。车间的人莫名其妙的盯着我看，都是狐疑的眼神。
组长安排我跟着他学车镜片，上机怎么放置镜片，怎么开机，怎么接镜片，怎么根据眼镜腿上的型号，到模具车间寻找对应的模具，找不到，就让模具厂的师傅找，师傅找不到，就请师傅做一对钢模……组长是本地青年，小个子，面如平整墙壁，头发很“郭富城”。他说普通话还行，哈出的气，有种难以名状的味道。车间里噪音大，他每次都对我吼，我不理他，他一发火，便微弓着腰，两手握拳摆在胯上，摆出一副揍人的模样。说实话，我不喜欢打架，来潮汕地区游荡这么多年，除了被本地醉鬼持刀在马路上追过一次外，都是风平浪静地工作或失业。看着组长像个炸药桶，我也来气了，站起来——比他高了一头，狠狠地对他说：你信不信我把你从窗子里扔出去？
包装车间在四楼，大窗，所有的窗玻璃都是密封的。
我的殊死一搏的凶样把他嚣张的气焰压住了。
他知道董秘马庆学来找过我。
他不知道我什么来路。
他胆怯了。
过后，一个四川师傅私下对我说，原来我这个位置上的江西人，就是被这个组长吓走了。潮汕本地人仗着本地人多势众，就会欺负我们外省的。我没说什么，我来求财，不是求气的。空闲时间，我还跟组长唠嗑，原来他跟我朋友都是下寨村的，我那朋友，可是下寨村里响当当的名人。他得知这些情况后，没再找过我麻烦。
我是新来的，天天跑模具车间，拿了新模具，不严丝合缝，还得跑打磨车间。
在打磨车间，我认识了打磨工容迪晚——邵阳老乡，一个身材有点像邓刚但眼睛有光的一脸青春痘的男孩。他进眼镜厂一年多了，不住大宿舍，住他们主管的房间。熟悉之后，才知道他的姐姐嫁在这边，姐夫跟他们主管一个村的。也正因此，他才得以进这个眼镜厂。我想想自己，都来潮汕几年了，搞过石场，搞过沙场，搞过贝壳厂，修过路，挖过排洪沟……第一次正儿八经进厂，还花了两百大洋介绍费……我又理解了一次什么叫“同人不同命”。
容迪晚——我叫他阿容，听别人叫他，也叫他阿容。
阿容的房间里面有工夫茶具。每到下了晚班，回到大宿舍冲凉后，就到他的宿舍喝茶。阿容、小蔡——铜盂的，一个羞涩的男孩，阿容的工友，和我三个人，一个晚上，喝下去的和洗茶具用掉的，要两大桶水。好在自来水不要钱！我喝茶失眠，在阿容这里，喝到凌晨两三点，昏昏欲睡，打着踉跄回宿舍，困得不得了，床铺对面的四川老乡的女朋友来了，整个宿舍里，就他们两个小声说着话，听着四川女孩跟男朋友说着四川情话，我觉得她的声音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倾诉了，那种软绵，哪种舌头上压出来的磁性，我都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四川姑娘谈一场恋爱了。
包装车间的女工都是本地姑娘，工作上没有交集，生活上更没有交集，面熟，可是连名字都叫不出。而且潮汕本地姑娘极少外嫁，现实的潮汕姑娘不会在没有可能的方向上浪费一丁点时间和感情。她们眼里盯着的，是本地帅哥，她们耳朵能听进去的，是媒妁之言。即使其中有胆大的，跟外省男工打个招呼，那种不自然，也代表了她对交往的不自信。其他车间有女工，四川、江西甚至河南的都有，然而下了班都围着老乡转，我们外省的老乡几乎插不进他们的圈子。阿容还极力撺掇我找个本地姑娘——哎，真是高看我了。
一个人在路上奔波，看到了一个世界。
交了阿容一个朋友，让我感受到了世界里孤单的真诚。
眼镜厂人多，下了班，本地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外地人分地域抱团，湖南人只有我和阿容。阿容无私的体谅和对生活的乐观，让我不再去想未来怎么样。现在最好，每天上班，自己虽是装配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出门，到远方，就是想脱离种地，在工厂里上班。一切按部就班，一切井井有条，一切不用算计，还有阿容在，我没有人在他乡的那种羁愁与孤单。
只是，到了八月，风渐凉的时候，我染了风寒，自己辞工准备回湖南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我还会再来，能不能再进眼镜厂，能不能在眼镜厂再见到阿容，实乃未知数。但只要在和平，我想，我们会见面的。
