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洪灾、旱灾、沙尘暴之后，中国政府似乎总算弄明白了环境比经济发展还要重要，开始推行在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这算是后知之明，让我想起了有先知之明的柳青。
柳青是中国的著名作家，其代表作在1949年之前有《铜墙铁壁》，1949年之后有《创业史》，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说起柳青的名字，那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他是一位忠实于生活的作家，创作态度特别严肃，为了写《创业史》，离开繁华的大城市，举家搬迁到陕西农村定居，面壁数年，写出了史诗般厚重的《创业史》。记得当年我在下乡插队的时候读到这本书，它不同于“三突出”创作模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一些“左”的影响，但忠实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使作者超越当时的文艺政策，把人物性格写得那么丰富复杂，在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是不多见的，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柳青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提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关于改造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建议，他认为黄土高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土流失，所以应该大力种草种树保持水土。他生活在基层了解民间疾苦，看得到问题所在。可是当时百废待兴，政府和老百姓关注的都是如何发展生产多打粮食，还认识不到环境问题对生产与生活的制约。柳青的建议太超前了，似乎不合时宜。《人民日报》发表柳青的信时加了编者按，说柳青的建议可供参考，其关心国事的精神可嘉。言下之意对柳青的建议不太以为然，事实上政府也没有采纳和付诸实行。过了二十年之后，中国政府才达到二十年前柳青的认识水准，这实在是让人感慨万千。联想到马寅初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不光不为政府所接受，还遭到批判，致使中国人口爆炸到如今的十三亿，大量人口失业，就更让人扼腕。柳青的社会责任感和胆识让人敬佩，但是光有民间智者的逆耳忠言，没有官方贤者的从谏如流以及制度的保障，也是没有用的。
目前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加强环保，另一方面又在推行着一些损害环保的政策，比如大力发展私家轿车便是其中之一。据说其理由是，普及私家轿车是现代化的标志，发达国家人民享受得到的东西，中国人民也要享受到。中国政府一向强调国情，说西方议会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西方人权观念也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攀比物质享受时就不讲中国国情了。普及私家轿车显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轿车工业用于出口则另当别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家家都有私家车，对于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道路的挤占都会是空前的灾难。希望中国政府赶紧停止这类愚蠢的决策，转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说到底，问题在于中国尚缺乏公开和科学的决策机制，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以世界上最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沾沾自喜。我认为环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经济发展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就不如慢些发展。人的物质需求弹性是非常大的，古代人没有冰箱、彩电、空调，但是有洁净的空气、水和食品，照样可以过得很开心。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只有一个，很多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前代人用得太多，后代人就用得少甚至没得用了。所以我主张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而应该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适度发展。不光中国，世界各国也都应该如此。其实我很清楚，“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我人微言轻，怎么认为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书生意气，宝剑空弹而已。
原发表于2002年9月25日《澳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