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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随笔|晚明士风与审美情趣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23-04-28 12:23:50  浏览次数: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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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演变有关;审美意识的变化,又受制于社会生活风尚;而社会生活风尚的形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一切规章制度,虽然具有相当的刚性作用,但其实都是暂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最终都要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转变。

明代初期,经过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物资匮乏,恢复生产是第一要务,那时生活简朴,还谈不到充分的享受。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不仅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同时也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那时所建宫殿,不筑园囿,不建台榭,不事华丽,完固实用而已。而且还为各级官员规定了房舍、车舆、器用、衣服的等差制度,不许逾越,违规者严惩,官员百姓也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所以,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规范,这种规范紧紧地束缚住士人的思想,文学艺术则以复古为尚,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整个社会追求规整之气。

但是到得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人们的生活好尚和物质追求也就不同了。

虽然当时官方仍然尊孔,科举考试以《四书》为准绳,但是孔子在《论语》中一再称赞的颜回精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却没有人肯仿效了,朱元璋的等级规范,也约束不住他们的手脚。士大夫们所崇尚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张岱在《自为墓志铭》里,作了极其坦率的表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

这也是物质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规律使然吧。丰裕的物质条件,必然引发新的生活爱好,和与之相应的审美时尚。这就如时下的名媛,出门时总需挎一款价值不菲的爱马仕、香奈儿或迪奥之类的名包,这才显得脸上有光,不像解放初期——直到六七十年代,大家以背一只草绿色军布挎包为荣,或拎一只人造革书包为便。

园林宫舍,是古已有之的事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关于殷纣王大造鹿台的记载:“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虽然殷纣此举被视为亡国之兆,但后世帝皇建宫造园,仍不稍懈。秦始皇就大造阿房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杜牡《阿房宫赋》)但他们的建宫造园,也并不单纯为了享受,还包含着另外的政治意图。这意图,建造未央宫的萧何说得很清楚。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刘邦见其造得这么壮丽,甚怒,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了很高兴。“自栋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可见古代帝王的大筑宫殿,除了生活享受,还有宣扬皇室威仪、显示统治力量的作用。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帝开了头,贵族大臣就要紧跟。所以在皇家御园之外,就有私家园林的兴起。比较有名的,有南北朝石崇的金谷园。石崇是最喜欢显示财富的人,还要与别人斗富,金谷园造得富丽堂皇,就有显摆的意味。还有文人造园,寻求世外之趣,如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还有白居易的草堂等。到了宋代,造园艺术就大有发展了。李格非作《洛阳名园记》,所记洛阳一地的名园,就有十九座之多。但造园艺术的普及,还是在明朝中晚期,地点则转移到商业繁荣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处。而且还出现了造园专家和造园专著,如计成的《园冶》就是一本专门之作,还有文震亨的《长物志》和李渔的《闲情偶记》,也有相当一部分讲到造园。这些,都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爱好,而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不过,李渔是明清间人士,,他的艺术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已在清朝了。

《长物志》和《闲情偶记》并非造园专著,所涉范围甚广。《长物志》有十二卷,计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专题,造园只占一小部分。《闲情偶记》分两部分:上册为戏曲理论,涉及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以及演习部各种讲究;下册讲各种生活享受,分为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下面又分很多细目,所论甚详。这就表明,晚明士人,由于经济条件好了,所以很讲究生活享受,园林之外,兼涉文房雅趣,饮食享受。还有屠隆的《考槃余事》,则专讲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起居服饰,茶饮器具,室内摆设;而高濂的《遵生八笺》,虽以讲养生为主,但在讲去病延年之术的同时,还讲了许多“燕闲清赏”的内容,说的是怡情养性之道;袁中郎则有《瓶史》,专讲插花,又有《觞政》,则谈饮酒。这些书,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影响,可见士风所向。

