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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后记的后记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12-02-04 02:00:00  浏览次数: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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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中旬,我的《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刚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际,责任编辑邵丹女士就对我说,能否将《海上学人》交给她们重版?我说,《海上学人》与《复旦往事》是配对的作品,要重版,最好两本书一起重版。她说,那最好。但这事还得要社长贺圣遂来拍板,刚好我与他有约,就将此事与他说了。圣遂欣然同意,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回是重版书,该不会不让出版了吧!”我们相视而笑。这样,邵丹就开始操作起来。
       那时,我正准备出国,就将两本书的插图光盘先交给她,正文则想到悉尼后复看一遍再交稿。当我将这两本书校订、增补后的电子文本发给邵丹,她准备发排时,却发现光盘中《复旦往事》的图片比原书中的插图少了许多。这只能怪我粗心。当时我要求出版这两本书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拷贝一份插图的光盘,以备日后再版之用,但接到光盘之后,就往抽屉里一放,并没有加以检查,所以不知缺失的情况,——或者当时并未缺失,而是我自己后来在整理抽屉时,弄丢了其中的一张光盘。总之是,现在需要把它补上。本来,这事只要找一下原来的责编也就可以解决了,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分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原来几位经手的编辑大都已经离开,而邵丹又不熟悉那边的人,当然也就无从找起了。我检查了一下邵丹发来的缺失图片清单,发现大都是当时向校史室要来的,就要邵丹去找校史室。但邵丹却打听到这些图片的原照,都藏于复旦档案馆,就直接去找档案馆了。
        复旦档案馆表示愿意提供缺失了的插图照片,这使我很高兴。但邵丹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却了解到一个情况:因为我在《复旦往事》的初版《后记》中说,“回忆文章,当以翔实为要,访谈之外,还需查核材料。可惜我们虽有档案馆之设,而不向我辈平民开放”,校长看到这句话后,曾向档案馆提出了批评,这使他们感到委屈。原来校史室给我的那些照片,就是档案馆提供给他们的。
因为我的一句话,而让别人受到委屈,这使我很感歉疚。但是,我那句话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所根据的,我确实在复旦两个档案机构——人事档案处和档案馆都碰过壁。只是由于我在后记中说得过于简略,没有将问题交代清楚,致使校长将前任馆长做的事,责怪到后任或后后任馆长的头上,就有点冤哉枉也了。不过,我也并非故意要含糊其词,只是觉得我既非名家,这两本书也不是名作,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所以就只简单地提上一笔,却不料引起了误解。现在既然要说清楚这件事,就不得不另写这篇《后记的后记》了。
       在这两本书中,《海上学人》先出。开始时,我仅凭记忆所及,写的是老师的印象记,后来郦国义要我在他主编的《文学报》上开专栏,我也就写得认真起来,查阅资料、采访相关人士,做了些准备工作。因为写的大都是复旦老师,我就请系里开了介绍信,到学校人事档案处看档案,开始时,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拿出几位老教师的档案袋,让我查阅。这里面有他们写的自传,有历次政治运动的材料——包括本人写的检查和别人提的意见以及政治评语和鉴定等等,对我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路历程很有帮助。但是,当这个处的负责人看到之后,就下令不再为我提供档案材料了。这个负责人在中文系工作多年,平时对我笑嘻嘻地很是客气,但到了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就不肯提供方便了。我知道他有管人的爱好,在中文系做班级指导员时,就与工农兵学员和其他青年教师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我赶快收摊退却,最后只提出一个要求:让我复制一张赵宋庆先生的照片,作为书籍插图之用,因为别的地方实在找不到赵先生的照片。但是也被他拒绝了。我于是叫了一个他所不认识的研究生带了照相机到那儿去翻拍,但也被他发觉,下令工作人员不准提供这张照片。所以当这本书的初版本《海上学人漫记》在三联书店出版时,别的文章都配上了传主的照片,独有《复旦奇人——记赵宋庆先生》一篇缺照。后来还是一位读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写信来说,他认识住在镇江的赵宋庆先生的的女儿,可以请她提供照片,我赶忙按他所提供的地址给赵先生的女儿写信,这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海上学人》里补上赵先生的照片。
      《海上学人漫记》出版后,复旦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兄看到,对我说:你这本书所写的大都是复旦教师,应该给我们出的。我说,我写了一些真实的情况,事涉复旦,怕你们出起来有所不便。老高说:这本书我仔细看过了,我们是可以出的。我说:那么以后我再有写复旦人事的书,一定给你们出。
