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本名苏轼，“东坡居士”是他被贬黄州时，因在城东一块坡地上拓荒谋生而自取的雅号，但后来却成为他更为流行的名字。这或者正是后人对他在困境中积极谋生的顽强精神的赞许。

苏东坡是人们所喜爱的作家，作品至今传颂不绝。一个逝去将近千年的诗人，还能够活在读者的心中，的确不易。这当然与他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他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代表，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是宋代书法“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要研究、鉴赏宋代文学艺术，无论如何绕不开苏东坡。

但一般民众并不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而且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名家辈出，何以喜爱苏东坡的读者特别多？这恐怕要越出文学艺术的范围，从社会心理学上去寻找原因。

苏东坡出生于四川眉州一个普通家庭，没有太显赫的社会背景。但是他天资颖慧，文才出众，科举顺利，很早就进入仕途。以他的资质和条件而论，本来应该在官场上大有作为，但不幸却陷入了新旧党争，而且才高遭忌，于是一生挨整，命运坎坷。

苏东坡进入仕途不久，正值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非常激烈。苏东坡无意介入党争，不想靠选边站队来升官发财，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见解，对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批评，这样，就被划入了旧党，在新党掌权时屡遭打压和流放。但他心中只有是非观念，并无党派分野，对于旧党领袖司马光、道学家程颐亦有所批评，因而也不为旧党待见。正如他的侍妾王朝云所说，苏学士是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这虽然是调侃之辞，倒也是一语中的，而且为苏轼本人所认同。

所谓“不合时宜”者，就是不肯随从流俗之见的特立独行。对于文人来说，独立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品格，但将它放在封建时代的官员身上，却是个很大的障碍。而苏轼却还要把这些不同流俗的意见发表出来，就更会引起别人的忌恨。他的朋友劝他要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但吐之则逆人，这或者正是耿直的文人常要到处碰壁的原因。

所以苏东坡一生命途多舛，历尽坎坷。而这种坎坷的经历，却使他获取难得的人生感悟，写出常人难以企及的诗文。正如其弟苏辙所说：“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东坡第一次受到重大打击，是所谓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是宋代弹劾官员的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很大，当时为新党所把控。他们挑出苏轼诗歌中的一些句子，上纲上线，造成“诗案”，要定他谋反之罪，欲置他于死地。

事情是从“谢恩表”开始的。当时苏轼出知湖州，照例要上表谢恩，其中有两句谦虚的话，说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却被说成是“指斥乘舆”“愚弄朝廷”，由此出发，再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罗织了“谤讪君上”“无君臣之义”的大罪名，要加以重办，而且虚张声势，派人来逮捕苏轼。苏轼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开始有些恐慌，而且怕连累亲朋好友，在押解的船上曾经想跳水自尽，一了百了，但被吏卒拉住，没有死成。后来也就镇定下来，勇敢面对。到了乌台狱中，就与办案的御史斗智斗勇，为自己辩护。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办案者曾抓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问他“有无讥讽”？苏轼很巧妙地回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他搬出了新党领袖王安石写龙的诗句来做挡箭牌，审问的官吏也只好“为之一笑”而了之。而且，据说皇帝看了此诗也不以为意，这事就算过去了。

御史台审了多时，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来，朝中也还有些敢于说话的官员为之鸣不平，而且皇太后也颇爱惜苏轼的文才，多方加以保护，被囚禁审查了四个多月之后，苏轼被释放出狱。但新党掌权者仍不肯轻易放过他。于是将他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是管理兵役事务的小官，级别最低，而又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等于是挂个空名，接受地方长官的监督。这个小官的俸禄很低，不足以养家，诗人一向不善理财，本没有多少积蓄，生活日以困匮。他一方面节约开支，将月俸分为三十串挂在梁上，每天用叉子取下一串来作为日用；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开拓财源，增加收入。后经朋友帮忙，申请到城东废旧营地数十亩，垦辟种植，补充食用。他有诗《东坡八首》以记其事，第一首云：“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有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诗句里，真实地写出了他开垦的辛劳，以及对庄稼丰收的企盼。

但苏轼并没有被屈辱困顿的生活所压倒，而是以极大的毅力去忍受。正如他在《留侯论》里所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也。”现在苏轼就以这种过人之节，坦然面对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元丰五年（1082）所作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就充分表达了这种胸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正因为有如此襟怀，所以苏轼在这样的困境中，照样读书写作，游山玩水，诗酒会友，在苦难的生活中，磨砺自己的意志，提高对人生的认识。