不过饮食起居太讲究了,难免也会闹笑话。袁中郎有篇小品《识张幼于惠泉诗后》,就讲了这种笑话:“余友麻城丘长孺东游吴会,载惠山泉三十罈之团风。长孺先归,命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嘗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汨汨有声。乃想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皆叹羡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互发其私事。长孺大恚,逐其仆,诸好事之饮水者,闻之媿叹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东询,载惠山中冷泉各二尊归,以红笺书泉名记之。经月余抵家,笺字俱磨灭。余诘弟曰:‘孰为惠山?孰为中冷?’弟不能辨,嚐之亦复不能辨,相顾大笑。然惠山实胜中冷,何况倒灌河水。自余吏吴来,嚐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读幼于此册,因忆往事,不觉绝倒。”这颇有点类似法国人之所谓“伪雅”者也。虽则是伪,亦可见当时士人的追求。

游山玩水,浪迹天涯,本是古代文人之雅事。许多诗文,都由此而生。但旅游的缘由和着眼点却各有不同,触发的心景也大相异趣。《诗经》中《黍离》的作者,是东周的士大夫,他行役到故都,看到宗庙宫室都夷为平地,种上了黍稷作物,因而心中忧伤,彷徨哀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屈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忠言见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遂有《离骚》。谢灵运带着数百僮仆,浩浩荡荡,开山辟林,举火照夜,那是豪游。李白到处飘流,或为谋生,或为求道,“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晚明士人,则全无此种寄寓,也不特别显摆,他们完全为了怡情养性而寄情山水。袁中郎辞了官职去游山玩水,悠哉游哉,自得其乐。张岱更是沉浸于西湖之上,游出了自己的个性和审美特色。他在《西湖梦寻》中有一篇《湖心亭小记》,写他雪夜游湖心亭的情境道:“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碭,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介、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惊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与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行旅之事,在晚明时期,已相当普遍,讲实用艺术的书籍里,除了谈书画、文具、禽鱼、水石、器具之外,总还要讲些舟车设置及其他旅行用具,可见当时旅游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且还出现了两位旅游大家:王士性与徐霞客。徐霞客科考不利,后来干脆简以旅游为业,分期游历全国名山大川,写下详细的记载,就是有名的《徐霞客游记》,此书不但是旅游文学的先驱,而且是地理学名著。王士性稍早于徐霞客,境遇也略有不同。他在万历五年中了进士,后来宦游四方,任职遍两京十三省。他是履职所到之处,不忘游历,写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著作,也是一位地理学名家。徐霞客重在自然地埋的考察,王士性重在人文地理的调查,侧重点有所不同,贡献都很巨大。只是后来在宣传介绍上的偏向,使得徐霞客广为人知,而王士性则默默无闻。这在传播学上,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这两位旅游专家兼地理学家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当时旅游业发达的结果。

自从陏唐时代建立科举取士的制度以来,科考是士人的唯一上征之途。人们对言情小说和言情戏剧作出这样概括性的调侃之语:“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相公中状元。”这句话概括得很全面。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曾解释前半句道:大门口太平直、太显露,不宜于谈情说爱,所以必须在曲折隐蔽的后花园进行,这也是造园的依据;我想补充解释后半句:即使是感情至上的浪漫故事,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在落难相公中了状元之后,才能有个大团圆的结局。感情,其实是依附在实际利益之上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除了科举之外,士子们别无出路。

但是,到了明代中晚期,情况有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士子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了。

