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弄堂”

扫帚声声又入岁。雨还深，巷还温。墙上名册，风过尚留痕。   上头点尽人头数，街一转，灶烟生，弄堂只认旧乡邻。   旧帽新称无新异。论也论，聊也聊。米熟油香，各自度晨昏。   若问何处是归处，门一合，日常存，朝夕相看不记名。

第二十九章

现在我们弄堂里的“四类分子”很多。

所以每天清晨、傍晚，扫把在地上来回摩擦，“涮、涮、涮”的声音格外响。

我最要好的同学大燕的爸爸、黎丽丽、尹师母、酱菜店彩云的外公等，都是四类分子。

一日黄昏，天色已暗。虽说已是早春，天空仍旧寒风瑟瑟，是那种冬冷不算冷、春冷却能冻死小羊羔的日子。

我家灶披间里热气蒸腾，人头簇簇。隔着窗玻璃，有人叩窗问路，打听黎丽丽家怎么走。

小狗爷叔头手并用，大声指路：

“你左转到底，再右转，前后左右看看，这时候她一定在扫弄堂的……”

“噢，好的、好的，谢谢侬！”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这一句问路，多少有点戳痛人。

有人忍不住嘀咕：“哎，这么阴沉的雪天，就不能不扫吗？”

大燕悄悄告诉过我，她爸爸为什么会被划成四类分子。

早年，她爷爷在浙江农村开着一家乡村裁缝铺，家里还有几块水田，裁剪铺与下地兼着做。被划成富农时，家里藏着的一些金银首饰一并被抄走。

抄家的物品集中堆在仓库里。

后来有一天夜里，她爸翻进了存放财物的仓库，想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被人发现。

法庭上，她爸从衣角里取出一张老凤祥银楼的发票呈上，仍旧按偷窃罪判了五年刑期。

刑满释放后，他每天就在弄堂里扫地。

大燕说，她爸其实只是想拿回自己的结婚戒指，所以连银楼的收据都随身带着。

从我懂事起，认识的大燕父亲，一直是低着头、耷拉着脑袋，在弄堂里扫地的人，从不多说半句话。

他竟然会翻仓库去偷抄家物品，这件事让我有些没有想到。

后弄堂里还有一个坏分子，不过他不扫弄堂。听人说，他是天天到工厂去扫地的。

他是我同班同学嘉宝的父亲。

嘉宝的父亲原先是一家小工厂的资方老板。

在一次抄家中，他做过一件极其不老实的事，后来被抖落出来，听上去甚至有点滑稽。

有一天，他和老婆偷偷躲在阳台上，搓了一整个下午的煤球。

楼下邻居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很反常，便向单位举报了。

这个邻居，过去还是他父亲的徒弟。

嘉宝父亲经营的是一家做拉链的小工厂。这个邻居是从老家乡下招来的远房亲戚，不但管吃管住，还腾出楼下的房间给他住。

后来，这个人成了工厂里的造反队革委会成员。

他悄悄写了一封检举信，递交给革委会，说嘉宝家把黑煤灰抬到楼上晒台搓煤球，而且搓好的煤球不堆在灶披间炉子旁，全都堆在前楼阳台上。

那天，厂里来了一卡车造反队。

他们熟门熟路，直奔阳台，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榔头。

进门时，嘉宝的母亲以为他们要动手砸人，和嘉宝的父亲一起，把姐弟三个护在怀里，双腿发软，几乎站不直。

后来才看清，那些榔头并不是冲他们来的。

造反队只是把阳台上堆好的煤球全部砸碎，还原成煤灰，随后缴获了金条，扬长而去。此时屋外下起了雨。

雨打窗棂，被煤灰染黑的雨水顺着玻璃慢慢流下来。

他们一家没敢有半句怨言。

尽管如此，嘉宝的父亲还是被扣上了一顶“抗拒文化大革命、抵触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凌晨就要到工厂去扫地。

嘉宝后来对人说，他父母常讲：

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金银财宝都是身外之物。

煤球和金条，换来了嘉宝一家的平安。

有一天，四毛和明明拿这件事跟嘉宝开玩笑：

“你也搓过金条煤球吗？”

脸上堆着一副诡秘的笑。

嘉宝回答说，这事跟他无关，是他爸妈两个人搓的，他们姐弟三个都不知道。

小狗爷叔和勇强等人背后议论：

“这种创造性天赋，开厂做老板，还赚那么多小黄鱼，也算蛮不错了。”

