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老朋友思奇从中国来信，提出一个让我十分为难的要求，这位老兄总是打怪拳，怪得让人哭笑不得。
思奇是我读小学五年级时转学来的。那天班主任老师领进来一个新生，高个儿，肤白，大脑袋，板寸头，蒜头鼻子上架着一副透明框眼镜，穿海军衫，米色齐膝短裤，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老师说：“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叫常思奇，北京来的。希望大家对他团结友爱。”思奇坐到座位上不久就举手起立回答老师提问，到底是北京来的，见过大世面；说出来的话带着卷舌音，怪好听的，也怪异类的，与我们这些带南方口音的大多数相比。因为异类，大家对他是敬而远之，并不找他玩。他上学放学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看上去有些可怜。
那时候我们有个小圈子搞了个所谓“兵工厂”，做些玩具枪炮，比如在空弹壳里灌入火柴上刮下来的磷，加一些食盐，放在火炉上烧，就能喷出好看的烟花；再比如把钢管固定在木头做成的枪把上，将自制的子弹塞在枪管里，扣动扳机，可以发射出子弹。有一天我们在操场上谈论怎麽做东西，思奇先是站在几步开外侧着耳朵听，接着就主动凑过来跟我们说可以怎样怎样做。我们发现他好象懂得很多，便跟他聊得很投机。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玩。
他家在凤凰山上，那里的两层别墅群是供十级以上高干住的。思奇的玩具多，光是玩具枪就有十几把。书也多，他拿出好几本指导自制玩具的书给我们看。他家里有张弹簧床，这在六十年代是稀罕玩艺。他让我们每个同学都到他父母的鸳鸯床上躺一躺，蹦一蹦。还带着我们楼上楼下打“游击”，把屋里搞得一团糟。他爸妈回来见了，也不责备，还拿出糖果热情地招待我们。思奇是独生子，被宠得厉害。他总有吃不完的零食，常常带到学校里来分给同学们吃。很快他就几乎收买了班上的所有同学，有了很好的人缘，但是他似乎又有些傻乎乎的，任凭一些人利用他的慷慨大方沾他的便宜。有的同学找他借钱，借了就不还，他也不讨要，下次欠帐人开口，他还是借。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成了“黑崽子”一类，过去在一起玩得好的同学们要麽疏远我，要麽欺负我，只有思奇对我不离不弃，经常到我家来聊天，尽管他属於红五类。他好象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我和我哥哥都只配当他的听客。他说他在北京时经常欢迎外宾，见过毛主席、周总理等，令我们好生羡慕。那时候无课可上，我爱钓鱼，思奇便也跟着我去钓鱼。有一次他钓到一条大鱼，高兴得大叫，往回收钓竿时角度不对，反而让鱼把最前边一截细竿拖走了，他跳到湖里追钓竿，因为不会游泳，差点淹死。我们都笑说不是他钓鱼而是鱼钓他。我家里有舅舅寄放的一把小提琴，我和我哥哥就玩起了小提琴，没有拜老师，也没有练习曲，自己乱拉而已。思奇也去买了一把小提琴拉。没过多久他就对我哥哥大谈舒曼、克罗采尔、开塞等小提琴练习曲，还有一大堆外国小提琴家的名字。我哥哥以为他一定拉得很好，请他拉一曲，一拉就露馅了，连音都拉不准。後来我哥哥给他下了一个很精辟的评语：“他甚麽都懂，但甚麽都不会。”
思奇经常会提一些古怪的问题，比如他读到有的小说上说某某人眼睛一亮，他就一个劲研究眼睛是怎么亮的，老是对着镜子眨巴眼睛，逢人就问人家能不能眼睛一亮。他还研究人走路时为什么手与脚会自然地交错摆动，如果手与脚同向摆动会怎么样，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他手脚同向摆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样子怪诞滑稽，象个精神病人。
