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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随笔|苏东坡的受难与悟道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23-11-14 11:13:42  浏览次数: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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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6A2E3-26B1-4D2D-A898-3385AAE59D30.jpeg苏东坡本名苏轼,“东坡居士”是他被贬黄州时,因在城东一块坡地上拓荒谋生而自取的雅号,但后来却成为他更为流行的名字。这或者正是后人对他在困境中积极谋生的顽强精神的赞许。

苏东坡是人们所喜爱的作家,作品至今传颂不绝。一个逝去将近千年的诗人,还能够活在读者的心中,的确不易。这当然与他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他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代表,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是宋代书法“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要研究、鉴赏宋代文学艺术,无论如何绕不开苏东坡。

但一般民众并不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而且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名家辈出,何以喜爱苏东坡的读者特别多?这恐怕要越出文学艺术的范围,从社会心理学上去寻找原因。

苏东坡出生于四川眉州一个普通家庭,没有太显赫的社会背景。但是他天资颖慧,文才出众,科举顺利,很早就进入仕途。以他的资质和条件而论,本来应该在官场上大有作为,但不幸却陷入了新旧党争,而且才高遭忌,于是一生挨整,命运坎坷。

苏东坡进入仕途不久,正值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非常激烈。苏东坡无意介入党争,不想靠选边站队来升官发财,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见解,对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批评,这样,就被划入了旧党,在新党掌权时屡遭打压和流放。但他心中只有是非观念,并无党派分野,对于旧党领袖司马光、道学家程颐亦有所批评,因而也不为旧党待见。正如他的侍妾王朝云所说,苏学士是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这虽然是调侃之辞,倒也是一语中的,而且为苏轼本人所认同。

所谓“不合时宜”者,就是不肯随从流俗之见的特立独行。对于文人来说,独立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品格,但将它放在封建时代的官员身上,却是个很大的障碍。而苏轼却还要把这些不同流俗的意见发表出来,就更会引起别人的忌恨。他的朋友劝他要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但吐之则逆人,这或者正是耿直的文人常要到处碰壁的原因。

所以苏东坡一生命途多舛,历尽坎坷。而这种坎坷的经历,却使他获取难得的人生感悟,写出常人难以企及的诗文。正如其弟苏辙所说:“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东坡第一次受到重大打击,是所谓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是宋代弹劾官员的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很大,当时为新党所把控。他们挑出苏轼诗歌中的一些句子,上纲上线,造成“诗案”,要定他谋反之罪,欲置他于死地。

事情是从“谢恩表”开始的。当时苏轼出知湖州,照例要上表谢恩,其中有两句谦虚的话,说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却被说成是“指斥乘舆”“愚弄朝廷”,由此出发,再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罗织了“谤讪君上”“无君臣之义”的大罪名,要加以重办,而且虚张声势,派人来逮捕苏轼。苏轼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开始有些恐慌,而且怕连累亲朋好友,在押解的船上曾经想跳水自尽,一了百了,但被吏卒拉住,没有死成。后来也就镇定下来,勇敢面对。到了乌台狱中,就与办案的御史斗智斗勇,为自己辩护。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办案者曾抓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问他“有无讥讽”?苏轼很巧妙地回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他搬出了新党领袖王安石写龙的诗句来做挡箭牌,审问的官吏也只好“为之一笑”而了之。而且,据说皇帝看了此诗也不以为意,这事就算过去了。

御史台审了多时,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来,朝中也还有些敢于说话的官员为之鸣不平,而且皇太后也颇爱惜苏轼的文才,多方加以保护,被囚禁审查了四个多月之后,苏轼被释放出狱。但新党掌权者仍不肯轻易放过他。于是将他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是管理兵役事务的小官,级别最低,而又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等于是挂个空名,接受地方长官的监督。这个小官的俸禄很低,不足以养家,诗人一向不善理财,本没有多少积蓄,生活日以困匮。他一方面节约开支,将月俸分为三十串挂在梁上,每天用叉子取下一串来作为日用;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开拓财源,增加收入。后经朋友帮忙,申请到城东废旧营地数十亩,垦辟种植,补充食用。他有诗《东坡八首》以记其事,第一首云:“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有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诗句里,真实地写出了他开垦的辛劳,以及对庄稼丰收的企盼。

但苏轼并没有被屈辱困顿的生活所压倒,而是以极大的毅力去忍受。正如他在《留侯论》里所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也。”现在苏轼就以这种过人之节,坦然面对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元丰五年(1082)所作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就充分表达了这种胸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正因为有如此襟怀,所以苏轼在这样的困境中,照样读书写作,游山玩水,诗酒会友,在苦难的生活中,磨砺自己的意志,提高对人生的认识。

