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风太大》

长风吹过操场，
一桶桶的墨汁。
粉渣浮起，
拳头落地，
影子排起长队，
灰尘起舞在阳光里。
一条条红布，
卷走梧桐的阔叶，
万花筒的迷茫，
收去了家道教。
不敢问当年，
江上的钟声变了音。
教室外，钟声慢，
喇叭一遍一遍响。
年少不知何故。
书页被撕碎。
飞沙走石如晦，
空余回响在廊。
夜色薄，灯光白，
书页被风吹乱。
梦里寻找，
念书的声腔。
看不见的远方，
风儿太大了。

第九章

郑家姆妈和我娘一样，是伴着“多生多育”“赶英超美”的宣传画一路走过来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像沿着墙根排开的秧苗，挤挤挨挨地长大。日子不坏，也不算好，只是勉强维持着一种不尴不尬的平衡。

小郑老师因此没再读高中，转而考了师范，两年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他有个兄弟，申强，去年考进了复旦。

二楼转角的亭子间住着龙龙一家。龙龙胖墩墩的，和我二姐一般大，小学快毕业了。他上头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姐，只因上海房子小，常年寄在浦东三林塘的外婆家。

龙龙姆妈在肇周路菜场卖豆腐。她时常带回一方一方的白豆腐，四分钱一块，卖给我们只要两分。

龙龙爹是橡胶厂的工人。无论晴雨，他总穿着一双黑色橡胶雨靴在弄堂里来来去去。

楼梯半腰有个斜斜的门洞，七八个平方，一扇小窗对着夹道，常年不亮。住一对年轻夫妻和一个婴孩。

男的我们叫他小狗爷叔。他有一条腿短了一截。是那年他敲脸盆捉麻雀时，从屋顶摔下来，腿骨跌断的。

平地上走路，看不太出异常，只是慢些。若奔跑，脚步声会一轻一重。

他在五金厂当车工。休息日常站在弄堂口，笑得敞亮，和人闲聊。褪色的工装裤胸前插着一支笔。

他老婆是南汇人，说上海本地话。身材短小，皮肤偏黑，脸却秀气，是一张标准的瓜子脸。只是生着一副斗鸡眼。

她解释说，小时候躺在摇篮里，头顶挂着一只小葫芦，从早看到晚，就看成了这样。

她在隔壁弄堂的凹凸彩印厂上班，做事勤快，当上了小组长。我们原先叫她小狗阿姨，她嫌难听，说：“叫我阿娟阿姨。”

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小强，一个叫英英。

她上班时常掐着点回来喂奶，其余时间就把小强放在摇篮里。小狗爷叔三班倒，因此小强一哭，谁路过，谁就要顺手去摇一摇他。哭声也就算了，最要命的是这个小毛头经常半夜发烧。

一烧起来，我娘、龙龙姆妈、还有后厢房的明明姆妈，常常要陪着阿娟阿姨，一起去最近的重庆路南洋医院挂盐水。

 每次小毛头退烧回家后，我们会跟在小狗爷叔后头，拿着医院的病历卡去南货店买西瓜。那时，只要烧到三十八度，有急诊的图章，就可以插在队伍前面。

小毛头比我小四五岁。十几年后，他长得俊朗、结实，当了兵。

只是小时候烧得太多，留下了一口四环素牙。他不太敢张嘴大笑，于是整个人显得很严肃。

他去当兵时，“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大红标语贴在我们楼栋的两扇黑漆大门上。一幢楼都跟着骄傲了几个月。

再后来，他复员回沪，在六里桥派出所当了一名警察。

黄昏一到，夜色浮上来，我们整幢楼的文艺大合唱就开始响起。

底楼是明明姆妈放《贵妃醉酒》，

我爹娘听评弹《宝玉夜探》，

龙龙姆妈不但听沪剧《小珍子》，《鸡毛飞上天》等，经常还一档不拉的听沪语阿富根谈家常。

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关心农村的事。

她说她老父亲在三林塘有几进屋子，国家要收，兄弟们正在分家。老父母看她在上海只有这么小的一间亭子间，就想留点祖产给那对双胞胎。可她乡下的兄弟不肯。她说，现在只能靠阿富根了。我家前面的弄堂斜对面，有一栋卫生局大楼，七八层高，是方圆几里最高的建筑。

突然有一天开始，那里每天都有成叠成叠的纸片从上面撒下来。白的、黄的、粉的、蓝的。像雪，但不是雪，那是一种手刻油印的纸片。

每天都有一群群跑来捡这种纸片的人群，兴奋得不得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们都不用上学了。

