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此时，在这里，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与我的祖国，与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为这两个小时，我昨夜几乎整夜未眠。昨天早晨，我们是北京时间四点半到达悉尼，领队的人告诉我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六点半，并敦促我拨手表。我没有改动我手表的时间，我在想，我执行了五十一年的北京时间，为什么到了悉尼就丢了两个小时。昨夜未成眠，我在找偷去这两个小时的罪犯。当然，找这个罪犯是个反科学的命题。但是，我感受到了同一个太阳给我在不同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不同，由此，假若要谈论诗歌的跨国界写作，谈论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语言给彼此带来的启示，就应该有着天壤之别。拿我们中国人的话来，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不知道这八个汉字，会被同程翻译器译成哪几个异国的单词。但可以肯定，汉语之外的语言和我说出的词间隔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尽管我无意站在词源学或语义学的立场上，开始演讲这场《跨国界诗歌写作的难度》。但我依然想从一个词开始。这个词有着母亲的气息，温暖、明亮、令人感动，这个词叫母语。
汉语对母语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本民族语言；婴儿期和幼年期间自然学到的语言；一个人的第一语言。对不起，我不懂英语，而据我了解在英语里，“母语”一词若直译即“母亲之舌”，或“父母之言”。我喜欢这个直译词。这个词及物、简单、明确无误地道破了语言的源头，是舌头、母亲的舌头。如果没有人怀疑诗歌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就应该没有人怀疑诗歌诞生于母语之舌。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一直领受着母亲的呵护和恩爱。一个诗人从拿笔或对着电脑屏幕开始创造第一句诗行起，实际上一直领受着母语之舌的缠绕、呼唤、爱抚和轻舔。母语不仅仅表达母亲说的话，最重要的，母语是一个诗人从小接受对世界认知的语言。母语之舌，对诗人来说，其实是一根系着他（她）与世界的脐带。是的，脐带，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语言脐带。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世界观、思想、理想、忧伤、焦虑、紧张、矛盾……等等，全凭这根语言脐带滋养着。没有一个诗人在试图了断、或了断过母语之舌后，能建立起自己的诗歌世界和诗歌精神，并享有广泛的声誉。
放眼二十世纪西方跨国界诗歌写作史，爱尔兰产生过两位有国际影响的大师叶芝和西默斯·希尼，尽管二位有深重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理想，但他们一刻也没剪断过伴着他们长大的英语；波兰诗歌大师米沃什因各种原因，长期住在英语国度，他的诗歌写作却必须使用斯拉夫语；看看布罗茨基。布罗茨基只能写俄语诗，他的诗歌作品从没出现过严肃、认真而有文学意义的英语诗。拿他的话说，写英语诗他只想取悦奥登那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那个写下《1939年9月1日》的伟大诗人。在对用非母语写作、也即跨国界诗歌写作的难度上，活在英语世界里的另一个俄语诗人作家纳博科夫、还有波兰的康拉德，与布罗茨基的认识几乎一致。对他们来说，用第二种语言写作缺乏一种生命的自然性，而且，他们还认为，英语不过是二等语言，俄语或波兰语才是最优美的一流语言。有趣的是，无论康拉德、还是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都有能力把他们第二语言上的弱点转化为优点，并很好地利用这个缺陷，发展各自的长处和独特性。现今，他们已成为了英美文学里不可或缺的有机会组成。但这种成就的取得，也仅限定在他们诗歌以外的文本。即使在阅读俄语前就已学会阅读英文的纳博科夫，抵达美国后写下了他一生所谓最好的英语诗——《发现》。但纳博科夫动用第二种语言进行跨国界诗歌写作的难度，通过他的传记作者布奈恩·博伊德（Brian Boyd）的笔端，就已揭示无疑了：“从此诗（《发现》）的誊清稿，痛苦地显示了他时而薄弱的英文。”在三种语言中长大的纳博科夫，诗名一直被小说声望所遮蔽，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诗歌在跨国界写作里的难度所囿。