走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一个人离开东干脚，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我觉得没有必要，也讨厌这种矫情，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在双凤工业区路口拦了一辆开往广州的大巴，在和平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念起“碣石潇湘无限路”，我心里有感伤，身后的眼镜厂灯火通明，我已经失去工作，再来的时候，我会面对什么？阿容还在打磨车间吃灰尘，小苟因为和老乡打架被眼镜厂开除，已经消失在茫茫的潮汕大地……
窗外明亮的灯火一闪而过，我心里想的一句话却是等着我。
我已经了结进厂的心愿，一切不过如此，未来向好。
在五金厂
回到东干脚，感觉空了。
田还是那些田，山还是那些山，村不一样了。村像喝了膨胀剂，朝着小马路、大马路延展。马路就像带着丰富营养的血管，在旁边的空地上、田野中、山脚下，滋生了好多一模一样的房子。房子散了，人散了，村空了。我回来后，所有的邻居不觉得奇怪，反而认为我在广东挣了钱。也确实这样，那些房子，多半是用从广东挣回来的钱垒起的。我是个例外，我口袋里的钱，甚至不足以买回几车砖头。父亲知道我没钱而从不声张，母亲还补贴我烟钱，我知道自己塌了，像个没气的皮球。
这个时候，远在和平的朋友转来了最初认识的一个青年学生的信，这青年便是同成，其实还在南侨中学念书，转眼，已经到峡山某乡村学校做了教师，还当了教导主任。我便给他写信，说了我在家的现状，要他帮忙找个工作。同成又找楚峰——我也见过一面，在楚峰亲戚的五金厂帮我谋得了一份工作。
赶山赶水赶两千里，我又回到和平。
这一次，我没有了往日的潇洒和无忧无虑。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年轻，一切都还来得及。而且起点低，不在底层磨个十年八年，掌握一门技术，是断难在他乡立足和发展的。东干脚的变化给了我一些刺激，尤其是我家的那座老房子，好像一个命令一样等待我执行。
五金厂在南侨中学前面的潮州柑桔园边上，主要制作电信分线铝盒，三栋厂房，其中一个还是铁皮棚子，遮护熔炼铝锭的高炉。厂里四十来个工人，清一色男人，本地人外地人各半。我的工作在打磨车间。这个比眼镜厂打磨车间简单多了，一张长长的工桌，人手一把钢挫，把分线盒呲出边沿的边边角角挫平即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比眼镜厂好一点得还有就是不计件，计时，一天二十块钱，免费三餐，没有加班费。我在眼镜厂车镜片，平均下来，一个月也是六百块左右的工资，但是，精神绷得紧。这里没有阿容，但跟我并排坐的工友——李学锋——但愿我没记错他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瘦瘦高高，浓眉大眼，长相帅气，就是耸肩，显得有点背驼。他有时候骑自行车来上班，有时候骑摩托车来上班，厂长见了他，都要笑脸相迎。慢慢熟了后得知，他家在和平开了一个小有规模的宾馆，他整天没事做，晃来晃去，他母亲怕他游手好闲，沾染坏习惯，托厂长带他进了这间五金厂，让他上班，把他管起来。
我知道他的情况后，他也不隐瞒，邀我去他家做客吃饭。
他家的宾馆就在和惠路与324国道线交接的地方，对面就是和平汽车站。
和平汽车站，迎来送往的地方，每每看到客车进出，听到启程的鸣笛，我心里就有一种“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潮汕人有一个习惯，认你做朋友，就是一生的朋友，不认你做朋友，或者对陌生人，便是常见的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们会算计，但不会算计朋友。我去到他家的宾馆，他的家人早已在桌边等候了，吃的居然是火锅！我也知道了，火锅不仅四川有四川火锅，还有一种火锅叫潮汕火锅。牛肉丸、鱼丸、猪肉丸、羊肉片、牛百叶、生菜……菜式大同小异，但蘸料却大有区别，芝麻酱、沙茶酱、辣椒酱……坐上桌了，发现他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加上他的父母，和我，正好一大桌。
