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何与怀先生新作有感
《新州作协会刊》的2月号中刊登了何与怀先生的新作《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与其它同样题材的作品相似，它试图通过若干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的悲剧作为主线，来反思文革。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篇作品还是没能摆脱一种政党政治的窠臼，这也就是为什么何先生写到文章的最后，无法解读“唱红歌”现象，这当然也无助于理解何以类似文革的人间悲剧仍然层出不穷。
还是从“唱红歌”说起吧。其实并非如何先生文中说的三年而是十年以前，我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那是我在离开了多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广州。我发现在广州大大小小的公园里面每当早晨除了众多作晨练的人以外，还有许多围在一起唱歌的人。经过了解，知道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自动地聚集在一起，愿意的随时加入，觉得唱够了随时离开。开始是少数几个人唱，后来是许多人唱；开始是随意即兴唱，后来有人自告奋勇担当指挥，随便唱成了认真唱；开始只是清唱，后来有人从家里带来了录音机，又有人把歌谱、歌词写成挂图便于大家练习，于是这自由组合的唱便俨然成了正儿八经的合唱团。他们所唱的歌，大都是文革前后流行的“革命歌曲”，而唱歌的人，当然也大都经历过文革的风风雨雨。这个观察告诉我，尽管那些“革命歌曲”会使人联想到文革，然而普通民众对于文革，自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可以随意概括的。
至于重庆的“红歌”活动，无非是官方把民间的这种活动组织和规范起来。严格来讲，应称作“唱读讲传”，因为它不仅限于“唱”，至于所唱歌目，也并非完全如何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些。若有兴趣者，可参考2011年4月21日环球网的报道：《重庆传唱36首红歌》，也可以参考2012年2月7日环球网的报道：《重庆“唱读讲传”香港行昨晚成功首演》。
从“唱红歌”说起，自然就联想到我自己的家庭。自从我的父亲去世之后，我和母亲进行过好几次长谈。围绕着父母双亲的磨难经历，在各种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以及对于我们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谈的内容。其中有一件事令我的感慨最深，那是与一个人有关的。有个我应该称之为“阿姨”的人，曾经与母亲相交甚笃，可是在文革中成了批斗母亲的急先锋，这在母亲的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文革后，她多次主动同母亲联系，表示对过去的悔意，母亲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最终还是原谅了她过去的错误，与她恢复了交往。母亲的说法很平静也很简单，她说，那是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那个人最终也逃不了同样的命运，成了受害者，既然她有了悔意，这就足够了。我的母亲算不上是个性格上豁达的人，而对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侮辱与打击，却能这样宽容他人，令我非常的感动。至于她所说的话，也正好契合了我对文革的思考。
我认为，文革的教训在于：一、对“革命”的过度崇拜；二、极端主义的泛滥；三、人性丑恶的横行。
革命是对现有事物进行完全颠覆的行为。因为要进行颠覆，一切现有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条条框框都被打破。社会革命必然引起社会的震荡与动乱。
毛泽东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倒是实实在在地揭示了革命的实质。现在有许多人叹息中国人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缺失，却很少人能够明白，这种价值的丢失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动乱中逐步丢失的。自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已经非常尖锐。
太平天国可以算是一个标志，从此整个中国陷于深深的动荡之中，战争、灾害一个接着一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1911年前后开始，又增加了革命。战争、灾害加上革命，如同滔天巨浪，裹挟着中华大地，没有人可以幸免。这种革命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达到了巅峰地步。毛泽东，他生于国家陷于内忧外患的年代，卒于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他随革命的浪潮而起，又推动着革命的浪潮，直至翻江倒海。离开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环境下的所有人，他不会崛起不会成功，所以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的错误在于过分执迷于自己的成功经历，把革命当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 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制造的。革命与极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革命成了灵丹妙药，革命的范围扩展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极端主义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了。参与其中的群众纷纷都以达到极端为头等大事，好像越极端就越能体现革命的理念。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足以说明问题， 诸如“宁要革命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连剃了个光头也标榜为“无产阶级”的标志。在极端主义的推动下， 人们可以为了任何的理由——可能是公报私仇、跟上潮流、捞取好处，甚至可能是堂堂正正的革命理想，而对他人实施诸如偏听偏信党同伐异、无事生非造谣诽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人身攻击的斗争。在极端的疯狂下，只要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便人人都是革命者，但同时人人又都是被革命者，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无一幸免。
在革命的颠覆性本质与极端主义的双重作用下，使得人性的丑恶肆无忌惮地横行，这正是我们看到的文革中，种种人间惨剧的根本原因。在种种的丑恶中，最突出的可算是仇恨。不要以为，爱与恨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两样东西，其实在世态炎凉之中，爱与恨是同时并立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爱是通过恨来显示的，爱此至深，恨彼至极。所谓“博爱”、所谓“忠恕之道”，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终极的追求——如果还有这种追求的话。如果说人性本来是善的，但它在人欲社会中会粘上“尘染”，暴露出丑恶的表现，如果说人性本来是恶的，那就更容易兴风作浪了。如果人性丑恶在某些个人中得不到抑制，就会表现出来，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是人性的丑恶在社会上得不到抑制，就是社会动荡泛滥成灾。古今中外，有多少罪恶假借崇高美好的名义而实行，归根到底是人性的缺陷使然。不从人性的深度着手，任何的反思则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人性的丑恶才有可能被抑制。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轮回不已；借此概念观察，历史的悲剧也会重演。轮回的原因是人心的无明；借此概念观察，历史悲剧的重演，在于人类从来没有从人心本性的根本上消除原因。纵观中国，纵观世界，革命的情绪还在躁动中，行走极端仍然是受到鼓励的利益诉求方式，人性的丑恶仍然在每日制造着人间悲剧。现在著书立说反思文革的大多数人，恰恰缺少超越性的思维，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的这番话并不讨好人，这也是我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悲观的原因。