该说到艾略特和里尔克那两个精通法语的大师了。做为替诗歌找寻到了现代主义方向和出路的诗人，艾略特可用英语外的非母语写随笔、诗评，甚至任何文字，但他无法用法语写诗；而沉浸在德语世界里的里尔克，比之艾略特更甚。有史可查的是，从1924年到1926年离世的最后两年多时间里，里尔克在慕佐城堡写下了400多首法语诗，数量与身前的德语诗堪称相当。但里尔克健康在世时，这些诗却无一发表。现已有研究表明，里尔克的法语诗与德语诗无论风格、技巧、还是艺术性上都存有较大的差异，他的法文诗少了“思”的成份，更注重赞美和抒情，有油画的色彩和交响乐的华丽。更有研究表明，他的法文诗受着阿拉伯诗歌、甚至日本俳句的影响，与德语诗关联不大。也许只有扎破了里尔克手指让他身染白血病的那根玫瑰刺才知道，晚年的里尔克在法德文间进行跨国界诗歌写作的难度。
最有说服力的，当数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在中国，我们习惯称他为博尔赫斯，其实该叫他豪尔赫才对。豪尔赫懂英、法、德、冰岛等语言，从他家族语系的复杂性来看，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哪种语言才是豪尔赫的母语。但豪尔赫选择了他的出生地阿根廷做为他的第一语言，也即西班牙语，并终生用西班牙语写作。尽管晚年的豪尔赫不停抱怨过，西班牙语在情感表达等方面不及英语精准。但他依然没有、或很少进行跨语种诗歌写作。
当我们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聚焦在中国诗歌的跨国界写作之前，请允许我从中国诗歌的传统做为切入点。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从民歌、到叙事诗、再到抒情诗，以至诗歌理论，早在中国盛唐时代公元7百年左右，就已得到确立。世界诗歌史上没有哪个民族的诗歌传统，比中国诗歌建设得更系统、完整。在盛唐前约四百年，《诗经》和《楚辞》就已为中国诗歌规划清楚了未来。请原谅，我不能就此展开谈论，因为这会让我们越走越远。但我想提及一个诗歌常识。中国诗歌传统从文学本质上是抒情的，而西方诗歌的主要成就在叙事诗。从叙事诗的整体上看，我承认，中国诗歌只算得上是西方诗歌海洋里某座小岛、或暗礁。若从荷马、维吉尔、但丁……一路记数下来，中国叙事诗从数量上无法与之匹敌，诗歌质量却毫不逊色。起码，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首叙事诗的文学光芒，能遮盖我从中学时代起就背诵过的《孔雀东南飞》。这还不算之前的《陌上桑》和更早的《羽林郎》，也不算稍后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杜甫的“三吏三别”。不经意中我已把中国诗歌传统的建立，划定在迄今为止至少二千年前的范畴了。
而我阐明中国诗歌传统，是想将这场演讲引入到我的母语。我无意去赞美汉语的古老和活力、浪漫与及物、抽象和精准，等等。我只想从语言发声的可能，将汉语与英语进行比对。汉语普通话有20个声母39个韵母和4个声调，数学连乘的结果大约是3000个。如果拿英语比较，英语只有20个元音20个辅音没有声调，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400个。这样说下去，似乎有将语言技术化和简单化处理的企图，甚至涉嫌粗暴。但仅从声音种类这一项语言特征来比较，英语想要表达的，都能找到对应的汉语；而汉语要表达的，却不一定能找到对应的英语。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汉译英的难度和英译汉的相对容易，也不难理解这一个翻译现实：即使走进现今中国每一家县级新华书店，我们也能找到各语种诗人的汉译本；而要在澳大利亚或其他英语国家同级别的书店，想找一个中国诗人的译本，难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这个不平等的翻译现实，是否证明了汉语诗人进行跨国界写作时，存在先天优势呢？答案恰巧相反。我对语言直接的感受是，诸位使用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种间的区别，在我听来，不过是汉语里山东方言与四川话的区别。拿此类比，是因为我母亲老家在中国山东省人，我夫人是中国四川省人。在家里，无论这两位令我挚爱的女性使用何等地道的方言，在家里都不会影响基本的交流。所以，一个说汉语的中国人面对其它语种的难度，远远大于一个说英语的女士或先生面对德法等语系的难度。仅从语言的所指功能来评价，中国诗人进行跨国界写作的难度，就不是西语诗人们能想象得到了。若考虑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中国人全民学外语时间不过三十年。三十年，对一种语言的感悟和理解，短促和浅显得就可以忽略了。我想，我已表达了这样一个写作现象，一个中国诗人在跨国界领域里的写作，比之西语诗人，要背负着更大更重的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逼迫。