除了李学锋，还有南侨中学门口开文具店的黄学亮——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朋友转给我物品的时候，就寄放在他的文具店里，一来二去，熟悉了。厂里不加班，我无处可去，在宿舍里又蛰伏不下的时候——宿舍里有邵阳人，也有江西人，邵阳人聚一堆打牌，江西人叽哩哇啦聊天，都无视我的存在，我便下楼，在下寨乡道上，趁着明暗交替的路灯，自然而然地往南桥中学走。过一道小溪，便是和平最繁华的街道，漫逛一遍后，到黄学亮的文具店里喝杯茶，聊聊天，打发落寞时光。
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在下寨乡道上漫游。
李学锋知道晚上不加班，也会骑着摩托车来找我，驮着我，去休闲场所。我始终不明白，休闲场所里那么好看的女子，怎么会给男人去做服务。我一度认为是被逼迫的。在眼镜厂的时候，眼镜厂前边新开了一个灯色鬼魅的“娱乐”城。下晚班出了工厂，曾在路边遇到过这种事，三个男人围着两个女人，两个女人蹲在路边抽泣，一个人男人说出都出来，还在乎脸面做啥子嘛！我气愤，却又做不了什么，回去说给阿容听，阿容对这种“老乡骗老乡”的把式不以为然，我却恨不能有两把机枪。李学锋每次带我去休闲场所，都是他开支，我不乐意，只能躲避。楚峰家离五金厂很近，在工厂大门口都能望到他家新盖的房子。我曾去过两次，一次也没有碰到他。他的弟弟很热情，但始终无话可说，去的兴味也没了。
这条路上，轰轰作响的，只有五金厂的高炉。
放眼四望，一块黑，一块亮，抬头，是月亮孤行的夜天。
黑的是薄色月光下的潮州柑桔园，亮的是灯火点点的村庄。
我一个人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回，在那条小溪的拱桥上一个人伫立过多久。直到秋风起天意凉，我记起了这一趟我又出来半年有余，计算收入，存款总额两千不到。在东干脚盖一座两层楼的房子，至少需要三万块，在东干脚娶一个老婆，至少也要花费两万块，盖房子娶老婆五万块打底，我才两千，干到过年回家，身上也未必存得了三千块！我二十七了，心里一激灵，突然感觉到前途暗淡，这平静的生活一点也不美好了。
东干脚盖房子的人家的子女，不是在东莞打工，就是在深圳打工。
我来潮汕打工，是不是选错了地方？
不管怎么样，这生活不能继续这样过下去。
我父亲曾拎着耳朵皮教我：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我一算计收入，便觉得这样下去，一辈子都看不到出头之日。看不到未来，内心忧惶煎熬起来，我是那么微小，卑微到挣扎无声。这些朋友都过自己的日子，都在应付自己的局面，在收入方面也关照不到我。我出来打散工几年，即使现在进了厂，实现了自己的小目标，好像什么技术也没学到手，收入和生活需要不成正比，再这样耗费下去，一辈子就被埋没了，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哪怕真的没有意义，我也得闹腾一下！
我决定不干了，便打电话给同成。毕竟，是同成和楚峰介绍我进厂的，我得对他们有交代。
同成以为我有了更好的去处，我却斩钉截铁地说：回家种地。
同成沉默了。
我不要这种毫无营养的生活了。
五金厂的高炉还在嗡嗡作响，像一块接着一块拍碎的波涛，十分陌生。但我确实在这里呆过半年多，认识了一个叫李学峰的年轻人。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呢？在我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它只是个驿站吧。而我内心，其实又茫然得一塌糊涂。
在陈店的有缘无分的两段感情
人一旦自己把自己逼入绝境，转机就出现了。
就像山河凋零后春天总会来一样，绝望是醒悟在慢慢萌芽，在酝酿新的景象。