苏东坡学问好,诗文佳,但不是书呆子型的人。他很懂得生活,一向讲究饮食,还能自己动手。到黄州后,发现此地水路四通八达,食材众多,物价便宜,于是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大加赞美。不过他情有独钟的还是猪肉,特作《猪肉颂》,说是“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东坡自有一套煮猪肉的方法,煮得香糯可口,被称为“东坡肉”,流传至今。此外还有“东坡饼”“东坡羹”,等等。

黄州是长江流经的地方,山峦起伏,风景佳丽。东坡常与友人一起游玩,跋山涉水,吟咏呼啸,并留下传世美文。但从这些诗文看,与其说是纪游之作,毋宁看作咏怀之篇。如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显然重点不在咏史和怀古,而是凭借史事,来抒发人生感悟。考据家们曾经指出其地理位置上的错误,说东坡赤壁并非周郎之赤壁。这一点,我想熟读经史的苏轼不会不知道,而且词中有句云“人道是……”即可证明他明知原委,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前赤壁赋》,是借水月之盈虚消长来比喻人间的得失,认为世间一切成功与失败都是暂时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到了《后赤壁赋》,借着横江飞鸣之孤鹤,化作羽衣道士的托梦,则连前篇所说这一点也参透了。所以《念奴娇·赤壁怀古》末句是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结。此词看似歌颂古代英雄,其实是参透人生玄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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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乔仲常绘《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正因为有此认识,有此胸怀,所以尽管生活困顿,而且人身受到约束,他还是不以为意,我行我素。有一次夜饮归来太迟,进不了门,于是作词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据说次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终于传至京师,神宗皇帝“亦闻而疑之”。

苏东坡被贬黄州四年零三个月,终于得到起复。但离开黄州后,实际上却有一年时间在长江、淮河一带徘徊、待命,最后是到山东登州赴任,但到任只有五天,就召他还京师了。这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而这位小皇帝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刘氏摄政。刘氏是维护旧政的,她请出司马光主政,并大量起用旧党,苏轼也是其中之一,并在三四个月之间,将他的官职一再提升,提到中书舍人兼知制诰,是代拟王言的,真是位高权重,后来外放地方,如杭州知府,也是方面大员。

苏东坡在高位上活动多年,既有许多建树,也遇到不少挫折。但在皇权时代,官员们的升降去留,并不以工作业绩为准,主要还是看皇上的好恶。苏东坡因受到太皇太后刘氏的信任,所以在她摄政期间,步步高升,授以重柄,大有当上宰相的可能,这当然要引起政敌的忌惮。而当刘氏逝世,哲宗亲政,就提供了打击的机会。小皇帝一直有位无权,感到十分压抑,所以在用人上就报复性反拨,凡是太皇太后重用的人,他就要加以打击,而太皇太后不信任的人,他就加以重用。小皇帝起用的是一些新党,苏东坡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然要受到重击。

上次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迁之地黄州,还是长江中游腹地,离汴京也不算太远。这次被贬到惠州,则是广东沿海地区,当时尚未开发,还属瘴疠之地。唐人韩愈被贬到离此不远的潮州时,就很悲观地写诗给前来探望他的侄孙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见此次新党执政者把他贬到惠州,是欲置他于死地的了。

这次整苏轼的新党执政者是章惇。他们是同年进士、青年朋友,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分道扬镳。章惇掌权之后,整起苏轼来,却是特别凶狠。因为熟知苏家情况,所以特别调了与苏家有宿怨的程之才去做广南路提刑,成为苏轼的顶头上司。章惇是想借他人之手,来置苏轼于死地。却不料程之才不计家族纠葛,对苏轼颇为关照,使章惇的害人计划落了空。而苏轼方面,则自有朋友对他进行精神上的疏导。比如,他的和尚朋友佛印禅师就来信给以点拨道:“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仍胶柱守株,待人恶趣?”