苏东坡学问好，诗文佳，但不是书呆子型的人。他很懂得生活，一向讲究饮食，还能自己动手。到黄州后，发现此地水路四通八达，食材众多，物价便宜，于是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大加赞美。不过他情有独钟的还是猪肉，特作《猪肉颂》，说是“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东坡自有一套煮猪肉的方法，煮得香糯可口，被称为“东坡肉”，流传至今。此外还有“东坡饼”“东坡羹”，等等。

黄州是长江流经的地方，山峦起伏，风景佳丽。东坡常与友人一起游玩，跋山涉水，吟咏呼啸，并留下传世美文。但从这些诗文看，与其说是纪游之作，毋宁看作咏怀之篇。如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显然重点不在咏史和怀古，而是凭借史事，来抒发人生感悟。考据家们曾经指出其地理位置上的错误，说东坡赤壁并非周郎之赤壁。这一点，我想熟读经史的苏轼不会不知道，而且词中有句云“人道是……”即可证明他明知原委，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前赤壁赋》，是借水月之盈虚消长来比喻人间的得失，认为世间一切成功与失败都是暂时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到了《后赤壁赋》，借着横江飞鸣之孤鹤，化作羽衣道士的托梦，则连前篇所说这一点也参透了。所以《念奴娇·赤壁怀古》末句是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结。此词看似歌颂古代英雄，其实是参透人生玄机之作。

[宋] 乔仲常绘《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正因为有此认识，有此胸怀，所以尽管生活困顿，而且人身受到约束，他还是不以为意，我行我素。有一次夜饮归来太迟，进不了门，于是作词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据说次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终于传至京师，神宗皇帝“亦闻而疑之”。

苏东坡被贬黄州四年零三个月，终于得到起复。但离开黄州后，实际上却有一年时间在长江、淮河一带徘徊、待命，最后是到山东登州赴任，但到任只有五天，就召他还京师了。这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而这位小皇帝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刘氏摄政。刘氏是维护旧政的，她请出司马光主政，并大量起用旧党，苏轼也是其中之一，并在三四个月之间，将他的官职一再提升，提到中书舍人兼知制诰，是代拟王言的，真是位高权重，后来外放地方，如杭州知府，也是方面大员。

苏东坡在高位上活动多年，既有许多建树，也遇到不少挫折。但在皇权时代，官员们的升降去留，并不以工作业绩为准，主要还是看皇上的好恶。苏东坡因受到太皇太后刘氏的信任，所以在她摄政期间，步步高升，授以重柄，大有当上宰相的可能，这当然要引起政敌的忌惮。而当刘氏逝世，哲宗亲政，就提供了打击的机会。小皇帝一直有位无权，感到十分压抑，所以在用人上就报复性反拨，凡是太皇太后重用的人，他就要加以打击，而太皇太后不信任的人，他就加以重用。小皇帝起用的是一些新党，苏东坡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然要受到重击。

上次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迁之地黄州，还是长江中游腹地，离汴京也不算太远。这次被贬到惠州，则是广东沿海地区，当时尚未开发，还属瘴疠之地。唐人韩愈被贬到离此不远的潮州时，就很悲观地写诗给前来探望他的侄孙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见此次新党执政者把他贬到惠州，是欲置他于死地的了。

这次整苏轼的新党执政者是章惇。他们是同年进士、青年朋友，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分道扬镳。章惇掌权之后，整起苏轼来，却是特别凶狠。因为熟知苏家情况，所以特别调了与苏家有宿怨的程之才去做广南路提刑，成为苏轼的顶头上司。章惇是想借他人之手，来置苏轼于死地。却不料程之才不计家族纠葛，对苏轼颇为关照，使章惇的害人计划落了空。而苏轼方面，则自有朋友对他进行精神上的疏导。比如，他的和尚朋友佛印禅师就来信给以点拨道：“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仍胶柱守株，待人恶趣？”

有了这种思想，苏东坡自然一切都很看得开。他热心于公益事业，造义冢、修桥梁，而且还研究医学，栽种草药，给人看病、配方。苏轼被贬黄州时，曾结交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认真研究过医学，在杭州任上，又曾设立病坊来医治流行的时疫。古代社会对文人的期望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苏东坡则是政事与医学同时都很留心，虽然在医学上算不上良工，但后世传有《苏沈良方》一书，在中国医学史上还有相当的地位。苏，即是苏轼，沈，则是沈括，苏轼同时代的一位科学家。但两人在政治上属于对立阵营，不可能合作写书，据说是后人将苏轼医药杂谈附于沈括原编《良方》一书中而成。但无论如何，苏东坡对医学深有研究，是无可怀疑的。中国医学源出于黄老，其原典《黄帝内经》即借黄帝与岐伯的对话演绎而成。东坡深通道家之学，旁及岐黄之术，也是很自然的。而且，两广地区向有求道的传统，离惠州不远的罗浮山，就是晋人葛洪修道炼丹之所。苏轼到惠州不久，曾作《思无邪赞》，就表明炼丹求化的决心。