潮汕人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帮了忙，朋友不满意，潮汕人还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潮汕本地的工业发展缓慢，比珠三角落后，本地人人又多，用工量又不大，光凭自己找工作，效率太低了。而且潮汕人的圈子，不仅在外地有，在本地也有。通过他们的圈子帮忙，找到工作的几率大了很多。我对工作没兴趣，对收入失望，和平的朋友知道后，开始帮我留意新的工作。正当我做好准备回老家种田的时候，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进了一间本地广告公司做文案。九零年代中期，广告行业开始吃香，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我不知道是前途有没有希望，当时，进公司上班，对一个五金厂锉工来讲，便是一种身份转换和工作进步。我没有拒绝朋友的善意，离开了和平，去了陈店。
陈店的工业不如和平，但陈店的专业市场比和平多，服装市场、电子市场有了一定的规模。这可能与陈店的地理位置有关系，隔壁就是揭阳的流沙，服装、中药材、电子，在粤东地区都是排前列位置的。陈店的后面是贵屿，专业拆机大镇，二手电子产品堆如山。陈店依了这个地利，发展了自己的产业。
广告公司的广告文案是平庸的，更多依附于平面设计的创意、图像和色彩应用，但做项目策划方案，文案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新入职，在老板、同事的携带指点下，一点一点的学习和适应广告公司的专业服务和工作环境，完全没有感觉到工作压力，可能是小镇的客户对广告的要求不高吧。
广告公司里有四个女性，一个是老板的妹妹，本地人，在公司做出纳，牙齿被高含量氟水黑化过，脸皮白嫩光滑，一张嘴，恍如黑洞。一个是厨房做饭的大姐，重庆人，身材苗条，为人精干，可孩子都上中学了；一个是业务员，公司唯一的女业务员，眼睛大，睫毛浓，身材高，皮肤白，T恤红裙高跟鞋，凹凸有致，来自湖南，和我还是一个市的。我进公司的时候，她正和公司的一个主管眉来眼去，那主管已婚，她毫无顾忌……是不是美女都有一颗特立独行的大心脏？想到家乡的山咔咔，我怎么也想不到也会出离经叛道的女人。我不知道生活是个无所不能的化妆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能超然于生活的。某一天做饭的大姐神秘地告诉我，我那老乡已经快把那主管的荷包榨干了后，我恍然大悟，我在和平跟着李学锋去风月场所遇到逼良为娼后的谄媚女子，与这老乡的自甘堕落的算计如此相同！
公司后我进了一个word排版员，叫张美丽，江西姑娘，二十来岁，电脑学校毕业，敲起键盘来手指如蝴蝶翻飞。身高一米五，皮肤黝黑，短头发，背后看像个中学男生，脸像一坨酿豆腐，身材像一坨大号的酿豆腐，两只腿像两坨小号的酿豆腐，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坨中规中矩的大酿豆腐，怎么叫张美丽——那以后，对名字里凡是有个美、有个丽的，我立马会想起张美丽。我做文案，她做排版，接触多，聊起来，居然还很有共同语言，放假的时候，她还带我去澄海——他姐姐姐夫在澄海的玩具厂上班。他姐姐比她高了不止一头，身材袅娜，是他亲姐姐吗？她和她姐姐说江西话——跟潮汕话一样难懂，我在一边晾着充傻装楞。走的时候，她姐姐还把我扯到一边叮嘱我：美丽还小，你要多包容她照顾她。我还是有点愣，用傻笑回她。按父母的要求，张美丽做媳妇肯定不行，那身材，上不了山，下不了地，挑不了箩筐，也挑不了畚箕，只能做“耍品”，这是万万不行的。我对她的好感，也仅仅是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看问题比较一致，并没有要把她发展成女朋友的非非之想。我挣点钱是要回家种地营生的，那时候，我只想挣点钱回家，在东干脚生活和老死。
公司与汕头印刷厂有业务合作，以前去印刷厂看蓝样，都是老板亲自去的。我进公司之后，老板便把看蓝样的活儿交代给了我。