有了这种思想,苏东坡自然一切都很看得开。他热心于公益事业,造义冢、修桥梁,而且还研究医学,栽种草药,给人看病、配方。苏轼被贬黄州时,曾结交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认真研究过医学,在杭州任上,又曾设立病坊来医治流行的时疫。古代社会对文人的期望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苏东坡则是政事与医学同时都很留心,虽然在医学上算不上良工,但后世传有《苏沈良方》一书,在中国医学史上还有相当的地位。苏,即是苏轼,沈,则是沈括,苏轼同时代的一位科学家。但两人在政治上属于对立阵营,不可能合作写书,据说是后人将苏轼医药杂谈附于沈括原编《良方》一书中而成。但无论如何,苏东坡对医学深有研究,是无可怀疑的。中国医学源出于黄老,其原典《黄帝内经》即借黄帝与岐伯的对话演绎而成。东坡深通道家之学,旁及岐黄之术,也是很自然的。而且,两广地区向有求道的传统,离惠州不远的罗浮山,就是晋人葛洪修道炼丹之所。苏轼到惠州不久,曾作《思无邪赞》,就表明炼丹求化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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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沈良方》,清刊武英殿聚珍本

东坡初来惠州之时,不适应障疫之地,很想得到赦免回去。后来得知对元祐党人一概不赦的信息之后,也就安下心来寻找乐趣。他对南方的饮食虽不适应,但对当地的水果如龙眼、荔枝之类,却极其欣赏,曾作诗赞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且也的确作了安家的准备。

苏东坡原来因程之才的照顾,一直住在合江楼,这个楼在三司行衙内,程之才走后,他就不好再住下去了,而且家属也陆续南来,他就在白鹤峰上买了地,造了房子,准备在此安家终老了。

不料房子刚造好不久,东坡即被流放到更远的儋州去了。他在惠州住了将近三年。

儋州在海南岛,当时更是荒蛮之地,把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发配到那里,无疑是让他去送死。这一点,苏轼自己看得很清楚,所以一家人送他到广州江边诀别,颇有老人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他在给友人王古的信中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于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东坡把家眷留在惠州,自己只带了小儿子苏过,渡海而去。一路颠簸,至为辛苦,心情极坏。纵使未到作棺作墓地步,而生活之艰辛,亦前所未有。

以前东坡被贬到黄州、惠州时,生活虽则贫困,但尚有房子可以暂住,饮食也还不错。此次到了儋州,生活更加困难了。公家的住房是漏雨的,还得自己另外建造,吃的既无鱼也无肉,米面要隔海运来,平时只能食薯芋,生活十分艰苦。他在致惠州友人郑嘉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苏东坡只好自己垦地种菜,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使他喜爱上陶渊明。

陶渊明是东晋诗人,曾经做过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归田园,经常弄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至”。但他在这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鸣志的诗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的诗歌不为人所重视。六朝批评家钟嵘在重要的诗评著作《诗品》里,把他列为中品。直到宋代,人们才认识到陶诗的价值,苏东坡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学史家说,六朝文风绮丽,不重视质朴的陶诗,宋人诗风趋于平淡,所以才能欣赏陶诗。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生活经验使然。东坡虽然早在元祐七年(1092)就在扬州写过《和陶饮酒二十首》,但对陶诗大感兴趣,而且不断奉和,还是在惠州和儋州时期,特别是到儋州之后。那时,东坡喜读陶渊明、柳宗元诗,曾作《评陶柳诗》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东坡所作和陶渊明诗,最后汇集起来,有一百二十首之多,还请其弟子由作序,可见其重视。子由在《诗引》中引东坡来书原话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东坡的评价,影响了后人对陶诗的认识,对陶诗地位的上升很有好处。不过从他的和诗看,与陶诗仍有距离。现录《和杂诗十一首》之一为例:“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微风动众窍,谁信我忘身。一笑问儿子,与汝定何亲。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其中似仍有执念,与陶诗仍有一定的距离。

儋州时期,虽然处境恶劣,但东坡仍竭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日子。这从他所写的《汲江煎茶》诗中可以看出:“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可见即使在困境中,他还是不忘好茶需用好水的享受,还亲临江心去取水,至少在心理上并没有被政敌压倒。他仍坚强地生活着。

直到元符三年正月,哲宗皇帝驾崩,继承者徽宗大赦天下,苏东坡这才得以北归。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他大部分时间是水路坐船,一路上老朋友相见,难免还要不断停留,到得常州,已是六月。这时他已看透了官场险恶,乞请致仕。不料路上过度劳累,一病不起,于七月二十八日,死于常州城中。

苏东坡为官时间不短,做的官也不小,但对他的创作并不是很重要。思想的升华,创作的发展,倒是在三次贬迁流放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才能够看清人生的真面目。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所以在《自题金山画像》里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每读苏东坡的作品和传记,不禁使我想起两个小说中的人物: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和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中的老战士安德烈·索科洛夫。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屈服命运的欺凌,不在乎外界的压力,而顽强地与命运进行抗争,创造自己的生活,屹立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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