首先，他得背负早年的汉语写作丰富性，对他的影响；其次，出自跨国的生存压力，他还得背负非母语，来精准传神地描述母语给他的诗歌经验和思想。事实是，即使在西语系统里，我们也很难寻觅到成功的跨国界诗歌写作者；而做为来自中国的诗人、来自以汉语做母语的诗人，要想在这个领域取得令人信服的跨国界诗歌写作成就，结果应该是、也只能是失败。尽管据说现有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已近百人，其中以哈金、裘小龙、程抱一等为代表。这些自上世纪80年代从中国内地去了美法等国的新移民作家，已现成绩斐然，奇迹般地获得了英法世界读者的认同。考虑再三，我决定以旅居美国的华裔作家诗人哈金作例子，以证明我的判断。
哈金，中文原名金雪飞，1956年生。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1985年赴美，1992年获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 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美出版了三本诗集，三本短篇小说集，两本长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辞海》(Ocean of Words) 1997年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1999年获美国“全美图书奖”，2000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另据哈金本人的访谈和著文，20多年前哈金留学美国，只是一个几乎连英文广播都听不懂的中国人；而十年过后，哈金在跨国界小说写作领域里，却成了获奖专业户。但是，即使此时，我愿意善良地认为，是哈金的英语小说遮蔽了他的英语诗歌。我也无从谈起他的三本英语诗集，谈起《沉默之间》（《Between Silences》）、《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和《残骸》（《Wreckage》）对英语世界的影响。做为一个来自以《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为诗歌传统的中国诗人，面对由狄金森、沃尔特·惠特曼和弗罗斯特建构的美国诗歌传统，哈金在跨国界写作里遭遇的难度，比之他的小说，就显而易见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粗略地比较了东西文化背景和语言间的差异，并辅之以汉语诗人的非母语写作现状加入佐证，试图阐明诗歌在跨国界写作的难度。或者说，诗歌在非母语写作里，踏上的几乎是一条绝径，而不是所谓的难境和困境。没有人可摆脱那种如胎记、或如幽灵般盘居在心灵深处的母语。一个诗人，即使他从地理上摆脱母语国度的氛围，但诗人摆脱不了母语。因为母语是一个比国度更为深厚宏阔的文化氛围，对诗人的影响，可称得上无远弗届。不然，当纳博科夫被人问到用何种语言思考时，只能忧伤而无奈地回答，说他不用语言，而用形象思考。也许，只有上帝知道，世界在纳博科夫头脑里的形象，是通过他的母语而建立的，不是非俄语。
这不仅涉及到诗人渴望得到来自母语的文化认同感；还因诗歌的精微和意味，非母语不能表达。因此，在语言漫长的发展衍变道路上，诗歌是走在母语队伍最前列的头羊。诗人该承担的诗歌责任和该尽的语言义务，就是引领母语穿越时光的尘嚣，通向未来。时至今日，在英语世界里还有几人能读懂莎士比亚的古英语诗歌，就像在当下中国不会人人能看明白古汉语诗歌一样。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诗人面对母语时，滋生的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以及崇高的诗歌理想和抱负。这样说，我丝毫没有反对或贬损诗人在跨国界写作里的劳动。相反，我赞赏、尊重诗人们做出的这种搏命式的艺术努力。多语种的交融和交叉，可拓宽诗人文化视野，加深诗人的思想深度，还可给诗人的母语提供更多的外族滋养品。庞德的《比萨诗章》、艾略特的《荒原》，就幸运地领受过多语种的恩赐。
我只是忧虑诗歌在跨国界写作里的难度。说到底，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灵魂。如弗罗斯特的忠告：“诗是翻译里丢失的那一部分。”在翻译中，真正失去的，是品格，是灵魂。惟有品格和灵魂是无法翻译的。倘若真有这么一天，跨国界诗歌写作的难度，在诗人笔下已荡然无存。也许，诗歌被抛弃的时刻就到了。
这并非危言耸听。起码，当跨国界诗歌写作毫无难度可言时，从纯技术角度来看，就再没有什么能被诗歌翻译所丢失的了。那时，诗人们所书写的，也许只是无品无魂的分行文字，却不是诗。
期待着诗人们解决跨国界诗歌写作的难度，也害怕着、忧虑着。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