弄堂里不少人觉得，嘉宝爹做下这种一眼就会被识破的“金条煤球”，是智商不高的表现。

可从后来贴出的大字报内容来看，嘉宝他爹其实挺让人佩服。

据说，他当年不过是当铺里一个犹太老板手下，做上门板、生炉子的学徒。那时候中国还造不出拉链，这个犹太佬做的是当铺生意，收来不少带拉链的旧衣服。

他便把各式拉链一一拆下，研究琢磨，进机器仿制，慢慢成了上海滩唯一能做拉链的人。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犹太人还没走时，嘉宝他爸就开始飞单，偷偷收旧拉链、学手艺。地下作坊赚够本钱后，索性堂而皇之开了一家小工厂。

再后来的事，就不说了。

好在没有死去，只是掉了一层皮。

再后来，恢复高考。

嘉宝从崇明农场考回了华东师大。

他家用抄家退补下来的金条钱，供嘉宝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硕士。

嘉宝成了我们弄堂同代人里第一个高学历的人，替这个家，圆了几辈子的社会理想。

地富反坏右中的地富，我已经见过了。

反，在当时就就是国民党，坏分子的范围要宽得多——贪污、腐化、盗窃、生活作风问题、穿着打扮出格、乱搞男女关系、说牢骚话、对领导不满，统统都可以算进去。

最后一类，是右派。

我周围熟悉的人里，有两个人是：

一个是酱菜店彩云的爷爷，一个是后厢房明明的爸爸。

彩云的爷爷，在我早年的记忆里，其实并不深刻。

直到长大后，有一次大伙在厨房里谈起他，我没轻没重地插了一句：“其实当右派也没有什么。”

那时彩云的爷爷那派头，就像《天龙八部》里的南帝段爷——一身白绸中装，白须飘飘，步子轻快。

彩云爷爷的酱菜糟坊，在我们那一带算得上气派：

双开间门面，泥封酒瓮摆满半壁店堂。

他清晨扫弄堂也不假，但扫完地，换上白衣白裤，又回店堂忙活。

在我们这种人性压过阶级性的小市民弄堂里，老爷子仍是被大家当作饱学儒士，被尊敬的，因为他懂英语，我也曾拿过一封英语信去央他翻译的。

有人说，他有些像唐吉诃德，把笔当长矛，把稿纸当风车。

也有人说，他这顶右派帽子，纯粹是闲暇太多、学问太深、饭吃得太饱惹的祸。

彩云爷爷的那顶帽子，确实是因为他曾写过一封信，给当时的总理。

还是一封挂号寄。

信里，他直言不讳地谈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社、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也谈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如何发展的问题。

结果一封信就换回了一顶帽子。

多数人认定，这封信总理根本就没有看到。

邹忌闻谏，齐王纳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他用颜体楷书，一笔一画写成那封信，

被驿道上的层层关卡拦截了来。

然后他就黎明即起，洒扫弄堂，白衣白裤，白须飘飘。

主要他也并非唐吉诃德式的孤战者。

他前后娶过几房老婆，生了九个儿子，两幢门面楼，除底层仍是酱菜糟坊外，三代同堂，人丁兴旺。

男女老少，各有性情，拍拍打打，江湖气十足，和弄堂里的人混得像未出五服的族人。

所以，弄堂里没人敢轻慢彩云爷爷。

弄堂的人，有时候讲的是另外一套规矩。

三兄四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窝里斗时青筋暴起，一旦出了门，断骨也连着筋。

我们弄堂只要听说有孩子被外弄堂欺负了，马上会放下泡饭，套上汗衫，乌泱泱一群人冲出去。

这个时候也不会分谁家是什么成份，谁家的父母在牛棚。

记得一个倒春寒的午后，阴冷的风夹着雨意。

隔壁烟杂店楼上小阿姨的儿子国庆，急促敲我家窗玻璃，大喊：

“你家老二跟三毛他们，在隔壁弄堂打架了！”

我和大妹追着他就往外跑。发现前头已经有十来个妇孺老小冲出去了。

远远隔着一条马路，我就看见迎面一群人勾肩搭背走来，一张张青涩的脸，一副副得意的样子——

一眼就知道，我们弄堂的这批混混，今天又占了上风。

那年月，国家号召光荣妈妈，多生多育。其实在民间的好处是，打群架不吃亏；

当然在国家层面上，也是人多力量大，就算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战争，原子弹扔来扔去，地球死掉一半人，我们弄堂里还能剩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