那种从高楼扔下的纸片，肯定不是重直落地下的。在空中被风一吹，纸片会四散飞散，我们也就满大街的追着跑。

我们一边尖叫，一边跑，在马路上穿来穿去。

车子在我们身边按喇叭，我们也不怕。

男孩子把纸片拿回家，折成飞标。

他们故意在弄堂的水门汀上甩得“啪啪”响。然后再朝我们女孩子头顶乱飞乱扔。

 记得小学停课的那天，临近中午，第四节课的上课铃声没有响，老师也一直没有走进教室。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隔壁中高年级教室里，传出阵阵掀桌倒凳拍椅的噪杂声。我旁边的德伟已经溜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满脸通红地跑回来，说：“老师都在礼堂里！我姐姐说，大家都不用上课了！赶紧去大礼堂。德伟的姐姐德华是高年级的。我们都相信他。于是我们也跟着一涌而起，你推我，我挤你，从楼上教室里一窝蜂地冲出来。嘴里嗷嗷叫着，连滚带爬地都冲下楼，挤进了小礼堂。

当我们冲进去时，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墙上挂着的麦克风在一遍又一遍的，放着一只又一只的新歌，我们也昂奋地跟着唱。

讲台上是给我们上体育课的洪老师，手里拿着铁壳子话筒，大声地在喊叫。有好多老师站在台上，他们头上戴纸糊的尖帽子、胸前吊着纸牌。

我被高年级的学生挤到了后面，惦起脚也很难看清台上的全部，于是我就跳一下，跳一下，“一二三四……”数起台上弯着腰，头上一顶顶尖尖的帽子。

从那天起，我便闲晃在弄堂里整一年。

我家弄堂向右拐，有一幢幢我私下叫作“洋石库门”的建筑。

我这么叫它，是因为那里的房子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有卫生设施的。

那里一号楼里住着一个叫喜喜的男孩，是我同班同学。他还有个姐姐，叫欢欢。

停课没多久，弄堂里就传来一件事。说他们的父母，双双上吊了。

他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父母死后，喜喜和欢欢很快就被他们亲戚接走，从此他俩如断了线的风筝，消失在风里。很多年后，我与喜喜在马路上相遇过一回，我问他们后来去了哪里？他说是姨妈将他俩领养了。现在姐姐已插队去了江西，我问他，你好吗？他回了句：“寄人篱下”。

这话让我至今想起还透着悲凉。

 他们家隔壁是英娣一家，英娣和我是同班，她娘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英娣她爹是黄浦江上开小火轮的，一个月休假一次，他喜欢吹口琴，每次英娣爹休假的时间，英娣娘就骂她爹不革命只知道吹口琴，英娣爹便还嘴：“我吹的就是革命的曲子！”

英娣娘：“我让你别吹红湖赤卫队，因为韩英是叛徒！”

  五号里峰峰的爸爸和他爷爷是唱京剧的，他爷爷还会拉京琴。

  他家的书和唱片在弄堂里烧了整整一天。满墙的大字报上说他的爸爸是日本特务，很多年来，我一直没见过他爸爸。

 我去峰峰家，他爷爷高兴时，会让我们遂个唱一段样板戏，李铁梅、小常宝等。

 我们弄堂每天清晨送牛奶工人那清脆锐耳的自行车铃声，一般也只在这片区域迥荡。

光明牌牛奶是装在一个厚玻璃瓶，掀起一层被牛奶的油花浸润过的厚纸片后，㖭一下。价格是每瓶一角六分。我家不可能会有订牛奶的钱，最多就买一袋三块钱的光明牌全脂奶粉，大家一匙一匙冲水喝。

有一年的秋天，寒风吹起，暮色降临的早，我和同学大燕、英娣一起又悄悄的把我爹那辆嘠吱嘎吱二十八吋的老坦克自行车偷了出来，准备绕小马路去幽静无人的思南路学骑车。

我们轮流一人骑，俩人后面扶，且骑且行沿合肥路往思南路幽僻处去。

我个子矮小，只能一只脚伸进三角架，踩一下踩一下，这我刚踩上去，大燕和英娣没有及时扶好车子，我便擦着路边的大饼滩门板，辟辟拍拍连着摁碎数块窗玻璃，人也跌进大饼炉子里，幸好炉子是熄了火的，我的一条蹆透着卫生绒裤，也被玻璃划出几道口子。

 当我爹与大饼摊负责人同时赶来时，那人对我爹娘说：“小姑娘摔的够呛了，明天单位里自己配玻璃算了，你们赶快去医院吧。”我记得那次我爹在带我去广慈医院包扎好伤口后，让我等着，他走去隔壁小卖部，买了袋三块钱的奶粉，让我补补血。

《安义坊》长篇连载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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