《苏沈良方》，清刊武英殿聚珍本

东坡初来惠州之时，不适应障疫之地，很想得到赦免回去。后来得知对元祐党人一概不赦的信息之后，也就安下心来寻找乐趣。他对南方的饮食虽不适应，但对当地的水果如龙眼、荔枝之类，却极其欣赏，曾作诗赞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且也的确作了安家的准备。

苏东坡原来因程之才的照顾，一直住在合江楼，这个楼在三司行衙内，程之才走后，他就不好再住下去了，而且家属也陆续南来，他就在白鹤峰上买了地，造了房子，准备在此安家终老了。

不料房子刚造好不久，东坡即被流放到更远的儋州去了。他在惠州住了将近三年。

儋州在海南岛，当时更是荒蛮之地，把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发配到那里，无疑是让他去送死。这一点，苏轼自己看得很清楚，所以一家人送他到广州江边诀别，颇有老人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他在给友人王古的信中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于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东坡把家眷留在惠州，自己只带了小儿子苏过，渡海而去。一路颠簸，至为辛苦，心情极坏。纵使未到作棺作墓地步，而生活之艰辛，亦前所未有。

以前东坡被贬到黄州、惠州时，生活虽则贫困，但尚有房子可以暂住，饮食也还不错。此次到了儋州，生活更加困难了。公家的住房是漏雨的，还得自己另外建造，吃的既无鱼也无肉，米面要隔海运来，平时只能食薯芋，生活十分艰苦。他在致惠州友人郑嘉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苏东坡只好自己垦地种菜，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使他喜爱上陶渊明。

陶渊明是东晋诗人，曾经做过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归田园，经常弄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至”。但他在这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鸣志的诗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的诗歌不为人所重视。六朝批评家钟嵘在重要的诗评著作《诗品》里，把他列为中品。直到宋代，人们才认识到陶诗的价值，苏东坡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学史家说，六朝文风绮丽，不重视质朴的陶诗，宋人诗风趋于平淡，所以才能欣赏陶诗。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生活经验使然。东坡虽然早在元祐七年（1092）就在扬州写过《和陶饮酒二十首》，但对陶诗大感兴趣，而且不断奉和，还是在惠州和儋州时期，特别是到儋州之后。那时，东坡喜读陶渊明、柳宗元诗，曾作《评陶柳诗》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东坡所作和陶渊明诗，最后汇集起来，有一百二十首之多，还请其弟子由作序，可见其重视。子由在《诗引》中引东坡来书原话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东坡的评价，影响了后人对陶诗的认识，对陶诗地位的上升很有好处。不过从他的和诗看，与陶诗仍有距离。现录《和杂诗十一首》之一为例：“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微风动众窍，谁信我忘身。一笑问儿子，与汝定何亲。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其中似仍有执念，与陶诗仍有一定的距离。

儋州时期，虽然处境恶劣，但东坡仍竭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日子。这从他所写的《汲江煎茶》诗中可以看出：“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可见即使在困境中，他还是不忘好茶需用好水的享受，还亲临江心去取水，至少在心理上并没有被政敌压倒。他仍坚强地生活着。

直到元符三年正月，哲宗皇帝驾崩，继承者徽宗大赦天下，苏东坡这才得以北归。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他大部分时间是水路坐船，一路上老朋友相见，难免还要不断停留，到得常州，已是六月。这时他已看透了官场险恶，乞请致仕。不料路上过度劳累，一病不起，于七月二十八日，死于常州城中。

苏东坡为官时间不短，做的官也不小，但对他的创作并不是很重要。思想的升华，创作的发展，倒是在三次贬迁流放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才能够看清人生的真面目。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所以在《自题金山画像》里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每读苏东坡的作品和传记，不禁使我想起两个小说中的人物：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和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中的老战士安德烈·索科洛夫。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屈服命运的欺凌，不在乎外界的压力，而顽强地与命运进行抗争，创造自己的生活，屹立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