有些士人,在科场上遭受挫折,他可以另辟奚径,在文化市场上寻求出路,精彩地活跃于文坛画苑,日子同样过得风生水起。唐寅在省考上已经取得成绩,被称为唐解元,但在进京会试时,却因涉嫌泄题案,被排斥于科考之外。这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当然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在精神上经过一翻挣扎之后,终于找到了新的道路:他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靠卖书画为生,且与几个画友,形成了吴门画派,在画史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远比一般进士、举人的名望要高。陈继儒原也想按照常规,走科场之路,开始倒还顺利,但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便失败连连,他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决定放弃仕途,另谋生路。只是,他挂的是隐士招牌,别人也以隐士求之,故多有讥讽之语。其实,他是个聪明人,善于审时度势,因看到了文化市场的发展,捕捉到了商业先机,做起了书籍的出版、经营生意,成为一个文化商人。他进出豪门,当然有拉关系、抬高身价的作用,但这种关系和作用,也是为了推销他的书商生意——代人刻书和销售自己所刻之书。穷人是买不起书的,更刻不起书,做卖书刻书的生意,只有进出富户豪门。看清了这一点,对他的“飞来飞云宰相衙”也就不感到奇怪了。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论及这首针对陈眉公(继儒)的讽刺诗时,曾说:“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如果当事者承认自己是书商,别人也把他作为书商来看,不从隐士方面去要求他,也就无可厚非的了。

后来,李渔带着私家戏班子,奔走四方,为王公大人献艺,亦为士人所不齿。但如果把这些巡回演出作为商业经菅来看,也是艺人谋生的一条路子,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是商品经济发达之后,文人谋生的新途径,因为与士人的传统道路有异,所以颇遭非议。后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文人商品化加重,这类现象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只要看看晚清上海开埠之后的文化界情况,也就可以理解晚明时期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一带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了。只是上海开埠后的商业演出的领班,不再打着士人的招牌,别人也就不再以士人的规范去要求他们了。而各种指责,也是过渡时期所必有的现象。

由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说书艺术和戏剧演出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早在唐宋时期,茶楼、酒馆、瓦舍中就有说书人出现,到了明代,随着都市文化的繁荣,说书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都是据游艺场中说书人的底本整理而成,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个人执笔的长编小说《金瓶梅》,这本书的作者虽然至今还争论不休,难以定论,但它对市民生活描写的成就,则是无可争议的;而从写作本身看,作为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也很值得注意。这段时期,还出现了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多辑录古本,但反映出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二拍则是自作,反映出商品经济下的时代要求。编写者冯梦龙和凌濛初也都是科考不畅,士途上不顺之人,所以才有时间和心思来搜集和编写故事。冯梦龙除了编辑《三言》和《三遂平妖传》待小说之外,还编了许多传奇和民间文学,如《墨憨斋传奇定本》、《智囊》、《广笑府》、《古今谭概》等,反映出市民的阅读观赏需求,推动了通俗文艺的发展。戏曲方面,不但有汤显祖、梁辰鱼这些剧作家,还出现了魏良辅等曲调改进家,打造出十分雅致的水磨调。而且,诗书画都得到改造,出现了徐谓这样全才的作者。

在文艺思想上,也突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出现了强调表现自我的理论。文艺思潮大抵与哲学思潮相联系的。先有了阳明心学来对抗程朱理学,这才生出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公安派主张写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说是“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性灵派散文一时成为风尚。

这种空灵的文风,在清初还有些余波,但在文字狱压迫之下,就不可能生存了。于是考据之风大起,出现了许多经学家与小学家,这叫实学,与晚明的文风大相异趣。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有人崇尚性灵,提倡晚明小品了。始作俑者为周作人,推波助澜者为林语堂。

1932年从2月底到4月底,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连续作了八次演讲,后来根据纪录稿整理出来出版,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经过林语堂等人的鼓吹,一时间,标点袁中郎,汇印晚明散文,提倡性灵小品,蔚然成风。从文学史上看,肯定公安派对言志文学的推动作用,将新文学的源流上溯到晚明时期,自有其道理,但在国难当头、文网森严之时,引导文人逃避现实斗争,专写些轻松幽默的文字,却并非其时,所以受到鲁迅的批评。

其实,袁中郎本人也并非一个超脱现实的作家。鲁迅指出:“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依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招贴即扯”》)

而晚明那些性灵派作家,在清兵入关,国难当头之时,大都表现出崛强的民族气节。有些参加了抗清斗争,有些则藏匿山中或隐入寺院,不肯投降。张岱就到处躲藏,在艰难的日子里坚持完成他的史学大著《石匮书》。

(发表于《书城》202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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