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研究得最多，也最为全面深入。国民性在国家遭受侵略或发生重大变故而变得岌岌可危的时候显现得尤为明显，这就是关于汉奸、叛徒之类的概念了。我们知道，抗战时期的日本鬼子，拒绝被俘虏的坚决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在整个二战时期，这都是让很多相关国家如中国、苏联、美国等头疼的一个问题，效忠天皇是他们拒绝被俘的唯一理由。而很多相关记录中，中国汉奸、特务却是层出不穷。世界上以严谨著称的国家有日本和德国。二战时期德国的枪炮一直是战场上最让人胆寒的利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少王牌军也都是德国教官训练出来的，德国的质量和技术在二战中的世界上首屈一指。日本和德国一样，在战争时期不光是武器精良，使六零钢炮和它的主人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很多纪律、作风、执行力各方面也都保持了匪夷所思的高度。平型关战役中，一个被八路军抬上担架的日本重伤战俘，一个小青年鬼子，为了抗拒被俘，咬掉我方担架兵的耳朵，然后剖腹自杀。这件事朱德、林彪等高级将领都表示遗憾和深深的震撼。也许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日本人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太深，只能说明日本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试想，在强手如林的西方，一个德国能够横扫整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的英法都节节败退；在地域宽广的亚洲，一个地小人稀的日本能够同时侵略多个国家，并且还胜多败少，他们靠的是什么？号称泱泱大国的中华民国，也被小日本长驱直入，百姓遭涂炭，家园遭毁灭。所以，其实国民性很多时候都是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
在很多知名培训家的讲座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日本人严谨务实。不光是余世维，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日本餐馆的员工在执行清洁标准时表现出的工作作风足以说明这一点。洗盘子规定洗六遍的，五遍绝不会成为最后一次。而在中国这可能吗？中国人会说，第二遍已经很干净了，我洗第三遍已经很够意思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性的差异。曹雪芹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红楼梦》中写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实就体现出中国人的一贯毛病和处世哲学，油滑成性，圆滑世故，不务实而务虚，因为这幅对联式的格言是很多国人的座右铭。学校毕业后在医院实习，骨科医生的话也很让人深思。他说，治疗骨折的钢板，使用中国造的螺丝时要细心琢磨、小心操作，因为拧得太过会“滑丝”，也就是不能再用；日本造的则不出现这类情况，能拧多紧都可以。质量好坏一目了然。很小的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很大的差距。粗制滥造甚至掺假在中国很明显，而质量监管部门却睁眼闭眼的不去管理，否则就不会有今年秋天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了。国民性不是一时半会能养成的，小事情也是国民性养成的一个方面。相对于这些小事，再来回头看我们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那一年湛江大桥垮塌了，责任人的分析是，解放军在上边跑步出操，震塌了。什么叫可笑？这就叫可笑。国家花数千万资金修建的重大工程，几个解放军跑了跑步，就给跑塌了，这是什么兵？天兵天将好像也不会这么重吧？呵呵。国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近几年，各地情况更是这样，临汾尾矿溃坝事件，杭州地铁垮塌事件，一件接一件。昨天的新闻里河南又出现重大矿难，面对记者的镜头，主管领导痛心疾首地说，原因是私采滥挖。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在矿主“私采滥挖”的这么多年里，作为主管领导，你干什么去了？前期深圳某娱乐场所失火，当时烧死四五十个，事后分析也是什么无证经营、消防措施没经过验收什么的，而这个歌舞厅也已经经营好几年。国家允许一个什么证照都没有、什么措施都不到位的娱乐场所经营好几年，这说明什么？当官的欺上瞒下，中饱私囊，这也是国民性，并且在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鲁迅曾在一件事里讲到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他说日本和沙俄在中国境内打仗，要处死替沙俄当情报员的中国人，而周围围观的中国同胞像看耍猴一样伸长了脖子观看。鲁迅只是提到了这个关于国民性问题的小的方面，他也许想不到身后的中国人在类似问题上还会有多么出格的表现和举动。就像马克思也想不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最终情形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已是人们的处世原则。民族尊严和义愤，很多时候都不能有效激起一个人的爱国心。