       因为有过这样的许诺,所以当我准备写作《复旦往事》时,就与复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总编高若海打招呼。他们表示很欢迎。
       这时,陈思和接任了《上海文学》主编的职务,他带着他的学生兼编辑助理周立民来请我吃饭,约我写稿。我告诉他,我正准备写一本有关复旦校史的纪实文学,可以给《上海文学》连载。思和说:我和周立民正在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编一套“海边书”系列,你这本书连载完后,就放在我们这套书系里出版好了。我说:我已经答应给贺圣遂了,不好毁约,但我还是担心他们出起来会有麻烦;如果他们出不了,就拿回来给你们。思和说:好,一言为定。这样,此书就边写边在2004年的《上海文学》上连载了一年,书名《复旦往事》还是思和帮我选定的。
      《复旦往事》中第十篇《被扮演的“反革命”》(原名《人生大戏场》)写得较早,其余各篇都写于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写作中当然需要搜集资料,人事档案处是不敢再去的了,于是就到复旦档案馆去试试运气。当时的馆长是我读大学时的低班同学,他有困难时曾经找我帮过忙,而我所要看的,无非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大事记和大字报选之类,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我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一口回绝了,说是档案馆没有收藏这些东西,很客气地将我送出门来。其实,他们是有收藏的。后来徐振保先生借给我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时,就告诉我,这些资料,他在“文革”结束之后,都送了一套给复旦档案馆。
       不过这些事,我在初版后记中都没有写。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做,除了个人作风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管理理念的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想到的不是为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而只看重一个“管”字——把你们都管住,管得死死的。这需要整个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的转变,才能够改得过来。
      《复旦往事》开始连载后,我又将陈思和想把这本书编入他的“海边书”系列之事告诉圣遂,问他是否同意?圣遂说:“陈思和能在《上海文学》上连载,我们为什么出不了书?连载过的作品,出起书来更方便。”他说的是常理,无可反驳。我只好说:“那么,我写完后,就把电子文本和打印稿交给你,不过你们要处理得快一些,万一出不了,我还要思和赶在百年校庆时印出来。”圣遂充满信心地说:“不会出不了的,你放心好了。”
       但是,时间过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发排的消息。我催问圣遂,他说,校方来了个通知,凡与百年校庆有关的书,都要送交校党委宣传部审查,你这本书送去几个月了,应该快批下来了吧。但不久,他却很尴尬地告诉我:宣传部长不同意复旦出版社出这本书,并且给我看了该部长的批复。部长的意见是,这本书消极面写得太多,应该多写积极面。我知道,宣传部长从宣传工作的需要出发,希望在百年校庆时,能多出些宣传复旦光辉事迹和光荣历史的书籍。但我却相信鲁迅的话:“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所以,我只想写出我所经历过的人生,而不去歌功颂德。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这样,我就将《复旦往事》转给陈思和,由他编入“海边书”系列,交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同时,我又增写了几篇人物特写,加入《海上学人》一书,与《复旦往事》同时出版。当时有些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两本写复旦人事的书,不在复旦出版社出版,却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由别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也不便作详细的解释。
       不过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倒没有什么人说我给复旦脸上抹黑。一些老复旦人说:吴中杰所写的,是那么一回事;别的高校老教授也对我说过:你写的虽然只是复旦的情况,其实我们所经历的,也都差不多。这些过来人都肯定了这两本书的真实性,我认为这是对我作品的最高评价。
       因为有了上面所说的这段经历,所以这次复旦出版社决定重版时,贺圣遂才会说出本文开头所记的那句话。
       但时代在前进,我们的观念也应该跟着转变。我希望以前出现过的那种麻烦事不再发生。
  
2011930日于悉尼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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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14-11-20发表
中国的文人,自己著作的指涉在真实性上能受到知情者的认同,也就同样能经受住时间的鉴定。真实性,确实是对涉及历史的作品的最高评价。 封建社会尚有史官,力求真实;当今却反倒成了封杀“真实”,也是怪胎社会的一大奇观。 更感先生走来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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