文革愈演愈烈，思奇的爸爸随后被打倒了，押到大会上戴高帽子挨批斗。思奇也被逼到台上揭发，他揭发说他看到他爸爸和妈妈亲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台下都笑歪了。他爸妈后来都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工资扣发。思奇一个人呆在城里生活无着，烧饭洗衣都不会，有时候就跑到餐馆里吃人家剩在桌上的东西，染上了肝炎，幸亏一位好心的邻居带他上医院及时治疗，康复了。但从那时开始，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黑黄，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九七一年，我们一起下乡插队到鄂西南山区，共同生活了好几年。思奇为人心眼极好，劳动勤快，就是少心眼，笨手笨脚，加上行为怪异，笑话多去了。他抢着挑水，辛辛苦苦挑到门口，迈门坎时被绊倒，水洒一地；他一边炼猪油，一边读物理书的热涨冷缩章节，却用冷水洗了玻璃瓶，把烧得滚烫的油往瓶里灌，瓶立时爆裂；他洗锅后把洗锅水往门外泼，正好泼在路过的队长身上；有一次田间休息，一群妇女去林子里小便，他也糊里糊涂跟着走，以为是去干活。妇女们说：“小常，你别跟我们走。”他问：“你们不要我一起干吗？”妇女们笑歪了，他却摸着脑袋不知就里。有一年出门搞水利建设，坐渡船过河，船夫问你们是知青吧，我们说是，就是老常不是，他是下放干部，你猜猜他多大年纪？船夫把思奇打量了半天，说他大约三十八岁吧。其实那年他才十七岁，但是头发乱蓬蓬，皮肤黑，又穿得邋遢，显得老相。我们说他有两个孩子了，是犯生活作风错误贬下来的。船工居然信以为真。思奇在工地上常穿一件蓝棉袄，袖口露出棉花，腰间扎一条草绳，头上戴一顶破棉帽，帽耳朵搭在肩头，象要饭花子似的。有一次他坐在路边读英语书，口中念念有词，两个挑担子路过的农村姑娘觉得怪，竟搁下担子偷偷看他，他读书专心致志，浑然不察，突然打了个山响的喷嚏，把村姑们吓得一蹦，跑开了。那年在水利工地过春节会餐，他多喝了几口烧酒，醉醺醺往睡觉的阁楼上爬，那阁楼没有围栏，大家怕他摔下来，拉住他不让上，他却硬是冲了上去，民工连长说那只好把他绑在楼上。一声令下，大家拥上去绑他，他居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一天夜里下雨，我正在担心回生产对拿过冬棉被的思奇怎麽回来，他突然推开门闯了进来，浑身泥水，说：“妈的，公路上有个大坑，天黑看不见，我掉进去了，是站着掉进去的。”我说：“掉进去就是掉进去，还分甚麽站啊坐的？”邻队的知青到我们队串门，说起他们队的女知青也协助男生出去偷老乡的菜。思奇便跑去当面称赞三个女生勇敢。她们却断然否认偷过菜。思奇为此竟生气了好几天，说她们都是假正经，并且画了一幅画，画中三个女生蹲在菜地里鬼鬼祟祟偷菜，画上一角写着：“我们从来不偷菜。”他把这画送给她们，女生们见到其画，齐声骂他神经病。
文革后期思奇的父亲被解放了，官复原职，思奇也回城当了工人。因为他家有权有钱，登门给思奇说媒的人不少，他一概拒绝，我问他要找什么样的对象，他说要找个人在外地的女兵，因为女兵纯洁，两地通信浪漫。但是却不见有哪个女兵对他有兴趣。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後，我们一同下乡的几位老友都参加了高考，只有思奇落选了，尽管他是我们中最抓紧看书的一个。他常常跑到我的大学寝室里来看我，一来就传递各种小道消息，说外电报导了什么什么，我的室友们都觉得这人有趣，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外电”。他找对象一直依他的古怪标准高不成低不就，他爸爸猝然病故，便不再有人登门说媒，思奇最后找了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作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夫妻间、婆媳间整天为些俗务吵吵闹闹，终於以离婚收场，女儿判给了女方，他还被狠宰抚养费，日子过得紧巴巴。我出国后的头一年，老婆孩子还留在国内，思奇在过儿童节时寄给我女儿两百元人民币礼金，这些年来也常去我家看望我年迈的父母，令我委实感动。
我们彼此隔得远了，虽不象以前来往得那么密切，但心里都是彼此挂念的。他这次来信说因单位不景气他下岗了，觉得在国内呆着没有什么前途，希望我帮助他来国外？发展，最好是帮他在国外找个对象，对方最好是没有孩子的，经济状况好坏他不计较，若没有合适的华人，介绍洋妞他也不会介意。他以为他是谁，还在做少年梦。
可是，我该怎样回他的信呢
原发表于澳洲《朋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