中国人自私、麻木这已是世界上的共识，阴奉阳违、笑里藏刀更是发挥到了极致。表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这从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上能很明显地看出。坊间曾这样揣测，在中国大陆出不了比尔·盖茨是有原因的。各级领导就会折腾死你，三天两头检查、收点贿赂，两天三头审核、请客吃饭，就这你就受不了。想仔细干工作，想潜心研究，想造什么windows，想在某领域有点作为、出点成绩，没门。在《商界》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河北某县级企业老板人很耿直，和县长等几个有头脸的人吃饭后没有主动买单，在被领导训斥时还动了肝火，大骂政府不管企业和工人死活。从第二天开始，企业生产运作多少年来没上过门的各个职能部门，大队人马穿着制服进厂检查，工商、卫生、税务、安监、财政、消防、甚至土地部门，一个接一个，最后的结果是企业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停产整顿。事实是没整顿，直接就破产了。而县长们的话很让人琢磨，“冲领导瞪眼，让你死的难堪。”这家企业已经倒闭，就因为企业负责人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和领导吵了几句，就这么简单。县长们就这么雷厉风行，办事就这么有效率，你能咋地？前段时间，在我的小店里，有卫生局的想找麻烦，我说这样可不可以，那人拿腔捏调地说，研究研究。后来，有人提醒我，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这就是一些主管部门的工作作风，这也是国民性的一个方面。
听说日本没有交警，因为不敢确定，只能姑且听之信之。如果真是这样，就冲这一点，也能说明很多问题。中国交警的吃拿卡要是出了名的，我们县里的一个交警队长被人撞死之后，闻得喜讯的老百姓放鞭敲鼓者甚众，就差搭台唱戏了。因为这个家伙活着的时候，人性已经消失殆尽，是远近闻名的大恶棍。现在一死，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在中国，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就是横在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刀，就像清代道光皇帝不无忧叹的一句话：多一层官吏，老百姓就多一层负担，腐吏之害大大甚于天灾。鱼肉人民似乎已是贪官们的共识。日本没有贪官吗？肯定有，但日本的贪官不可能像咱们这样普遍，否则，那边发生的重大人为事故塌方了、假酒了、毒奶粉了、溃坝了、黑砖窑了、大头婴儿了，将会很多，中国媒体也会逮住不放、大谈特谈，毕竟小日本曾经是咱们的仇人，但是事实上在日本这种事很少。
去年一年，华南虎照事件沸沸扬扬，搅乱了中国人的平静生活。作为这次事件的始肇者，老农民周正龙同志被判徒刑，并处罚金。阿龙不服，上诉，上诉不行，维持原判。就这样，陕西省林业厅领导眼中曾经很可爱、中国互联网上曾经很风光的阿龙同志只能蹲监坐狱了。明眼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周正龙其实只是一个可怜的替罪羊。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自己能炮制出陕西重新出现老虎这样的大新闻？况且这件事情持续时间是很长的，没有林业厅给他在背后撑腰提气，他是新闻记者的对手？事情是很显而易见的，他只是“上边”挡在外人眼前的一块遮羞布而已。现在这块遮羞布终于不能再遮羞，于是把他咔嚓掉是再好不过的事。想来这周正龙也是一只绵羊而已，却想不到被人利用做成了老虎的买卖。真是世道变了，绵羊拿老虎挣钱了。绵羊背后的人们，你们是怎样想的，想让上边表彰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可以有其他办法，怎么就偏偏炮制这样一个很可笑的策略呢？要是说自己的管辖地出了恐龙，那样效应不是会更大？不是更能证明自己的森林资源保护、动植物生态恢复工作做得出色？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周正龙、周正虎甚至周正狗在准备横空出世大赚一笔，只要官员们的吹嘘、捏造、假政绩不从报表上消失，这样的荒唐事件就永远存在，这是肯定的。
国民性在鲁迅先生眼里直接就是“国民劣根性”。看来中国要想真正地成为强势民族，非得花大力气改造国人的思想观念不行。自私自利的小老百姓要改造，那些贪得无厌的没有境界的当官的更要改造，因为现实生活中，这些硕鼠们造成的破坏才更大，他们的手里有权杖，对国家的危害也更深。近年来接连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甚至已经不是刘少奇主席当年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全是人为造成的。豆腐渣工程、食品药品质量事件，这些拿老百姓生命安全开玩笑的事情，暴露出我们政府工作的很大漏洞。市场经济时代，要学习外国的东西实在太多，否则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永远不会有好的更新，国家的彻底强大、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只能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民性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能否强盛壮大的首要因素，毕竟国民素质的高低正是反映了国家、民族素质的优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