对汕头，我是恐惧的。当年第一次来汕头，过了渡口，上了公交车，口袋里的钱便被掏了，害得我差点步行了三十公里。所以，我要求印刷厂派人到渡口接我，何况，我自己还真找不到印刷厂的位置。当然，我没想到来接我的，居然是印刷厂的出纳——一个女同志，骑着女装摩托车，年龄与我相仿，没戴头盔，长发随风飘起，谈不上风姿飒爽，甚至还有点忧愁，脸上有展不开的阴郁。我不知道什么缘由，不敢问。她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一展开，才知道她也是湖南人，娘是汕头人，她跑来这边找舅舅，到了这间印刷厂做出纳。她问了我一长串问题：哪里人，成家没有，什么学历，在什么单位干过，身边老乡多不多，在广告公司待遇好不好…… 我想都没有想，拒答。她虽然生相端庄，身材也还好，可以下地干活，但她能跟我回家种地么？不能。直觉告诉我。
校对过蓝样之后，还是她送我。
办公室里，除了厂长，就只有她了。
路上，她问我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随口说：干到年底，回家结婚。
我已经二十八了，外甥女都已经四岁了。这在农村，妹妹都出嫁了，哥哥还未娶，说明哥哥绝对有问题，身体的，思想的，或者精神方面的。我知道这些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成家之后自己怎么立业，甚至，我对养活老婆都没信心。但父亲斩钉截铁告诉我，今年必须的回家结婚，阙家有女，郑家有女，黑竹山里还有个死了丈夫的——五大三粗，干活绝对能替上一把力…… 我没有主意，得先回家看看。但我知道，我到了该结婚年龄了。
回到陈店后不久，她居然打老板的电话找我。我有些高兴，毕竟，对方在这里算是一个有根的女人，主动找我，有意思了。其时，张美丽已经被辞退，我的那个美女老乡闹了一出轰轰烈烈的畸恋之后，自己消失了。她就像一束柔光投进了我的生活。趁着往印刷厂送胶片的时候，我们约会了。她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骑楼大街上虎虎生风地窜过，到了滨海公园——我平生第一次进公园。滨海公园有秋风吹不败的花花绿绿，有秋风吹不走的游人，还有秋风吹不老的阳光。她带着我找了一个僻静之处，在花基前的石椅上坐下来，对面即是汕头的内海，海里泊着大轮船，远处的岛只有一抹墨黑的影子。她讲她在这里生活、工作的际遇，我不知道讲什么，挖排洪沟？修广汕公路？在梅花石场打石头？在沙场挑沙子？在眼镜厂当过车片工？还是在五金厂当过锉工？桩桩件件，没有一桩拿得出手的过往。我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迷茫得像一只海面上落单孤飞的海鸥，倾着身子听她讲。
回到陈店后，我们也通了好几次电话，最后决定不再隐瞒，把我的家庭，我的经历，我的收入，我现在的工作，我以后的虚妄之想，都讲给她听了。然后，直截了当说：你要嫁给我，今年就跟我回家过年。
她是照例要考虑。不管她拒绝，还是同意，我一身轻松了。但在有意无意间，我在等着她回话，只要老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一响，我便猜测是她给我打的。但每一次，都不是。下班之后，每次在公司门口徜徉，看到夕阳西下陌生景象一片苍黄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母亲，这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是笑，是不开心，还是像我一样，望一眼天边，想想自己在远方的孩子，等着我寄信回来。每过一天，归期便近一天，十天固定一封的家书便不写了。广告公司也在酝酿明年的的发展规划，老板的目光不再局限在潮汕大地，要向珠三角和有潮人的地方拓展，要走出潮汕地区……
我是打工的，自然在老板的规划当中。
回湖南过完春节之后返来公司，老板告诉我两件事：一个是今年公司开工后要派我去广州筹办分公司；一个是我离开公司回家后第二天，汕头有个女孩打电话来找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